中华文化因其优质基因和优秀传统而令国人自信自豪。《中国诗词大会》使“礼乐之邦”的诗歌国度亿万观众复甦了诗心，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毛泽东诗词，其间蕴含的哲学理念、道德追求和人文精神，是那样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感染力，都可以为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智慧，为治国理政、全球治理、道德建设提供智力资源。正是诗词中流淌洋溢的那些“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哲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信仰，“民胞物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仁者爱人、修齐治平”的心性修养，“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处世准则……让荧屏上的主持人董卿、几位嘉宾和百名选手，与亿万寻常百姓家的中华观众产生了精神深处强烈的文化共振共鸣!　这正是文化自信使然，也正是艺术魅力使然。

中华文化因其长于化人养心、提升境界而令国人自信自豪。《朗读者》和《见字如面》便雄辩印证了这点。文化化人，艺术养心，此乃中华优秀文艺传统之要义。记得刘勰在名著《文心雕龙》中专辟《鉴赏》章，明言真正的艺术鉴赏首先鉴赏者须进入“虚静”。我想，如欣赏齐白石的国画，你不首先进入“虚静”，怎能悟出其“似与不似之间”的绝妙佳境？但毋庸讳言，在娱乐化大潮中，这种中华文艺鉴赏首先须“虚静”的文明传统竟被首先须“浮躁”的肤浅陋习所取代，似乎艺术鉴赏不再需要追求思想启迪和精神美感，而只需满足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现在好了，感谢《朗读者》和《见字如面》以可贵的文化自觉与坚定的文化自信，靠名家与平民“朗读者”极富文化魅力与美学张力的声声朗读，靠那一封封值万金的书信传递的情感的精神穿透力，硬是成功地驱散荧屏上曾刮起的那股来势不小的娱乐化、低俗化、庸俗化邪风!　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

电视剧《白鹿原》则把陈忠实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搬上了荧屏。该剧忠实于原著独特丰厚深沉的文化意蕴，发挥了长篇连续剧独特的审美优势，把作家陈忠实通过长期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对半个世纪来在封闭的白鹿原山村里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对人性的戕害、异化的独特文化思考和审美艺术表现由文学语言成功地转化为视听语言。笔者以为，电视剧《白鹿原》坚守的历史观、美学观与辩证法，是胜于同名电影、话剧的。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电视剧较充分地注重了文学语言思维与视听音像思维的异同，小说以文学语言为载体，通过假定时间，形成叙事链条，没有具象，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神经，激发读者产生对应的空间联想，以完成鉴赏；而电视剧以视听音像为载体，通过假定空间，靠蒙太奇形成叙事链条，是有具象的，作用于观众的视听感官，激发观众产生对应的相对简单的时间联想。譬如，读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那大观园是靠作家用文学语言描绘出来的，并无具象，一百个读者会凭借各自的想象力想出一百个大观园来；看电视剧《红楼梦》则不然，荧屏上的大观园是有具象的，美工师设计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因此，电视剧充分注意了在历史剧变和人性尤其是性的具象呈现时把握好“度”，以此来保障全剧思想导向、文化意蕴和人性深度的审美表现。

来源：文汇报
作者：仲呈祥
责编：李海峰、宋亚丽

这部反腐正剧掀起一场“全民追剧热”，在IP偶像剧、“小鲜肉”大行其道的市场环境下,该剧依靠演员“在线”的演技、精心设计的剧情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可以说,《人民的名义》还原真实的反腐生态,是近年来优秀国产正剧的代表。能够照进现实,让观众看了觉得不矫情、不做作,紧扣时代脉搏,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部诚意之作。普通观众从这部剧中看到了反腐的信心和决心,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看这部电视剧时,更应该主动“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不是也“身在剧中”,“以剧为鉴”评判一下自己到底是“祁同伟”、“丁义珍”还是“陈岩石”、“达康书记”，能否向剧中的那些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党性坚定的领导干部学习,不做政治舞台上的“两面人”。

人民网刊发评论说， 《人民的名义》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为观众呈现出一部反腐高压下的信念与权欲的博弈，真正诠释了反腐的力度和深度。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反腐败决心和人民检察官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积极响应党中央反腐主题，通过影视艺术手段，刻画和展示中央反腐过程中的曲折经历和感人故事。电视剧题材严肃重大，其中对于官场运行逻辑的刻画生动，故事情节的进行环环相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与关注，引发深刻反思。《人民的名义》反映的不仅仅是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更多的是对于人性的反思，聚焦的是贪腐者和反贪者之间的情感纠结和人格较量。它向人们勾画了一张庞大复杂的权钱之间利益交换的关系网，让人惊悚和愕然。只有深入反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会在反腐斗争中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新浪网发表的评论说，反腐剧回归荧屏，这是国家反腐力度使然。剧中的情节体现了最新的反腐成果，拍苍蝇、打老虎、海外猎狐等，不但突破了以往涉猎的层级和尺度，更在政治生态的剖析和经济犯罪的成因上有了新的思索。我们的社会正处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如何处理腐败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有电视专业研究机构在凤凰网上发表评论，从《人民的名义》热播现象去探讨产生的积极意义，认为《人民的名义》收视好评双收，这是电视剧行业趋向精品化发展体现。评论中指出，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热播，收视率不断攀升，好评如潮，网络日播放量达70 亿，《人民的名义》填补了近几年反腐题材的空白。《人民的名义》一开播就稳居收视率宝座。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电视剧观众的素养在提高，市场对“IP+小鲜肉”的重营销模式已经表现出疲态，想要靠小鲜肉炒作圈钱已经不再行得通。另外一方面也给我国电视剧市场发出了向好的信号，对我国电视剧行业的精品化发展有积极意义。《人民的名义》获得好评，也说明只有用心生产的精品剧集才能真正得到市场认可，而市场能够给出的回馈也十分慷慨。国产电视剧市场轻“质量”重“营销”，轻“演值”重“颜值”的现状或将有可能得到改变，精品化发展将成为国产电视剧市场的大势所趋。

来源：新华网  人民网  新浪网  凤凰网
责编：李海峰、宋亚丽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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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仰的力量——庆祝建党95周年全媒体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仰的力量》以人物故事为载体，回顾党的历史、宣传英雄事迹，为庆祝建党95周年营造了浓厚氛围。

《信仰的力量》今年6月20日在广东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地面频道等同时播放，7月1日起在人民网、新华网络电视台等推出后，受到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

与会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认为，《信仰的力量》导向正确、史实准确、结构合理、制作精良，全景式地反映了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建立、成长、壮大，从革命党发展到执政党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共产党人力量的源泉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有助于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爱国报国情怀，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信仰的力量》被中宣部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确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该片的音像出版物已由学习出版社和太平洋影音公司联合出版发行。

电视剧《传奇大掌柜》海报

电视剧《传奇大掌柜》近期在央视八套收官，该剧自开播以来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以及良好的社会口碑。这是一次民国酒店大亨的成长之旅，同时也是作为“商业神话沃土”的民国再一次在荧屏上被演绎。

事实上，自从《大宅门》（2001）之后，许多商战剧都热衷于将故事的历史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时期。这段中国近代史上阶层流动和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动荡的时局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为情节的起伏与波澜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此后，《大染坊》（2002）、《百年荣宝斋》（2008）、《大掌柜》（2010）、《向东是大海》（2012）等一系列民国商战电视剧先后登上荧屏。这些电视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主人公的逆袭轨迹几乎都是从一文不名的底层边缘人物发展为傲视一方的富商巨贾。

但是，从主流历史叙事与知识写作的角度来看，笔者很难认同兵荒马乱、人心沦丧的民国时期是接连不断缔造商业神话的最佳契机。但从传奇演绎的角度上来讲，正是主人公们在时局逆境中逆流而上、反败为胜的故事，为观众的心理和情绪带来了起伏跌宕。跳出《传奇大掌柜》来说，历史上的栾学堂曾因饭店盈利分红不均多次引发丰泽园内部的劳资纠纷，堂头徐永海还曾带领员工与栾学堂对簿公堂致使丰泽园停业五个多月。但是，剧中栾学堂与徐永海不仅是八拜之交，而且栾学堂是为了丰泽园的存续才转移资产，最终懊悔不已的徐永海磕头下跪向栾学堂认错。这样看，因历史带来的创伤在对历史自身的演绎中治愈，成功“逆袭”成为掌柜之后，栾学堂的“浩然正气”也被供奉至强势人格的神坛之上。从而，剧中丰泽园的屹立不倒成为了剥离历史存在、被再度神话的商业神话。

这也就是清末民初题材的商战剧与现代商战剧不同的关键所在。在现代题材商战剧中，超越对手并实现商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依靠的是高超的谋略与高明的技术手段，就像《暗香》（2009）、《青瓷》（2012）、《童话二分之一》（2012）等剧中所描绘的甚为复杂的商界人事斗争与经营技巧。相比之下，在许多清末民初题材的商战剧中，决定成败关键的往往是历史走向的急转直下或者急剧上升，个人因素和主观意志往往被历史洪流所裹胁。就像《传奇大掌柜》中丰泽园的每次停业都是因为当局勒令或者得罪权贵，无论是日本人、国民党还是地方警察，使他们重新开业或者繁荣的还是同样一批人。至少在剧中，除了偶尔推出“特价菜”“新菜”暂时压制对手，因为栾学堂或者厉秋辰的经商技巧而影响各自饭庄兴衰的事件一次都没有。再比如，故事从丰泽园与济丰楼两个饭庄之间的商业竞争展开，美食在剧中频频登场，但我们在剧中却看不到任何对美食细节、烹调流程与品味方法的展现与解说。正是因此，该剧看起来像是在传达，烹饪水平与经商之道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决定成败得失，只有时局和历史才是个体命运的最终操纵者与审判者。虽说，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理所当然会产生共频共振，但人类作为拨动世界巨钟指针的唯一载体，至少不应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与《大宅门》中的医药业、《大染坊》中的纺织业、《向东是大海》中的基础工业与国际贸易业等关乎民生和经济命脉的行业不同，如何将满足“口腹之欲”的餐饮业、美食界同国家命运和历史趋向相勾连，《传奇大掌柜》的编剧显然花了不少心思，于是便塑造了一位“莫名其妙对中国美食着魔”而“不惜破坏大东亚共荣的团结气氛”的日本军官矢野。一名负责维持北平治安和社会秩序的连队长，竟然卸下繁重的军事任务频繁周旋于北平城各大饭庄之间，偏执于品尝美味佳肴。但正是矢野对美食的过分苛求，才将北平餐饮业的脉动嵌套进了民间抗日救亡的革命运动中，不得不说，这样的解构多少有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诞。不光是矢野一个角色，从对厉秋辰和胡济祥两名大反派的喜剧化塑造中管窥全剧，《传奇大掌柜》中的餐饮业的救亡革命就是不停地“请客吃饭”。

纵观近年的中国电视剧，利用“屌丝逆袭”作为故事架构的作品不在少数，《芈月传》《女医·明妃传》皆是如此，而且每一部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成为炙手可热的大IP。日本的《半泽直树》也受到中国观众的热切关注，甚至引来日本媒体对此事的报导。从故事上来说，《传奇大掌柜》就是小叫花子“狗剩儿”成长为北平第一大饭庄丰泽园掌柜栾学堂的“逆袭史”。但仔细想来，这部剧中栾学堂的主角光环有点过于明亮，他总能轻松化解危机并达到最终目的，比如栾学堂还是跑堂学徒时阴差阳错给冤家胡济祥送菜，然而胡不仅没有对栾发难，反因栾学堂的一番话称他为自己的“贵人”。又如张作霖欲在济丰楼大开杀戒时，栾学堂用一些溢美之词竟安抚了盛怒之中的张作霖。栾学堂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性格虽令人钦佩，但编剧应当成熟考虑故事逻辑的合理性。确实，逆袭故事中的主人公能满足大多数观众对“人生巅峰”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诉求，并与未发迹的主人公产生情感上的同质共鸣。这种心理就是将主人公的命运与成就投射到自己的真实生活中来，为迷幻的梦想主题寻找现实土壤。那么，逆袭故事受到大众迎合和追捧背后所蕴藏的社会心理架构，其底层松动与嬗变趋势，应是值得注意的。

抛开戏剧化演绎历史与价值观念不论，《传奇大掌柜》在呈现老北京韵味和营造民国时代氛围上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该剧将25位北京人艺的演员以及6位国家话剧院演员汇聚起来，以他们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和现实生活体验支撑起故事的质感与厚重。谷智鑫、何冰、杨立新、杨佳音、原雨、梁冠华、韩童生等人的表演都十分出色，他们各自对角色的理解与塑造恰是本片的最大看点。归结起来说，《传奇大掌柜》之所以“传奇”，是因为它将剧中动人的表演、失焦的历史与迎合观众的“逆袭心理”互相中和杂糅，共同演绎了一出民国动荡时局背景下“戏说丰泽园”的大戏。

关于乡愁，台湾诗人余光中曾有过一首非常著名的小诗，那句“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曾是很多中国人的口占名言，也就是这首小诗，或者又令“乡愁”两字带上了更多的淡淡情伤，更多的文人情怀，所以，这次中央电视台推出这部《记住乡悉》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人雅士、士子情怀里对故土家乡的依恋，那仍然是文人气息十足，仍然是淡淡的伤感情怀。

　　位于海拔1200米的南太行山上的郭亮村，被称为“崖上人家”

让我对“乡愁”这两个字的印象产生颠覆性改变的，是《记住乡愁》第二季第1集《郭亮村》，镜头的主角是河南省一个偏远山村，纪录片的内容是展现四五十年来这个地处大山深处似要被世界遗忘的小山村里发生过的战天斗地也惊天动地的现实故事，一个发生在当代的十三愚公挖山开路的真实事件，故事的主题被定义为“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易经》里的一句话，也许那些40多年前开山凿路的郭亮村勇士们根本不知这《易经》所为何物，但他们的所做所为确实又是如此的通天接地，连古贯今，纪录片用非常现代化、非常富质感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这个发生在1970年代的老故事，也讲述了这段老故事与当下的紧密关系，和因果关联。

它首先是美的，山美，水美，人美，乡土风情美仑美奂，但它更是一股凝聚了不服输、舍不得、放不下的对故土的热爱之情，这让人想起当年发生在远古的愚公与历史上无数位智叟们之间的对话，智叟们总以为既然太行、王屋于前，愚公与他们的子孙何不搬上家当、行李跑到一个更为平坦开阔的地界落户，何必一定要代代挖山，一定要在自家门前开出一条坦途？

乡愁啊，它岂能只用思乡之情一言以概？写在《易经》里的自强不息又岂可只用几分文人激愤一言以概？无论是当年的愚公们，还是现在的郭亮村勇士们，他们思维与行动的落脚点其实从来就不是什么“愁”，从来就是这个“乡”。

　　郭亮人纯手工打造了壮美的郭亮洞

这个乡，可以是小小的郭亮村，可以是整个太行、王屋山的大山之阴，但它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的五千年历史文化，是这个国家五千里历史文化里凝聚起的那4个字：自强不息。纪录片里用巧妙的摄影表现了被打通之后长达2000多米的郭亮洞的全景，我个人觉得那些镜头颇富有哲理的韵味，富有价值观和意识表态的五味杂陈，它们把一片嶙峋巍峨的大石头拍出了强烈的生命感。

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触。

也许这缘于我对这部纪录片里记录下来的故事感触太多罢。

由中央电视台超一流制片团队，超一流摄影团队，以超一流的摄影器材，超一流的编导技术，对郭亮村这宗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质朴创业故事的吸引力的释放，可以让人一下子从中感知到他们镜头背后的深许用意，一路看下来，更知道，虽然他们的镜头表现的是现实里的山川人物，但纪录下来的却是每个故事里的历史哲思，凡是被镜头捕捉到的小小村落（每季60个，两季120个），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续不息的一段文化基因。

　　廉村的建筑，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山墙悬鱼”

第二季里还有一集，表现的是福建省一个叫廉村的小村落，故事从廉村的由来历史说起，再讲到中国民间罕见的廉政文化在如今村子里的种种仪式化遗存，但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廉村至今仍然保留着族长召集、长老议事的传统乡村治理，这完全是脱离于当下主流官方的乡村治理制度之外的民间传统----只说这是传统其实也不准确，因为这种族长召集、长老议事仍然具有实际的效用，发挥着许多官方治理制度都达不到的实用作用。

从文化意义上说，这是一块中国乡村治理制度的活化石，大千神州，朝代更替，政制前行，但这如此传统的长老议事制度却可以贯穿古今，从未废止，令人称奇；而从另一方面的社会意义上说，这种长老议事制度正好证明了中国社会里的民主基因深埋在自身历史的最为细枝末节之处，它们一直完整地传续了数千年。所以，正如我之前得出的结论，《记住乡愁》让我们真正要记住的是不是“愁”，而是“乡”。

《记住乡愁》的打动人心之处，不是滥用微观的镜头语言做表面化的煽情，而是意在用丰富的细节表现触起你的思考和回忆，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效果，依我看完全可以在经过合理的剪辑处理之后，拿到商业院线做大银幕上发映，它已经让中国纪录片的品质直接从家庭收视迈向更合乎电影标准的公共场合公映，开创了中国纪录片史上的又一个新纪元。

　　肇兴侗寨鼓楼无需修饰就足够具有“冲击力”

我不想用什么“强大的冲击力”来概括这部纪录片的影像，因为在电脑特技异常发达的今天，摄像机可以客观表现在画面永远也无法追上电脑特技的创作，而且，这只是一部纪录片，一部必须不经任何特技处理的纪录片；但我们在这部纪录片里仍然可以看到，摄影机对主体细节的描述，以及描述过程中对光影的使用，都使那些本来存在于一个个小山村里的山川河流、人物风景、行走坐卧，变得比客观的真实更富真实感，诸多被拍摄到的小村人物们的眼神透过镜头可以与观众产生直接的交流感，他们对观者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触动和冲击，也就是说，它的镜头其实并非如纪录片教科书上写到的那样客观，而是在调动和聚集着感情，令这些镜头语言本身就充满了感情。

还是那个郭亮村，40多年前的十三勇士们打通了郭亮洞，之后小村就迎来了改革开放，或者说这条郭亮洞正是郭亮村的改革开放，郭亮村的人们因之可以纷纷走出小村，进入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做官的做官的，做生意的做生意，打工的打工，但片子并没有如之前的此类作品到此处就戛然而止，它接着纪录了那些沿着郭亮洞外出奋斗的许多人，尤其是许多成功的人们，现在又纷纷回到了这个家乡的小山村，带着智慧、经验和财富，回来改造家、建设家乡，由郭亮洞通开的一条长达40多年的郭亮村人的奋斗之路，因为他们如此的折返轨迹而变成了一个圆满闭合的环形。

如此看似轻描淡写却非常深刻的用意，这在《记住乡愁》里还有许许多多，那些镜头里的由客观的山川人物搭建起来的现代中国乡土社会之世道人心，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之间的默契共鸣，在这部庞大的纪录片的悠长播放中渐渐释放着，作为观众，你能跟到哪里，你能感知到哪里都是你自己的事，但无论跟到哪里，感知到哪里，也都令人惊喜，令人深思。

　　来源:中国网中国视窗
责编：宋小

这部美术文献片由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联合制作。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家们以振兴中华文化艺术为己任，吸收西方的艺术营养，萃取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迸发出惊人的艺术创造力，留下了很多杰作。杨晓阳说，记录这段美术历史的纸质出版物很多，而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选择影像技术和电视、网络传媒，会更加直观、鲜活地记录、传播美术家的艺术创作与生活状态。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江舟全程参与了这部文献片的创作，他介绍说， 《岁月丹青》系列工程由两大板块组成：首先，收集、拍摄艺术家的文字、图片、影像素材、实物等文献，每位艺术家的影像资料不少于4小时。这些文献将永久保存在中国国家画院影像文献资料库，成为共和国美术的珍贵资料，以供今后研究之用。第二步是从拍摄、收集的素材中萃取精彩片段，制作成电视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播出，并结集制作成音像出版物，面向全国发行。在拍摄的过程中，黄永玉、力群、孙其峰、贺友直、陈天然、方成等多位老艺术家已是年逾九十的老人，当他们了解到这部片子的重要意义时，都非常支持。他们在健康状况欠佳的情况下，仍积极配合采访和拍摄，并提供了很多文字、图片资料。著名版画家力群完成拍摄后不久去世，但值得欣慰的是，摄制组记录下了他艺术人生中的最后影像，使其艺术生命得以在影像中永存。

杨晓阳介绍说， 《岁月丹青》系列工程是一个新载体、全方位、全覆盖的大型美术影像文献工程。“新载体”是指该工程运用音视频记录的方式，通过老艺术家本人和师友、理论家的口述，还原艺术家一生的艺术经历。“全方位”是指该工程囊括了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公共艺术、漫画、书法及美术理论在内的几乎所有造型艺术门类。“全覆盖”是指该工程覆盖了老中青三代所有年龄段的优秀艺术家。本次结集出版的60集，从2010年10月开始启动，至2015年10月完成制作，历时五年，是该系列工程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将继续拍摄《岁月丹青》系列70岁以上老艺术家的其余部分，还包括《岁月丹青》 “口述新中国美术70年”（三集） 、 《岁月丹青》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和《岁月丹青》中国国家画院“一人一品”系列。正在制作中的三集“口述新中国美术70年” ，旨在通过艺术家讲述、历史影像呈现的方式，展现中国美术从延安时期发展至今的恢宏图卷。

“让历史告诉未来”抗战题材纪录片奖项揭晓

“让历史告诉未来”抗战题材纪录片奖项揭晓

“让历史告诉未来”抗战题材纪录片奖项揭晓

“让历史告诉未来”抗战题材纪录片奖项揭晓

“让历史告诉未来”抗战题材纪录片奖项揭晓

来源：黄河新闻网
责编：宋小

——2014年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摘编）

365滚球直播

项目负责人：张 显

首席专家：仲呈祥

总撰稿：赵　彤

咨询专家：刘效礼 李　果 张 琳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纪录片《大黄山》剧照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剧照

顶层设计突出中国特色

1.“中国梦”成为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研发和播出主旋律中的最强音

2014年开年以来，贯彻“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要求，成为全国广电系统和民营电视机构的首要使命。“中国梦”主题创作迅速在电视剧、电视综艺栏目、纪录片、微视频节目和电视公益广告等门类中得到多姿多彩的呈现。例如，政论纪录片《百年潮·中国梦》和文献纪录片《中国梦·中国路》以宏大的视野阐述了中华民族对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以昂扬的叙事基调传达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布局。1月1日，电影频道开始“中国梦”主题展播，以主题集纳的形式，先后播出了《目标战》等10部影片。中央电视台开年推出的新栏目《中国好歌曲》，以演唱自创歌曲的形式，展现了“中国梦”及成就每个人梦想的生动景象。北京电视台推出了微纪录片《中国梦365个故事》，以连续的形式、简短的篇幅，展现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的奋斗与辛劳。此外，在2014年的电视荧屏上，“中国梦”已经深深植根于各类电视节目中，成为年度电视传播中的关键词，也成为中国电视观众耳熟能详的主题词。

2.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为电视艺术和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

《意见》的出台，不仅促使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严肃地面对“互联网思维”这个课题，也激发广电系统努力探索“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的课题。

4月15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4年全国电视剧播出工作会议上宣布：为平衡卫视综合频道节目构成，强化卫视频道综合定位，优化频道资源，丰富电视剧屏幕，自2015年1月1日开始，每晚黄金时段联播同一部电视剧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时，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金时段播出电视剧不得超过两集。此项调整被业界简称为“一剧两星”，该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自2015年起在电视剧市场格局中长期存在的“一剧四星”模式的终结。

3.传统文化元素、文本和观念大规模映现电视荧屏

伴随着国家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以及近年来电视文化对中国古典文献经典的通俗化表达，特别是受2012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和2013年电视栏目《汉字英雄》《成语英雄》和《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成功案例的启发，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3年12月31日发出《关于积极开办原创文化节目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通知》的引领下，2014年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文本和观念，大规模地映现于我国电视荧屏。

在纪录片领域，安徽卫视与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携手联合制作了《大黄山》，以黄山为基点视野纵横，聚焦自然名胜和地域文化，由黄山而安徽，从安徽到中国，辐射传统文化的天人气象；洛阳电视台出品的《牡丹》，以牡丹在传统文化中富贵吉祥的寓意为主线，连接起历史掌故、现代脉络、种植传播和花农的生活，透过中州之地洛阳来讲述中国人的幸福向往；湖北卫视推出的《楚国八百年》，自商末楚族南迁为起点，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春秋至秦统一，讲述楚文化的独特风貌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突出华夏先秦文化中楚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央电视台出品的《舌尖上的中国2》《诗行天下》和《茶叶之路》，聚焦点都在民族文化的物产、精神和气质方面。

在电视栏目领域，天津卫视开办了以普通人传统戏曲演唱为特色的真人秀节目《国色天香》；江西卫视推出了以传统文化综合知识为竞赛内容的《挑战文化名人》栏目，出场嘉宾大多身着民族服装；浙江卫视开办了《中华好故事》，贵州卫视开办了《最爱是中华》，河北卫视开办了《中国好民歌》。浙江卫视推出的《奔跑吧，兄弟》第一期，也是以“白蛇传”故事为线索来开启节目。

4.电视文艺节目特色突出

2014年，我国电视荧屏可谓“大作”云集。一方面大型电视剧持续映现；一方面以季播为特色的大型电视文娱栏目成为省级卫视着力打造的重点；一方面纪录片在“大片策略”引导下新作迭出。

电视剧量质齐升，家国情怀浓郁

2014年，从电视剧播出情况看，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方面，出现了《毛泽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和《开国元勋朱德》三部重要作品。《毛泽东》和《开国元勋朱德》均以辛亥革命为叙事起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两位杰出代表，在历史大变动中怎样确立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信仰选择，怎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磨砺与奋斗。《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为叙事时段，描绘邓小平同志为拨乱反正和开启改革开放蓝图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在艺术形象的处理上，三部作品均特别注重将杰出人物的情怀与普通人的情感相融汇，在大时代、大转折的时代风云之中，展现他们为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作出的不懈追求与奋斗。三部作品也特别突出了三位伟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境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光彩。这些作品的播映，与当前“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紧密合拍，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宗旨一致，完成了在对历史的缅怀中激荡前进的美学追求。

2014年，我国电视荧屏上，古装题材作品数量下降，近现代题材作品数量增多。在革命历史传奇剧方面，《十送红军》《铁血红安》《战神》《战将》等作品，取材历史人物和事件，在长时段的故事格局内，用英雄主义的基调展开战争美学的叙事，着力渲染血性男儿的风骨和智慧。在对现代史题材开掘中，《北平无战事》和《长沙保卫战》两部作品引人瞩目。《北平无战事》以高视点和“显微”视角，剖析了1948年至1949年中国历史转折的经济与社会动因，揭示出人民选择共产党、抛弃国民党的历史必然趋势。《长沙保卫战》以史诗剧的风格，全景式地描绘了1938年至1942年三次长沙保卫战的战争风云，作品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描绘有了新的探索，对中国抗战的世界性意义给予了新的评价。电视剧《大河儿女》则在抗战的背景下，讲述了民族产业阶层命运与精神的嬗变轨迹。

在当代题材创作方面，2014年我国电视剧注重以幽默和喜剧风格吸引观众。年内播出的《父母爱情》《马向阳下乡记》《一仆二主》《离婚律师》《大丈夫》《青年医生》等作品，突出角色之间的年龄、阶层、职业和心理等方面的“断层”，通过错位情境造成喜剧氛围，通过角色的幽默性格来化解纠结的心态。这些作品中描写矛盾，强化冲突，但不强化对立，角色性格不仅有棱角，同时又相当有弹性。这些作品以温婉的情理叙事，用“小清新”的风格达成了对哲理意味与人生况味的阐释。2014年，两部公安题材电视剧《湄公河大案》《清网行动》和军事题材电视剧《舰在亚丁湾》，均取材于近期时事，突出题材对现实的贴近性，努力展现当代军人和公安干警担负的新使命和忠贞的奉献情怀。

2014年，电视剧《原乡》在当代题材开拓方面具有创新意义。本剧首次将在台老兵返乡探亲的历史事件搬上荧屏，在描绘返乡的周折与喜悦中，回顾了两岸分隔给一代人造成的痛苦经历，通过人物内心的展示，表达中国人心中血浓情深的故国情怀。

2014年，改编文学题材的创作在我国荧屏上引起的关注集中在两部作品上。一部是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红高粱》，一部是由网络小说《古剑奇谭》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两部作品都以对原作的衍生开发为资源。前者借助文学的影响，以上世纪80年代小说读者为潜在受众，又着力借助新世纪某些热播电视剧的情节衍生，收视率虽然不低，但社会评价却褒贬不一。后者借势于“剧网融合”的观念，改编热传的网络小说，顺应当代年轻观众的影像品位，赢得青年观众群体的广泛关注，但在教育引领上似有不足。这两部改编作品的得失值得业界深思。

电视文娱栏目形态风格多样，影响力凸显

2014年，我国电视文娱栏目的形态更加丰富，风格更为多样，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1月3日，中央电视台推出新栏目《中国好歌曲》、江苏卫视推出新栏目《最强大脑》、湖南卫视拉开《我是歌手》第二季帷幕。这标志着在我国电视荧屏生态中，继“开年大剧”出现之后，又出现了“开年栏目”这一形态。

2014年，我国电视文娱栏目创制的新特点有四个方面。一是以《最强大脑》《中国好歌曲》《中华好故事》为代表，智力竞赛型节目强势登场，突破了表演型节目雄踞荧屏的格局。二是以《中国成语大会》和《挑战文化名人》的出现为代表，弘扬中华历史文化光彩的栏目群落更加壮大。三是喜剧类文娱栏目大量涌现。四是季播时段更加侧重暑假时段，显示出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对吸纳青少年观众的高度重视。

2014年，歌唱类电视文艺栏目的新变化引人注目。一是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中国好歌曲》，开启了原创原唱的竞赛方式，将十多年来比拼“唱功”的歌唱类栏目，推向了比拼“创功”的新阶段。一是河南卫视开办的《金色好声音》，将参赛选手的年龄规定在50岁以上，改变了以往歌唱类节目以年轻选手为绝对主体的局面，丰富了歌唱类节目从选手到受众的社会层面。

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我国电视文娱栏目影响力的外溢效应，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强势地显现出来。在湖南卫视2013年推出的真人秀亲子栏目《爸爸去哪儿》的带动下，2014年春节期间衍生于该栏目的电影《爸爸去哪儿》上映，取得了惊人的票房成绩。由湖南卫视歌唱类栏目《快乐男声》所触动，纪录电影《我就是我》讲述了一群参加该节目选拔的“90后”选手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在2014年第四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选中，荣膺最佳纪录电影奖。

电视纪录片乘势而上，人文情怀广受赞誉

2014年，我国电视纪录片借助国家主管部门的扶持之策，传播渠道增容、节目数量增大、作品质量增色。365滚球直播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效礼认为：“2014年我国纪录片虽然没有出现特别耀眼的作品，但在纪录片创作领域，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积极探索颇有成绩，区域团队积极有为，星火遍布，燎原之势为期不远。电视纪录片的收视群体持续扩大，说明观众的欣赏品位和社会文明素质在不断提高。”

2014年，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北京纪实频道和上海纪实频道相继上星。这是继2012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开办后，推动我国纪录片发展和繁荣的又一重要策略。2014年，以《百年潮中国梦》《中国梦中国路》《中国梦我的梦》《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等作品为代表，我国纪录片创作迅速承担起“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的使命；在继《长白山》《海之南》《江右》之后，2014年安徽卫视出品的《大黄山》、湖北卫视出品的《楚国八百年》、天津卫视出品的《五大道》、四川卫视出品的《天府》、江苏卫视推出的《中国大运河》和《淮河六章》以及洛阳电视台出品的《牡丹》、南京电视台推出的《百年南京》，推进着以地域文化、历史情怀、现实观照、自然风物为特色的区域纪录大片的进程，它们及其前作正在形成一个纪录影像中的省域形象系列，对丰富国内外观众更加细致、生动、多元地认识幅员辽阔的中国作用巨大。

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我国纪录片创作以此事件为焦点，陆续推出《甲午惨败之谜》《长恨歌——高升号事件揭秘》《北洋海军兴亡史——甲午海战120年祭》《甲午甲午》《甲午祭》以及《船政学堂》等纪录片，形成了2014年中国纪录片创作中的“甲午关注”。这些作品长短不一，视角有异，叙事方式不同，但其勇于正视历史悲剧、剖析悲剧成因的基调是一致的，作品在痛彻之外，强烈地呼唤着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切渴望与坚定信心。

2014年，我国纪录片创作的另一个题材聚焦点是互联网。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和《商战之电商风云》，细密地追述和跟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对当代社会、乃至未来产生的巨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看，这两部作品既是对大众的科技普及之作，也是对大众的观念启蒙之作。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与青睐的时候，它们宣谕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创新和向前看也是民族复兴的必有之义。2014年，《舌尖上的中国2》姗姗来迟。这部以周播形式呈现给观众的作品，努力地期待着超越前作《舌尖上的中国》，在叙事重心和叙事方式上做出了新的尝试，却未能尽如所愿。它在播出后引发的争议，为我国纪录片创作提出了必须思考的新课题。

与视角高阔、镜像博大、专家云集、资料运用占比甚大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自然地理纪录片不同，2014年我国人文社会类纪录片，以观照生活和普通人的温暖情怀，以直视当下存在、描摹生活细部、记录鲜活世事的姿态，高扬实拍、见证与原生态的旗帜，为我国纪录片创作贡献了许多优秀作品。5集微纪录片《医》（9分钟/集），追踪记录了5位医生在2014年工作生活的片段，从敬业爱人的角度，展现了当代医生的奉献精神。在医患矛盾尖锐的社会语境里，这部纪录片表现出敢于正视社会问题的勇气，彰显了纪录片不仅以观察社会为使命，更以影响社会为责任的担当意识。《高三（16）班》（37分/集，上中下），跟踪拍摄了甘肃会宁县第二中学高三（16）班，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高考结束这段日子里，为迎接高考,班主任侯小兵老师与学生们承载的压力。作品对应试教育的利弊，以及家长、学生、教师对高考的心态，给以客观记录。在教育改革再次成为社会议论焦点的时候，这部纪录片所记载的泪水、疲惫与笑声，都足以让人们深思如何更好地为农村少年的梦想插上翅膀。

电视动画片跨界融合，多方联动

2014年堪称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元年。IP的影响力、衍生力以及高度的用户黏合力，最大限度地激发协同效应和长尾效应，实现品牌的持续发展。动漫产业正逐渐进入跨界与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在积极引用时代元素、借鉴外国动画成果、继续创作原有品牌系列电视动画作品的同时，由品牌动画片衍生出的一系列动漫大电影的上映，成为2014年动画品牌横向发展的一大特色。国产动画品牌《熊出没》《喜羊羊和灰太狼》《秦时明月》《猪猪侠》等运用最新制作技术，相继推出了新版大电影。

互联网及其他业态的跨界融合，激发了动漫产业的新思维和新模式，涌现出一股带有互联网基因的新生力量，以新玩法和新标签活跃在2014年的原创动漫市场上。

《美食大冒险》系列动画片，赋予角色形象全新的故事和关系脉络，以独特视角解读世界各地知名美食、著名历史事件，将中外饮食文化、风物名胜等通过各类有趣历险故事加以展示，呈现一段美食与功夫的传奇，展现了中国原创动漫近年来在动漫题材和制作品质上的创新与突破。

《正义红师》用准二维加三维的高水准制作，讲述了中国军人在遇到来自外星未知威胁时，使用高新科技武器保卫家园的热血励志故事，是国内首部军事科幻题材动画作品。该片在央视少儿、上海炫动、南方少儿等频道热播，掀起了观众的红色动漫收视潮。

《魔晶猎人》讲述了几个少年为了实现成为魔晶猎人的梦想，在与龙兽的竞技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懂得宽容、懂得生命可贵的真正勇者的故事。《魔晶猎人》采用视频网站周播的首播模式，在开播之前已有同名漫画连载。2014年ACG（动画、漫画、游戏）联动的成果可圈可点。这部集热血、励志、神话题材于一身的动画片不仅贯穿了太极、阴阳、四象、九宫等国学元素，更有与大自然紧密结合的元炁、经络等国学知识，无论内容还是美术设定均呈现出浓郁的游戏元素和特质。

脱胎于游戏的３Ｄ电影《龙之谷：破晓奇兵》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注。与传统的基于电视动画派生之作不同，该片更多借鉴好莱坞宣发思路，直接试水游戏与电影的联动模式，从而摆脱了国产动漫低龄化的先天窠臼，在内容题材和受众定位上均具备更广阔的延伸空间。

2014年，《十万个冷笑话》首开动画和漫画联动的先河。作为一个诞生于互联网的动漫作品，《十万个冷笑话》在从漫画到动画再到大电影的演变过程中，最初的各式吐槽、无厘头元素也融入新的内容和内涵，在保留原始特质的前提下发挥足够的创意与新意。

电视公益广告正能量十足

2014年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特点是：第一，迅捷地反映时代主旋律的召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央台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广告《传统艺术篇》《中国梦圆梦篇》和《中国梦库不奇治沙篇》等，以凝练的意象或典型的情境，传达了时代所尊崇的精神追求。第二，凸显公共文明和道德建设的切己性和重要性。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文明中国人”系列（《电影院篇》《电梯篇》《开车篇》）、“中国好司机”系列（《灯光篇》《特技车手篇》《工程篇》《安全座椅篇》）、“文明道德”系列（《电梯安全篇》《公园环境篇》《文明乘车篇》《地铁安全篇》），将公共文明与公民切身安全、舒适结合起来，把外在文明规约转化为个人需求。第三，以青少年为传播对象建构公益主题。201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头儿子”系列公益广告（目前播放四支，包括《坐飞机讲礼貌篇》《文明遛狗篇》《看演出懂礼貌篇》和《文明观赛篇》），借助在青少年中广有影响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卡通人物形象，讲述公益小故事，别有新意和影响潜力。此外，“文明中国人”系列、“文明道德”系列也运用纪实与卡通转化的方式，来吸引青少年观众接受所传播的公益价值内涵。

恩加齐表示，中国影视剧在坦桑尼亚受到追捧，一方面因为其故事情节都经过很好的艺术加工，更重要的是其中都充满浓郁的亲情元素，没有低俗情节，适合各阶层欣赏。中国电影和电视剧进入坦桑尼亚，正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形式，电视剧打开了坦桑尼亚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使坦桑尼亚人汲取中国发展经验。

“我喜欢中国电视剧，尤其是《咱们结婚吧》，果然的形象在乌干达也有，我每集必看，非常感人。”记者一上车，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出租车司机菲利普就说起了中国电视剧。2014年下半年“北京电视剧非洲展播季”在肯尼亚、南非、乌干达、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举行，通过四达时代非洲频道为非洲观众播放了《咱们结婚吧》《奋斗》《北京青年》等6部电视剧，菲利普就是通过这个渠道看到的《咱们结婚吧》。菲利普说，现在乌干达人非常喜欢中国电视剧，既可以看到中国人如何处理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又可以增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据记者了解，自2011年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斯瓦希里语版成功登陆坦桑尼亚起，已有包括《金太狼的幸福生活》在内的多部中国电视剧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及、塞内加尔和赞比亚等非洲国家播出。越来越多非洲人通过观看当代中国电视剧了解中国社会，越来越多非洲人对中国产生兴趣，以影视为纽带，相隔万里的中非两国民众越走越近。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刘东对本报记者说，目前在坦桑尼亚播出的5部中国电视剧都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家庭伦理体裁电视剧。坦桑尼亚人家庭中也有类似的矛盾，容易引起共鸣，奋斗剧也是年轻人喜欢的体裁。刘东说，这些电视剧都是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国际广播电台精心挑选的，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会根据坦桑尼亚方面提议和反馈提出建议。刘东说，坦桑尼亚人通过这些电视剧来了解中国，电视剧拉近了他们同中国的距离，自然也会关注中国。

四达时代董事长庞新星对本报记者说，目前四达非洲国家节目平台共有320个频道，用英、法、葡、斯瓦希里、豪萨等8种语言播出。四达时代2014年在内罗毕开建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的非洲总部及影视译制基地，总投资8000万美元，预计2015年底建成。影视译制基地投入使用后，将具备1万小时/年的译制配音能力，逐步形成选片、译制、播出、版权交易的完整产业链。

YIF在央视马年春晚中表演魔术《团圆饭》时，没有运用好“错引”的魔术原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魔术师对电视镜头语言的不熟悉。本图为视频截图

新世纪以来，魔术在社会层面持续热闹：能看到的表演多了，能听到的议论多了，甚至很多人都有机会亲身参与魔术的实践，因此在魔术师以及整个社会层面中，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对魔术已经比较了解，可以对它有比较好的使用和欣赏了。但在笔者眼里，这个过程还刚刚开始。虽然是信息时代了，但了解一个事物的过程，也还需经过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反复，才能真的有所把握。如果说大家原来对魔术是无知识、无作为、同时也无差错的话，那么现在的“半瓶子晃荡”是更要命的，因为会导致各个层面的瞎作为，导致魔术表现正反相抵，优势发挥不出来，一些忽视魔术原理的现象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来。

首先说说魔术师层面的。2014春晚上YIF表演了从异度空间拿出长面包的节目，许多人都认为只是拍摄角度或者道具出了点小纰漏，但笔者认为他也没有运用好“错引”的魔术原理。“错引”是魔术表演中保护魔术秘密的重要方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不去看秘密（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合理遮挡，让人去看但看不到秘密）。表演中，YIF的眼睛一直都盯着整个魔术中最薄弱的地方，大家也都跟着盯着，镜头也盯着，这太危险了。魔术师的眼睛是观众眼睛的引导者，如果能按“错引”的方法，适度把观众的注意力从秘密处引开去，那么就算角度出了问题，观众也看不见。具体来说，就是可以在面包拿出一半时抬头看一下观众或者说两句话，让镜头包括一下自己，只需这点时间，面包就会在非特写的情况下完成出离管道的过程。理论上，不包含“错引”而只有遮挡的魔术，不是稳妥的好魔术。

收尾处变“团圆饭”时也有违反魔术原理的地方，就是经过灯暗又亮之后，空着的桌子上出现满满的酒菜和吃饭的人。这无疑是一个温馨的场景变化，却不是一个能带来魔术效果的变化。魔术拍摄时是可以在大多数地方断片接续的，但独独不能在变化中间出现这种情况。YIF设计的这一变化在实际操作时可能并不容易，在魔术创新上可能也有其价值，但作为电视观众的我们却感觉不到，因为“转暗再亮”这种表现太像是影视中的切换镜头了，感觉上根本不需要魔术来变。

如果说在春晚魔术《团圆饭》中演的和拍的都太大胆了的话，那么在元宵晚会魔术《金玉满堂》中演的和拍的又太拘谨了。演员傅琰东的双手好几次都不处在镜头中，让观众误以为镜头是在有意地遮掩什么，这也非常影响魔术效果。环境交代不全，观察范围受限，还能算是一个好的魔术节目吗？从内行的角度看，很多时候演员的手是能拍的，但是也没有拍，不知道是小心得过分了还是魔术师的表演确实需要镜头的帮助。

原则上，电视中的魔术不是绝对拒绝镜头帮助的，但是这种帮助要有底线。从魔术师的角度说，不能太多依靠镜头，在电视表现上不能影响到魔术观赏的完整性。魔术是演给人看的，魔术师有义务帮助观众很容易地把一切都看清楚。为了一个惊人的魔术效果，让镜头晃晃悠悠、遮遮掩掩，只能说明节目还不成熟，还没有经过正常观看的考验。拍魔术时，如何让观众感觉看充分了，又不让他们看漏，是需要魔术师们更好把握的。

其次，观众层面也有违反魔术原理的地方。比如还是有很多人认为“魔术是假的”是一个很大的道德瑕疵，他们喜欢像揭假冒伪劣产品似的，对揭穿魔术有一种“正义感”，包括电视台主持人、嘉宾，作为一种特殊观众，也常常在媒体上示范观看魔术表演时不守规则的情形，甚至以打断魔术师的表演或者提出额外的要求来显示自己的“眼里不揉沙子”，殊不知魔术本来就应该是假的，不存在需要变真的问题。作为一种精心设计的表演，魔术表演中任何一个临时的改变，大多都会破坏其最佳的表演效果，魔术师们对待捣乱的“傲客”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放弃或者草草收场，出现这种结果，无法满足对神奇的渴望，难道不是观众自己的损失吗？看魔术不是在看一个真实的事实，而是在看人做假的能力。这方面，我们真应该向老祖宗学习一下，中国传统魔术师在表演时经常会说“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呢”，传统观众听说之后不急不恼，看不出漏洞时，赞一声“功夫是真的”，看漏了时，笑一下“假的永远真不了”，特别心平气和，这是欣赏魔术应有的态度。

最后说说揭秘的问题。魔术是一种利用角度的视错觉艺术，其存在的基础就是自然人的局限性：第一，人眼不能透视。第二，人不可能同时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只有满足这样的条件，魔术才有可能生成。公平地说，在魔术这个观众和演员的“博弈”游戏中，使之成立的规则就是：观众要在一定角度之内观看魔术，现场魔术只对现场观众的眼睛负责，电视魔术只对电视机前观众的眼睛负责，当时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就可以算是好魔术了，而在那之外所得到的谜底——比如从后台、空中、底部等非观众的视角去看，并在公共媒体上传播，观众在看过魔术之后再从这样的渠道中寻求答案，都是超出游戏规则的行为，这种不公平将最终把这个游戏毁掉。

我们呼吁魔术师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也希望社会大众能用娱乐的眼光看待魔术，在一个广泛的层面上，魔术师和观众都需要加深对魔术艺术规律的认识。

来源：《中国艺术报》

会议的主题为在座的专家和影视企业提供了一个思考，就是一个民营企业要靠什么把自己做大做强。从浙江华策的发展可以看出他们对未来发展的思路，不是简单走市场化的道路，而是追求与主流价值观的并轨。专家认为，在这种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中国梦就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研究员李跃森认为，中国梦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它不是一个题材、不是一个类型，也不是一个主题，而是一种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它蕴含了各种题材、主题和类型的作品，目前关于这个命题的探讨远远不够充分，当然有些探讨不属于艺术的范畴。从电视剧创作的角度，李跃森认为，如果把中国梦与主旋律，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厘清，我们创作的思路和方向会更加清晰。

李跃森从三个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尊重电视剧艺术的审美规范。在创作中一是要避免标签化的倾向，不管什么作品都给它加一个中国梦的标签，如果把中国梦的概念无限制地泛化，等于把这个概念庸俗化。要避免以题材相对论相类似的标签相对论，不要认为只要体现了中国梦就是好作品，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不能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中国梦，而是要看它是否做到思想艺术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是不是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写出了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要避免公式化和概念化，一切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找到其中包含中国梦要素，深入挖掘其内涵，不能反过来，概念先行。要写中国梦，有一个概念，然后再去找故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主题先行、概念先行，这样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第二，坚持以人为中心。这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个，指艺术家，要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主体作用，加强作品的感染力、表达力。第二个，是指作品中所创造的人物。第三个是指人民群众。艺术创作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三个方面是联结在一起的。李跃森以为，中国梦这样一个提法，是领导层解决社会转型期种种复杂问题，特别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迷茫、困惑、无奈、萎靡、费解的问题提出的思路，最核心的东西是要振奋人的精神，振奋民族精神。美国人写美国梦，基本上是有张扬自我、自我实现的思路。而中国梦的实现往往就会有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小我，将小我融入大我这样一个内容。比如说《国家命运》，它所塑造的两弹一星的元勋，讲他们如何为国家牺牲、奉献，从这个角度写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通过一段艰苦卓越的历史、几个可歌可泣的人物，写的是一种精神力量。这是《国家命运》这部戏为中国梦作品提供的宝贵经验。同样《全家福》《推拿》也是写人，《全家福》写的是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推拿》写的是心灵的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他们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人为中心。

第三，要把独创性作为中国梦作品创作最基本的出发点。刚才很多专家都讲要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把故事分成好故事和坏故事有点勉强，就像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一样，但是这样的分类有它的合理性，可以让人一目了然，判断好故事和坏故事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因人而异，因剧而异，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独创性，好故事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怎样做到和别人不一样？方法也没什么特别的，简单说就是三条，从生活中寻找源泉，从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从科技进步中寻找动力。写好故事一定要从独特的生命体验开始，《国家命运》里的钱学森，《全家福》的王满堂，《推拿》里的沙复明，他们感人的地方，或者人格魅力都来源于个人生命体验的独特性，我们表现中国梦、讲述中国故事，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写出人物独特的生命体验，写出他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些地方。这就是说，一要有独创性，二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靠山寨美剧、抄袭韩剧，无论如何是写不出中国梦的。

现在，一部戏要集中最好的编剧、导演、演员简直是天方夜谭。人人都在拼命赶时间，赶着赚钱。因为容易过审，成本又低，家庭情感剧占了如今电视剧的半壁江山。但是家长里短就那么多事，这就导致稍微有个新的角度就赶紧开机，否则，过两个月，新意就可能被其他人用了。加上迁就演员档期，剧本不全就开机已经是业内普遍现象。剧本夹生就边拍边改，台词不好就靠导演、演员现场即兴发挥、临时“诌”。精品大作怎能赶出来呢？

更何况，电视开机率在迅速下降。除排名前列的卫视外，电视台广告收入普遍下滑，电视台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自信。2014年将会成为网络视频行业整体的“拐点”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在电视上看电视剧，渠道终端的变化一定会深刻地影响内容产业的格局。

如果说2013年还有行业热点的话，那就是资本。资本的进入，让电视剧行业产生了很多变化。我觉得，资本最核心的贡献是加速推动行业整合。

2013年国内取得广播电视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已达6000多家，但过去3年国内出品电视剧的机构不超过350家。这意味着，电视剧行业里，“作坊式”低产公司占比高。

现在，资本正在加速推动行业的整合，就像其他行业一样，最终会形成若干家大企业，占据大多数市场份额。

但资本解决不了行业的深层动力。

资本只关心数字，电视剧行业已经被数字牵着鼻子走，收视率、网络点击量、片酬成本、股价……为作品喝彩，还是喝倒彩，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数字。因为在商言商，资本主导的市场很少讨论思想价值问题，电视剧是精神文化产品也好，是随便一涂的口红也罢，关键看观众买不买单。但如果每天只有家长里短的八卦或谈情说爱的花边，很难相信观众会一直满足。当有一天观众对肤浅的电视剧不买单了怎么办？真到那时候，再光鲜亮丽的数字也都好看不起来了。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苏 晓
作者：宋小

现在，一部戏要集中最好的编剧、导演、演员简直是天方夜谭。人人都在拼命赶时间，赶着赚钱。因为容易过审，成本又低，家庭情感剧占了如今电视剧的半壁江山。但是家长里短就那么多事，这就导致稍微有个新的角度就赶紧开机，否则，过两个月，新意就可能被其他人用了。加上迁就演员档期，剧本不全就开机已经是业内普遍现象。剧本夹生就边拍边改，台词不好就靠导演、演员现场即兴发挥、临时“诌”。精品大作怎能赶出来呢？

更何况，电视开机率在迅速下降。除排名前列的卫视外，电视台广告收入普遍下滑，电视台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自信。2014年将会成为网络视频行业整体的“拐点”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在电视上看电视剧，渠道终端的变化一定会深刻地影响内容产业的格局。

如果说2013年还有行业热点的话，那就是资本。资本的进入，让电视剧行业产生了很多变化。我觉得，资本最核心的贡献是加速推动行业整合。

2013年国内取得广播电视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已达6000多家，但过去3年国内出品电视剧的机构不超过350家。这意味着，电视剧行业里，“作坊式”低产公司占比高。

现在，资本正在加速推动行业的整合，就像其他行业一样，最终会形成若干家大企业，占据大多数市场份额。

但资本解决不了行业的深层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苏 晓

资本只关心数字，电视剧行业已经被数字牵着鼻子走，收视率、网络点击量、片酬成本、股价……为作品喝彩，还是喝倒彩，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数字。因为在商言商，资本主导的市场很少讨论思想价值问题，电视剧是精神文化产品也好，是随便一涂的口红也罢，关键看观众买不买单。但如果每天只有家长里短的八卦或谈情说爱的花边，很难相信观众会一直满足。当有一天观众对肤浅的电视剧不买单了怎么办？真到那时候，再光鲜亮丽的数字也都好看不起来了。

除大量电视剧收视状况不容乐观之外，制作公司普遍规模小，生产能力有限也是目前中国电视剧行业的普遍特征。数据显示，70%—80%的制作公司每年只有一部电视剧能够通过审批发行，生产5部以上的制作公司屈指可数。而电视剧市场竞争激烈，保鲜度异常重要，一旦被雪藏、被延迟就难免过气，难有出头之日。郑维东透露，从数据看，电视剧被搁置的年头越长，被播出的几率越小。“保鲜期通常是制作完成后的2年左右。2013年电视台首播新剧55%是当年制作剧，33%是2012年制作剧，7%是2011年制作剧，5%是3年之前制作的失鲜剧。”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曹玲娟

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剧照

《咱们结婚吧》眼下正在热播，而年初《媳妇的美好时代》走出国门在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受到极大欢迎，可以说，国产家庭伦理剧近年来在荧屏持续走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家庭伦理剧受到观众的喜爱，是因其观照了当下人的生存现实，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所有题材创作中，可谓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追求。

在国产电视剧迅猛发展的情势下，作为相对成熟的电视剧类型，家庭伦理剧从其他众多剧集类型中脱颖而出，自有其原因所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直接观照“现实”，观照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个体的生存状态。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职场竞争、物欲追逐、结婚买房、贷款生存几乎是每个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正是在这一层面，家庭伦理剧以自己的小叙事触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家庭生活层面，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受到冲击和挑战，吸收了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理念的新的现代家庭伦理观念正在形成。在表现具体的婚恋和家庭生活时，家庭伦理剧展示的正是新的伦理风尚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的建构过程。

由此，近年来的家庭伦理剧几乎涵盖了就业、婚恋、婆媳关系、亲家关系、邻里相处等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再现了青年一代的生存状态，触及了一定的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表现方式亲和；不仅吸引了广大女性观众，也吸引了年轻观众群体。具有现代气息的“家长里短”，时不时就成为荧屏内外的热议话题。但不必讳言，在出现一些好剧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恶俗的家庭伦理剧，这些剧跟风制作、粗制滥造，洒狗血、脱离情节逻辑制造矛盾冲突、展示人性之恶……只求满足观众一时的观看快感。对家庭伦理剧而言，反映现实生活、接地气，是现实题材创作的需要；但作为艺术，家庭伦理剧更要高于现实，在对外在的现实生活进行真实展示的同时，更应向内关注人的心灵，让心灵和生活的状态均趋于完善、和谐，张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家庭伦理剧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最擅长表现家庭生活的矛盾冲突，“矛盾”几乎是所有家庭伦理剧的中心词。比如，家庭伦理剧的一个“卖点”就是展示婆媳关系。这个具有强烈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的特殊的人际关系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受到现代生活观念的强烈冲击。婆媳关系不再沿袭“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等苦大仇深似的建构法则，而是加入了理解、尊重、平等、孝顺等更为人性化的元素，在冲突中构建和谐，在矛盾中关注成长，这也是诸如《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婚》等剧能获得收视与口碑双赢乃至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是在婆媳关系这一收视的关键点上，大批生产流水线上的家庭伦理剧大做文章，描摹恶俗现实，故意制造家庭战争，不惜狗血式、奇观化展示人性之恶，等等。

同样是反映家庭生活的现实，是“为冲突而冲突”、牵强表现人性之邪恶与仇恨，还是要着眼于人性的建构，表现更符合心灵现实需要的冲突之中的和谐？夸大婆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脱离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和逻辑而制造冲突，展示极端人性、以极端结局处理矛盾冲突（如《双面胶》的结局以婆媳一方的死亡为关系的终结），这样的家庭伦理剧虽一时满足了观众浅薄的窥私欲和快感，宣泄了浅表的垃圾情绪，但最终却只能成为在收视狂潮中分一杯羹的过眼烟云。反观《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剧，虽然是轻喜剧的风格，但却不回避婆媳关系、亲家关系中的“疑难杂症”，深入到婆媳和代沟等冲突之中，真实展示个体面对现实困境时的自我选择，观照个体的内心世界，以人物的自我成长带动矛盾冲突的化解，而不是简单化地、说教式地灌输人性之善与和谐理念，最终以人物、情节的可信性和亲和力征服了观众。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电视剧不仅仅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娱乐产品，也是一门艺术——一门正在积极建构中的叙事艺术。任何艺术创作都要反映现实，但这“现实”，是“人”自身的现实；它并不是照搬生活，也与照搬生活现实的多少无关，而是向内观照人的内心。在个体精神世界建构的意义上呈现人的存在、关注人的存在，这才是艺术所能反映的最大和最有效用的“现实”，也是艺术真实生成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家庭伦理剧在呈现个体生存时，应注重展现生命存在的姿态。生命是向上的，向上的升腾几乎是生命的一种本能的诉求。这种“向上”，不局限于伦理层面的向善和谐与意义建构的努力，更指向一种生命的昂扬，一种精神气质的挺拔和人格的崇高。与之相对，“向下”也就不仅仅指人性之邪恶，更指向死亡本能一般的人性沉沦。向内关注人物内心成长的家庭伦理剧，通过表现现实困境中个体的苦痛挣扎，铺垫好个体成长的路径，推动了个体心灵的发展，经过向外的抗争妥协与向内的自我完善的双向过程，展示了生命努力“向上”的可贵姿态。由此，家长里短、飞短流长的家庭伦理剧，虽是凡常生活的再现，却展示了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独特的“人”。

电视剧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个电视剧类型的成熟完善，需要大批量类型化作品经过“复制生产—淘汰—产生经典”的漫长过程。泥沙俱下、纷繁复杂的背后，需要创作者在创作中坚守艺术的原则与底线。选择快餐式、奇观化、讨巧的方式，只是即时短时的权宜之计。就像生命存在所总能呈现出的向上与昂扬，创作需要时时反躬自身地省察，需要精神的坚守与执著。这是当下包括家庭伦理剧在内的现实题材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艺术广角》副编审、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学员）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牛寒婷
责编：宋小

 ——评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

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剧照

在社会的转型期，宏大题材的正剧逐渐失去观众热情，反而出现了很多表达小情怀、小时代、小青春、小人物的影视作品，且成为流行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观众的心境与喜好，比较轻松、能够为人们所感知、熟悉的生活更能获得大家认可。这类作品的走红为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老百姓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在社会大舞台上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达成社会认同，如何找到自己的存在位置和存在意义。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与许多同类作品一样，成为当今普通观众寻求社会身份认同的一个典型文本。

《抹布女也有春天》讲述了4S店汽修师罗小葱与漫画男吴桐之间酸甜苦辣的爱情故事，是一部从结构到风格都较为统一的典型轻喜剧。电视剧从罗小葱与吴桐开始的假戏真做，到多角恋爱、外部危机、误会化解，从而在轻喜剧的架构中兼具较强的戏剧性和社会性。往往戏剧性过强的作品，都会带给观众一种不真实、经不住推敲之感，这部剧恰恰是社会性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电视剧体现了三个缩影的重合，即社会的缩影、个体生活圈子的缩影、观众群的缩影。复杂、丰富的人物设计将这三个缩影重叠地展示了出来。比如社会缩影，我们看到了富人、穷人，想变成富人的人、想靠傍大款变成富人的人、靠傍大款的女儿成为富人的人。人脉缩影中，有同学、有从小就是对手的同学，也有贫富差距较大的同学等等，还有各种亲戚、朋友关系。同时还有观众群的缩影，里面有老年人的情感，又有相对年轻人的情感，还有办公室政治，有蓝领，有白领，各种身份的观众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投射，也在这里看到了一种社会的典型概括。这部剧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多观众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物关系的这种广泛性、典型性和关联度。

整体看来，电视剧虽然讲述的是“抹布女”的故事，但对于中国今天的文化来说有它自身的价值。过去的意识形态常表达宏大性主题、表达政党使命、表达国家合法性，其实我们的意识形态还需要解决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每个人，尤其是那些身处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状态的人群，能否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社会合法性是否能够被大众认同的关键。按政治学的说法，一个人社会位置的确认与他的权力、财富、性（情感）的占有力有关系。对于那些弱小的个体，在权力、财富方面也许不占优势，但是在许多意识形态文本中，往往都会通过性和情感的补偿来增强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感。无论是好莱坞电影中丑小鸭变白天鹅或者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故事，或是当年《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绿化树》这样的作品，都是用情感补偿、安慰和安置了缺失政治权利和财富价值的社会底层或者社会边缘人物。如今的文化意识形态，其实也需要让社会中的个体获得某种社会身份的补偿，从而传播一种价值观。

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罗小葱不是有钱人，也没有政治权利，但在情感上却得到了丰富的补偿。她虽然是穿着修车工的服装，剪着短发，性格直爽，说话霸气的“女汉子”，但是却得到了无论是前男朋友，还是现男朋友，或者有钱人家大公子的宠爱，这些人给她的情感完成了“抹布女的春天”的叙述。而她之所以有春天，不是拼爹拼娘拼关系，而是因为她有着与一般世俗方式不同的真诚、简单、诚信和执著。这就是这部剧传递出来的能量。罗小葱被简单化和夸张化的性格，会让观众觉得她的性格是稀缺的，可以被社会认可的价值，而所谓“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的世俗逻辑则被罗小葱的故事悄悄解构了。其实，这就是这部剧所传达的正面价值，不是只有权和钱才有价值，善良、纯洁和执著同样是通向人生幸福的通行证。

剧中海清、张译、芦芳生、吕夏等几个演员的表演将电视剧众多的人物都演绎得准确到位，演员对自己角色的认同感很强。电视剧演员表演完成得好，一方面是演员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演员对人物假定性的认同。演员会认为自己就是他，演员与角色融为一体。尽管作品为了追求强戏剧性，在情节和细节设置上还有些人为痕迹，起承转合还不够完全合理，但是恰恰是因为人物的这种生动性掩盖了其戏剧性强度的那种人为性。对于电视剧来说，人物的认同感往往会推动观众忽视某些对情节不合理的反感。

与罗小葱得到大家钟爱的故事形成对比，在电视剧中，罗小葱的前男朋友张华以及傍大款的那洋试图用非正当的手段去获取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无论最初看起来多么趾高气扬，但最后都会成为受伤者，反而像罗小葱这样不拼爹、拼娘，就是靠自己的简单、诚实、劳动创造自己生活的人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这部电视剧得到青年人认可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的电视文化能够传达一种健康的个人奋斗、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对等的价值观，其实就可以促使更多的人愿意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春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做不到我们常常宣传的那些道德圣人那样，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舍己利人，但是如果能够像罗小葱这样，诚实劳动、诚信生活、诚恳待人，这不正是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个体价值吗？如果一方面是满眼的牺牲奉献的表白，一方面却是男盗女娼的现实，那带来的一定是多数社会个体对社会价值的怀疑和个体人格的虚伪、扭曲和变形。虽然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社会改革过程中的种种污秽和艰难，并不能因为小人物也有春天的故事而被掩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抹布女也有春天》的确用不拔高、不造作的普通人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的故事，为中国梦的大时代提供了一种理想注脚。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尹鸿
责编：宋小

上世纪80年代建构的青春/个人的表述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了青春片的“主旋律”。比如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高富帅的青春，电影《小时代》的消费主义的个人，和电视剧《甄嬛传》屌丝的青春表述。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青春题材的影视剧尝试，它们形成了热潮，却也凸显出青春叙事的尴尬和困境。由这一热潮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一个是青春何以在当下重新成为问题？另一个是青春叙事何以陷入困境？

事实上，青春题材的内在紧张并非当下才出现，而是始终存在于当代电影之中。青春并非孤立的问题，它总是与其他问题相关。青春是一个个体的青春，这意味着任何关于青春的表述都内含着另一个问题——个人成长的故事，换句话说，一个关于“个人”的问题。而当“个人”出现的时候，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所亟待处理的问题也同时浮出水面——“个人”始终“悬浮”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它一直存在，却又不断被改写，每个时期都小心地对其进行编码。例如，新中国电影一直试图处理上世纪40年代电影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表述。参照一下1949年文华公司出品的《哀乐中年》（桑弧导演），便会看到这种叙事与新中国电影间的巨大差异。戴锦华在分析电影《青春之歌》时指出，林道静一直在寻找独立自由的个人，寻找个体的出路，而当她真正找到出路的时候，她就消弭在革命的洪流之中，个人又不见了。这其实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表述。而这种悖论式的方式或多或少构成了50到70年代青春叙事的深层结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青春表述发生了结构性转型。首先，80年代完成了一个重要转换，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转移到了雷迅马（美国冷战史学者）所说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随着转换的发生，我们开始以西方现代性作为愿景。因此，80年代的青春表述和以往不同，它开始包含个体的含义。例如，80年代的青春时常与“青春美”并置，而这种“美”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既包括心灵美也包括身体的美，既包括缺点也包括优点。或许正是因为个人的回归，80年代才出现如此众多的青春表述。

但是这种80年代的“个人”又和西方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不同。按照雷迅马的说法，现代化作为美国冷战时期创造的控制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其目的首先并不在于确立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个人的合法性，而是让大家一起努力奔向美国式的乌托邦。由于现代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的对话关系，二者虽然有本质差异，但仍然具有表面的相似性，比如它们都是宏大叙事，都是历史目的论（尽管“目的”完全不同）。这也就是说，现代化意识形态所咰唤的现代化主体与历史唯物主义主体之间也会存在形式上的类似。比如，它们都需要将个体消弭到更为宏大的历史目的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虽然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中能够有所呈现，但却仍然是受压抑的，仍然构成一种张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80年代青春片建立了一种叙述，这种方式借鉴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青春之歌》的方式，又有所不同。首先，这些电影承认个人的存在。1983年的《女大学生宿舍》中，青年不断对个人的灵魂进行探索，展现心灵并渴望爱情。这是和50至70年代的青春表述不同的。但是也有相似之处：如果个人最终走向了个人英雄和个人奋斗，而不是为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服务，这就不被允许了，就变成了自私自利。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虽然是可以存在的，但总是有一个比个人存在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升华和崇高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因此，《女大学生宿舍》的青年最终一定要投身到新时代的建设中去，这样才可以。这也造就了青春片中不断被诟病的“小大人”形象，即用大人的话来写小孩，用宏大叙事来重构青春。

80年代建构的青春/个人的表述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了青春片的“主旋律”。一直到1997年的《花季雨季》，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叙述。欣然是合格的现代化主体，她是青春的、有个性的，同时也是投身大事业的、利他的。对比之下，陈明则走上了个人奋斗的歧途。老师给他的忠告同样是“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但在这部电影中，别样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现代化个体的存在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未来想象的有效性——我们必须确信“现代化”的明天会更好，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现代化的个人才是成立的。但在《花季雨季》中，这一切都遭到质疑。青年们在经历了女性地位、城乡差别、贫富分化和腐败之后，不得不提出疑问：这些问题难道仅仅依靠利他、有热情的主体就能解决么？在此，现代化的未来想象与现实发生了偏差，当人们对现代化未来产生疑问的时候，“个人”就站不住脚了。

个人再度悬置，青春片也走入困境。这种困境愈演愈烈，直到“80后”登场，讲述自己的青春。《北京爱情故事》对现代化的青春表述提出了明确否定：只有“高富帅”才能拥有个人和青春，穷人怎么能拥有？“高富帅”的未来怎么可能是“矮穷矬”的未来？应当说，这种分裂正是个人主义的逻辑化延伸，因为个人主义和“乌合之众”始终并行不悖。这种分裂同样是全球化逻辑的延伸，《了不起的盖茨比》所讲的正是“北爱”的故事。这种分裂宣告了8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的失效，现代化的个人表述不再产生作用，升华和崇高不再产生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又没有建构出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当既有的编码方式统统失效，困扰当代中国的“个人”就再度浮现出来，重新成为棘手的问题。因此，人们开始疯狂地重述青春，试图挽救青春背后的个体。一种叙述是《小时代》消费主义的个人。另一种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日本、台湾青春片。这是一种拒绝现实的青春片，浅焦镜头将青春个体之外的一切现实都排除出去，只剩下“清新”的校园爱情、你侬我侬。第三种就是《甄嬛传》没有青春的青春，它更像是屌丝的青春表述，当个体不可能的时候，青春也不可能。

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对青春的否定中，对青春的重构也是存在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血色浪漫》《血色青春》试图以“激情化”的青春、激情化的个体重新唤回“统一的整体性人”。而赵宝刚的《北京青年》则试图以“重走青春”来改变“80后”的青春，其内在逻辑正是以近似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思和质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伴随现代化而兴起的科学主义，以及相应的学科化实践，都试图在充分的甚至是过度的学科划分过程中，以将知识“客观化”和“中立化”为名，切断事物之间的联系。赵宝刚要求青年们“重走青春”，重新看世界，正是要重建这种联系。遗憾的是，赵宝刚采取的方式有些可笑——户外运动。重塑个人却只能借用消费主义的资源，这同样体现了青春叙事的困境之所在。

（本文系作者在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上的发言）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李玥阳
责编：宋小

主旋律，怎样抓住遥控器

飞天奖部分获奖电视剧海报。制图：蔡华伟

我国电视剧创作呈现井喷式的发展，连续多年产量超过1万集，2012年更是达到506部17703集，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看似选择众多的电视剧节目单中，既温暖人心又艺术精良的主旋律作品还不多。

面对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如何让主旋律作品吸引住观众手中的遥控器？8月20日，中国文联召开“主旋律电视剧生产与民营影视公司的文化责任专题研讨会”，把脉作品走向，探讨创作得失，共同寻找电视剧健康发展之道。

　　——编  者　

围城

人物脸谱化、情节模式化，部分作品猎奇“雷人”

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创作呈现井喷式的发展，连续多年产量超过1万集，2012年更是达到506部17703集，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规模膨胀的电视剧阵营中，既温暖人心又艺术精良的主旋律作品还不够多，也不够吸引人。尽管也曾涌现出《历史的天空》、《亮剑》、《士兵突击》等持续热映、广受好评的剧目，但从整体发展看，主旋律电视剧的关注度和受欢迎程度还不高。

“文艺往往被市场绑架，目前我国电视剧市场是绝对的买方市场，这也导致很多主旋律作品在市场上生存艰难。”谈到我国电视剧发展现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如此感慨。曾拍摄过许多主旋律作品的北京御景江山影视公司总经理刘燕军也坦言，“我搞主旋律创作15年，深知其中的艰难，主旋律作品对编剧的要求很高，创作雷区也很多，所以要创作出一部经典的主旋律作品十分不易。”

除了生存环境，一些主旋律作品自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思想上难以突破政治教化色彩，人物脸谱化、情节模式化，剧情与现实严重脱节。更有甚者，打着主旋律的幌子，瞎编乱造，追新猎奇，毫不尊重历史。”曾庆瑞认为，正是这种种乱象，使得观众在提到主旋律作品的时候，便不自觉地给它们贴上“雷人”的标签。

脱困

真正反映时代的需求，用特色塑造品牌，靠质量赢得观众

曾有网友发起讨论，用4个字概括主旋律电视剧观后感，结果大家提到最多的是“理想信念”。可见，主旋律电视剧在满足观众文化需求、丰富精神世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社会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也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电视剧产业作为一种复杂的娱乐文化现象，既有优秀的时代佳作，也不乏低级趣味的作品混杂其间。而主旋律作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肩负一定的文化和社会责任，为新时期涌现出的新困惑，为社会发展遭遇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进行了艺术化的解读。”《当代电视》主编张德祥说。

面对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夹缝中求生存的主旋律作品如何突出重围？在365滚球直播研究部主任赵彤看来，“谱写主旋律应当有年代考量，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到《红旗飘飘》，本质并没有变，但形式变了。主旋律作品也是一样，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变迁，告别脸谱化、模式化，讲求创新性、多样性，真正反映时代的需求。”

曾庆瑞则对中国主旋律电视剧的发展提出了期待，“一是要守身如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二是要敬畏艺术，坚持以艺术为目标的创作道路；三是要特立独行，用特色塑造品牌；四是要执着创新，以创新求得发展。”

“无论在哪种社会形态下,都有主旋律。而所谓主旋律，其实反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影视作品应当传递社会的正能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表示，“反映美国精神的影片《阿甘正传》深受观众的喜爱和推崇，这也是主旋律。主旋律不过是为作品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基本立场，而在此基础上,如何做得漂亮,则取决于创作者对艺术的态度，认真去做，主旋律也能拍得动人，拍得好看。”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董嘉 王珏
责编：宋小

会议由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显主持。

苏晓苑：《花木兰传奇》的编剧

发言摘登：“在创作中，我一直在思考历史和传奇之间，怎么样去把握的问题。除了《木兰辞》之外，在历史上找不到关于花木兰的记载，也没有一部辽史或者少数民族的传记来专门讲述其人，我们只能通过北魏历史查到当时和柔然之间的来回，在遵循大的历史节点原则下，在人物表现上，我们在剧情上做了合理的想象，而且融入了一些现代观众更愿意接受，也能更吸引人的一些元素，包括一些悬疑、谍战，爱情都放在里面，这有传奇的东西，但不是恶搞历史，同时更不是篡改历史，我们要让花木兰真实起来，至少花木兰身上这种精神是最真实的，哪怕他是发生在公元400年中国土地上，但是她身上正能量的东西和偶像特质在今天仍然有很多现实意义。”

熊郁：《花木兰传奇》导演

发言摘登：“作为一个女儿，“替父”是家里面的事情，“从军是”是国家的事情，花木兰这个题材，我觉就是将个人、家庭和国家连起来，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创作花木兰，在本质上是在做家国之间的关系故事。我一直觉得这是花木兰这个人物有意思的地方。”

刘玉琴：《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发言摘登：“这部电视剧的可贵之处是在尊重广为人知的故事框架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因为原有内核中张扬的报效国家的精神已经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积淀了，这种尊重和继承为观众预留了巨大空间，这一点表现了创作者的严谨态度和使命意识，以及眼光和智慧。同时，历史传奇在当下的呈现，尤其需要吸纳当今各种有益的艺术养分和技术手段，进行现代的审美转换，其中的关键要体现时代精神，融入时代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情感诉求。”

李春利：《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

 发言摘登：“1998年，花木兰被美国迪斯尼搬上了荧幕，那个花木兰已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形象了，可是孩子们那么喜欢。所以非常遗憾，现在的孩子们都是这样，先接触国外创造的花木兰，同时接纳了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视剧用最传统的，最大众，最普及的电视剧形式来还原这个中国制造的花木兰形象，很有现实意义。”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

发言摘登：“我认为并非青春偶像类型就不能放在像花木兰这样历史人物题材剧中，关键是如何尊重历史文化背景，人物性格特征，在这个大前提中，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来呼应当下年轻人的审美情趣。同时又能通过这样形式传达该剧主创想表达的思想内涵，并且使两者达到有机统一。”

康伟：《中国艺术报》副主编

发言摘登：“正是对传奇叙事追求，《花木兰传奇》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花木兰和人们期待的花木兰。传奇叙事不是万能的，如果在不知不觉中越过边界可能会看到传奇的限度。就宏观层面上来说，我们为木兰和柔然王子在跨越国家与民族、直达理想的爱情而揪心的时候，可能也会问，爱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战争都解决不了的国家和民族之争？就结构而言，我们围绕和亲图展开的剧情而盘算的时候，可能也会问，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十分好看的开篇，是否能够与此后剧情有机整合？这些问题都是见仁见智的，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

张德祥：  《当代电视》主编

 发言摘登：“这个戏的人物，前面是一个织女，表现女性柔的方面；到后面走上战场以后，又显示刚的一面，整体上来说也是刚柔相济，所以说这个作品整个看下来是和平的正气歌，是现代观念与忠孝仁义，与传统的观念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张国涛：《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

发言摘登：“关于电视剧艺术的担当的问题，现在的戏说实话，雷剧、神剧满天飞，抗日剧把鬼子一撕八瓣都不是有担当的表现，这个戏还是有担当的，让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包括看到了一些问题，这部戏对于我们古装剧的创作有启示或者意义的，我觉得《花木兰传奇》的改编走了条正路。”

赵彤：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

发言摘登：“本剧将和亲故事纳入花木兰故事体系。在本剧之前的诸多改编作品中，对木兰辞描绘的‘木兰当户织’演绎的蜻蜓点水，而在本剧被演绎成织造和亲图，这个剧情价值填补了为花木兰从军进行充分补充，而这一笔历史价值在于，他点出来了在古代民族交往史当中，除了征战谋取和平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谋取和平的方式，就是联姻。有了这一笔古代女性在民族间纷争中处境就更加丰富，本剧中和亲图不只是一个影子，就把和亲具体情节化了，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诸多的民族之间的，不光我们去和亲，其他民族也有到汉族和亲的，对和亲典故的引用，我以为是这部电视剧较之前做最突出的特点，也使本剧有了一定的历史深度。”

仲呈祥：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发言摘登：“这部电视剧创作的方向是好的，这个戏看完了张扬了一种，至少是化干戈为玉帛，追求和平，追求正义的精神；张扬的是要像花木兰那样，尽忠尽孝，有自己的追求；张扬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面的各个民族，最后要通向融合。这个是好东西，不是坏的。不像现在有的影视剧，张显的是一种消费主义，豪华生活，莫名其妙的婚外恋等负面的能量。我对这个戏总体上我认为是给人正面的能量，是好的一种表现，但是在历史情景的还原上，在历史学养准备上，就算是传奇剧，也要多一点历史品位，也要经得住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们的拷问。”

李准：著名文艺评论家

发言摘登：“我觉得这部片子从总体上保持了花木兰作为重心的塑造方法。原来《木兰辞》里面几个主要定位，‘讲孝道’，‘妇女要自强’，‘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责任担当’，这些东西，从基本的价值观和精神取向上来看都是是沿着原来带有的经典的花木兰的精神道路、原有精神内涵向前发展的，这在根本上思想精神指向是立住脚的，而且也非常有现实指导意义。但是谈是一个古典名著，这种现代需求，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的进入，进入到什么程度，这种改编要做实历史背景的准确考古，要对那个时代的时代主题，时代氛围，时代的民族关系就要有比较扎实的了解，对一些细节，编出故事来，要下更多的功夫。”

赵化勇：中国视协主席

发言摘登：“我们电视剧的创作还是应该本着对观众负责的态度去引导观众，而不是迎合观众，这是非常重要的。观众的年龄层次不一样，观众的思想修养也不一样，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应合观众可能会走向非常偏的地步。我想作为艺术家为电视剧创作，应该把引导放在一个非常主要的地位，这个引导按照中央主流思想，按照中国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去创作一些尽可能好的作品。搞艺术创作和考古研究绝对不一样，如果把这部艺术作品严格到考古剧进行研究，以后谁也不敢写文艺作品了，总是有问题的，正像刚才最后李准主席说的，到底有没有花木兰这个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都在有争论，我就在想既然有争论，就允许我们作家百花齐放去创作。但是有一条，在创作的时候不能走入误区，如果把背景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你就需要尊重特定历史时期我们历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考察，不能失真，更不能违背。”

来源：中国视协
作者：刘莉莎
摄影：裴月华、李海峰
责编：宋小

民族历史、民间生态、时代精神

鲜活丰富的审美融合

这一类抗战剧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叙事形态。《血色湘西》、《生死线》、《中国地》、《零炮楼》等作品，聚焦闭塞地区的蒙昧百姓，在备受日寇摧残甚至面临灭顶之灾的境遇中逐渐觉醒、奋起抗争的过程；《川军团血战到底》、《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国骑兵》等，着力展现地方上杂牌部队的惨烈抗战，以及他们身上突出的英雄血性与牺牲精神；《上阵父子兵》、《火线三兄弟》、《乱世三义》等，突出的是乱世民间以血缘伦理和江湖道义为基础而形成的抗战局面，亲情伦理和民族大义相互交织；《桥隆飙》、《民兵葛二蛋》、《一个鬼子都不留》揭示主人公基于个体人生遭遇的抗战与觉悟，带有个体人格成长叙事的性质；《我的兄弟叫顺溜》、《地道英雄》、《水上游击队》等作品则以民间作战方法和战术绝技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叙述。

首先，这些抗战剧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鲜明、有力地揭示了底层民众弱势、蒙昧、备受摧残却如野草般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和崇高的牺牲精神。战乱年代中的这些底层百姓，大都出现过《血色湘西》、《生死线》、《零炮楼》所描述的因为蒙昧无知而对日寇入侵“不设防”的状态，但《生死线》、《民兵葛二蛋》和《一个鬼子都不留》里日寇烧杀掳掠乃至屠村的暴行，以血的教训一下子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轨迹和人生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如《一个鬼子都不留》的杀猪匠庄继宗一样谋略贫乏、手段拙劣，也许如《零炮楼》的维持会长贾文清、张亿仓一样历尽磨难、备受委屈，也许如《上阵父子兵》的父亲那样的自保与逃避，但随着战斗历程中个人命运遭遇和整体抗战形势的巨大变化，这些底层民众崇高人格的内在光辉，逐渐地与他们的反抗意志、牺牲精神和不断增长的战斗本领一道，越来越鲜明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草根抗战剧”所表现的这种集体历史命运，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存在着深层的相通之处。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基本审美品质才获得了观众广泛的精神认同和心理亲近感。

其次，这些抗战剧以极富原生态色彩的艺术画卷，广泛、精彩地展现了底层民众在民族苦难和抗争的时代命运中的复杂生存状态。“草根抗战剧”大都注重表现乱世的民俗气息、地方色彩与生活质感，同时将审美重心放在人物思想性格不成熟的英雄“前史”，特别是他们身上的民间生活与精神习性遗存方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存逻辑、价值准则、心理情感和文化品质，以及这种民间文化在承受悲苦、抗敌御侮的历史节点面前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之上，创作者还以对于世态万象的丰富了解、世事沧桑的深刻认知和自由不羁的审美想象力，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而独特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了芸芸众生在遭逢乱世、生死攸关时的复杂生态。可以说，“草根抗战剧”最为重要的审美贡献，就在于展现战乱中气象万千的民间抗争生态，其间包含着相当丰富、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既充分满足了受众的世态认知欲和审美好奇心，又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当代文艺对于民间生态资源、民间文化意蕴的审美发掘。

再次，这些抗战剧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建构起了一种民间文化与红色文化、民间良俗与革命伦理良性互动的主题精神走向。《血色湘西》、《生死线》、《中国地》、《零炮楼》、《上阵父子兵》的主体场景都是民间文化主导的百姓生活与斗争，却都设计了一条中共地下党或八路军、新四军的情节线索，其中的艺术匠心，就是要从中显现民间规范与革命伦理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并以之为基础达成对民间生活流向和文本主题方向的牵引功能。《火线三兄弟》、《乱世三义》、《一个鬼子都不留》表现英雄人物形象时，也总是在充分展现了他们身上的草莽豪侠气息、农民文化品质之后，还进一步揭示这种草根英雄人格在红色文化价值规范的引导下修炼和蜕变的过程，各路英雄好汉最终或者以草莽英雄的姿态与敌人同归于尽，或者如“百川归海”一样投身到中共革命队伍之中。由此，“草根抗战剧”的意蕴建构就既立足于广袤的民间话语空间，又与时代的主流精神形成了一种“同频共振”的状态，显示出历史性融合的审美特征。

江湖化、庸俗化、娱乐化

舍本逐末的精神偏失

正因为存在这些意蕴建构的独特性，而且普遍表现出情节惊险、人物鲜活、场景刺激、风格粗犷豪壮的艺术优长，所以“草根抗战剧”大都具有良好的收视率，精彩之作也确具独特的艺术光彩。但由于作品数量庞大、内容复杂，也由于“草根”文化的价值两面性和时尚文化的误导，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明显存在，而且还隐含着诸多的审美与精神误区。

其一，有些抗战剧存在着将“草根”文化负值当作民间生态规律和精神习性来进行审美认知的现象。某些作品的审美意图也许是探索乱世人性和草莽豪杰人格的复杂性，但创作者不加分析地将江湖匪性、民间陋俗、家族权谋与种种野性而畸形的男女风情，一概作为乱世民风、区域民俗的常态和草莽英雄的独特才干与魅力，来从正面进行大肆铺陈和渲染。这种铺陈与渲染的精神偏失，只要我们将中国民间普遍存在的忠厚品质与淳朴生活，与其在大量“草根抗战剧”中的艺术表现略作比较，即可获得鲜明印象。

其二，有些抗战剧存在着主观强化“草根”文化的江湖品格和原始价值观念、战术手段对于乱世人生和民间世态支配功能的现象。某些作品往往刻意强化民间生态的自足自为特征和剧中人物驾驭乱世人生的豪强举措，过度强调“孝”、“义”等传统观念和“强悍”、“野性”等江湖文化气息对人物行为抉择的支配意义，结果在文本审美境界的精神氛围中，似乎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科技、文化、思想观念的种种更新对其都毫无影响。正因为如此，不少作品即使增添了中共地下党或八路军、新四军等情节线索，在文本整体意蕴建构中也显得突兀、生硬和牵强。这种价值倾向及相应的审美描述，遮蔽了现代性文化的历史与道德力量，也导致了人物塑造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反而损伤了文本价值的深厚、宽广度。

其三，有些抗战剧存在以文化娱乐功能取代历史认知功能、滥用各种通俗文艺和时尚文化俗套胡编乱造的现象。“草根抗战剧”本是一种立足于现代中国民间生活的传奇性审美建构，某些创作者却热衷于“剑走偏锋”，将其与古代英雄传奇和现代武侠、言情文艺的叙事类型进行审美嫁接，或者化用都市娱乐文化的夸张、调笑、戏拟等手法，以博得更好的“眼球效应”。通过这种叙事路径形成的审美境界既缺乏生活基础，又缺乏历史认知的庄严感和历史伦理的敬畏心，由此体现的创作主体精神的浅薄、庸俗与投机性，已经损伤了作品的精神品格。

“草根抗战剧”的根本审美优势，在于既拥有现代中国民间战乱史的生活基础，又承接中国古代草莽英雄传奇的审美传统。种种创作误区的出现，则源于创作者放弃或误读了这种审美优势，转而去追求叙事的猎奇性、娱乐化。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创作选择，既隐含着艺术分寸感和审美开掘能力的欠缺，也暴露出创作者精神境界和文化品质的局限。所以，“草根抗战剧”实现审美突破、质量提升的根本途径，在于创作者审美辨析能力的增强和精神文化境界的提高。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刘起林
责编：宋小

2013年7月30日，由365滚球直播、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管理中心主办的电视剧《花木兰传奇》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举办。中国视协领导赵化勇、张显，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仲呈祥等专家和学者及该电视剧出品单位代表和主创人员还有多家媒体单位出席研讨会，与会专家就该剧创作成就进行了深入研讨。

来源：中国电视艺术手机报
作者：裴月华
责编：宋小

在2013年仲夏召开的大型史诗电视剧《寻路》开播新闻发布会和作品研讨会上，人们见到的作家、剧作家王朝柱更透出走过岁月的苍健和不谙世故的朴拙：一如既往的平头、照例温暖而带刺儿的话语，当然还有见到朋友时憨厚的笑脸和热烈的拥抱，以及回答采访记者的简洁的语言。

一、他是一位艺术家

作品是艺术家的名片。王朝柱的电视剧文学作品在二十几年间一部部地增加着，仅就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剧本就达19部之丰。虽然他多年来总是对向他索要名片的人说他从来没有名片，但他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镣铐”下的炉火纯青的电视剧表达已成为一个醒目的标识，让观众记住了这位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上独树一帜的剧作家。

电视剧《寻路》剧本，是王朝柱在2012年完成的，由于它立意于表现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2年宁都会议期间的党内路线斗争最难表现的历史阶段，所以在编剧上必须正视前所未有的党史禁区。这让王朝柱在探析我党那五年的历史轨迹，表现我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几位领袖人物之间的思想分歧，处理当时横在真理与谬误之间的不正确评判标准—少数服从多数的严酷现实时，曾数月煎熬在对档案史料的查阅和思索中，当他顿开茅塞梳理出一条以“寻路”为主旨串起那段历史的思路时，这部《寻路》剧本的创作便走进了寻路之旅的新境界：在剧中主要表现我党内部的思想路线斗争，真实地反映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当时掌握了革命真理的少数人挨整、受排挤，致使革命事业付出血的代价，以此鉴证真理的获得来之不易的残酷史实。

“您要在这部电视剧的艺术真实中展现给观众哪些历史真实，强调哪些理念？”

“观众可以在《寻路》中看到，毛泽东这个泥腿子出身的小学教员与留洋归国的党内知识分子如何展开思想交锋，如何坚持真理。了解毛泽东在主张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求真知的过程中，曾经在党内受到重重阻力，但他百折不挠地坚持真理，一步步地取得全党认同，形成统一的思想路线，最后夺取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告诉今天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借鉴别国先进经验时，要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

这次“寻路”是王朝柱以他一贯坚持的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段历史进行勘探，他要挖掘其中封存已久的精神财富，如他郑重强调的那样：“真实地再现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客观地写出那些领袖人物的不同性格，以及他们在探寻中国革命之路时的缺点和错误，让今天的观众从那段历史和人物的精神世界里认识过去，鉴知今天，在新时期少走弯路。”

与表现中国共产党在另一个艰难困苦时期顽强奋斗的电视剧《长征》相比，“从剧本而言，我更喜欢《寻路》。”这大概不仅由于《寻路》的悲剧性内涵丰富于《长征》，更在于王朝柱对剧中主要人物毛泽东坚持在逆境中寻求真理的革命精神有着深切的感知和敬意。由此，“寻路”对于电视剧《寻路》剧情中的历史和人物活动，也对于王朝柱在剧本创作上的思想发现和艺术发现，具有了双重的意义。想听王朝柱谈他创作这部电视剧的心得，从中获知他在艺术理念上的新突破，他竟把话锋一转，津津乐道起剧中人物之间的政治路线斗争，这更让人感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应该充分得到尊重。

谈到这部剧的诗意时王朝柱说，“剧中的毛泽东吟着《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音乐由远而近，毛泽东思索着中国革命的出路，万里风云奔涌胸中……完美地表达这种意境是我的艺术追求。”话间，王朝柱分别放在座椅两边扶手上的一双手指令人不易察觉地轻轻弹动着，这也许是他曾经的作曲生涯给他留下的职业烙印，继续在他的电视剧编剧艺术声画里律动着。

二、他是一位农民

“我是个农民”，这句带着河北吴桥口音和个性韵律的话，几乎已成了王朝柱自我介绍的头条，好像他习惯把人们关注他的视线拉向观察一位农民、一位有着农民烙印的文化人、一位脱离了农民思想羁绊的革命者、一位从泥土中出落成的有着革命精神的艺术家的视角。

农民的奋斗永远与土地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朝柱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这块沃土，乐于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这一耕作方式，去迎接这块土地上的艳阳高照，去挑战这块土地上的电闪雷鸣，去追求一个耕耘者在播种和收获之间的劳动的快乐。

熟悉王朝柱的许多人都看到过这种情景，当他和鸿儒们据史分析我党早期知识先贤以及后来学识渊博的领袖人物时，常会说着说着便提高嗓门嗔言道：“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缺乏实践精神，教条死板地对待历史和现实！”看他话语间带出的那种气愤，真让人以为他此时就是土里生土里长的农民。“其实您最是‘背叛’了农民、超越了农民的农民！”他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王朝柱在《寻路》里对多位领袖人物的塑造中，尤以对毛泽东的刻画着墨最多，从他对毛泽东的出身农民、了解农民、体贴农民、领导农民的精当分析和艺术表达上，足见这位有着农民血脉的剧作家对农民特质的透彻理解和精准表达。

“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小学教员，能排除党内外的重重阻碍，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戴的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说明他所选择并带领劳苦大众勇往直前的道路，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是正确的！”这无疑是剧作家王朝柱对毛泽东这一出自乡村的革命领袖的思想智慧和领导智慧的一种带有政治性的艺术探知。

三、他是一名老童生

“老”和“童”兼具，表现在王朝柱的创作上时，他既能老道走笔，激情游刃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所涉及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的风云变幻，比如在《寻路》中对那段“作为编剧，深知很难驾驭的历史题材”之党内路线斗争的艺术化披露和妥当揭秘；又不满足于自己以往对党史的探析研究和艺术表达，虚心诚恳地向史实求教、向长者和同辈求教、向专家学者求教，在档案史料的字里行间勘探历史真实的轨迹。

“老”和“童”兼有，表现在王朝柱的处世上，又见于他的真性情。《寻路》文学剧本46集，拍摄后剪出44集，这说明王朝柱在“如履薄冰的剧本创作”中的史实运用和分寸把握几乎万无一失。这个可喜的成功让他自曝出一些他现在可以平静说出的难忘感受。几年前，一部根据他的剧本摄制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审片通过后被剪去了几集，他得知后失声落泪，哭号他剧中人物个性的至情至真将有失于他所认定的完美。但他追求艺术的执着最终转化为一种政治自觉和文化自信，就像当年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解放》也被减去一些剧集时，他这样理解：“我作为祖国的孩子，能在母亲60岁生日时献上50集电视剧，值得欣慰。”

这就是王朝柱：简单、纯粹、豁达而执着。

四、他的作品是一剂良药

良药之效在于对症。近30年来，在王朝柱的电视剧创作版图上，从他第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剧本《巨人的握手》到《开国领袖毛泽东》，从《周恩来到上海》到《解放大西南》，从《长征》到《解放》，从《辛亥革命》到《寻路》，他把数十年来孜孜以求、博学强记的党史知识融会贯通于他的电视剧剧本创作，他把作家的敏锐和艺术家的灵性凝于笔端去触及社会的脉搏、感知时代的脉动。他披阅数十载、呕心沥血地读史写史所创作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剧本，犹如切准社会脉搏而配制的一剂剂良药，有利于人民大众的身心调和，有利于社会肌理的结实健硕，有利于我党的自行保健。由王朝柱执笔、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肯定、受到业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剧作，引领了不同社会时期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根据他的文学剧本摄制的电视剧，在宣传党的历史、普及党史知识、借鉴党的经验教训等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特殊作用。对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社会意识形态而言，王朝柱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作品兼具保健品和营养品的双重功效。

常谈笑风声地说古论今，深知那些河东河西之间发生政权更替之玄妙的王朝柱，在立场问题上绝不含糊。

“善意地给共产党提意见可以，骂共产党、诋毁共产党，我坚决不赞成！要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劳苦大众得解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没有祖国的统一。”听到他这段并不夸张的慷慨陈词，不禁使人想到关于良医良相之说。

五、他是一块磁石

王朝柱热爱由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梦，他执着于为党为人民鼓与呼。他以煌煌二十多部革命历史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经典之作，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旗帜性编剧，产生了能量巨大的吸引力。

他为了书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经年独处一隅，殚精竭虑地从复杂的党史资料和浩如烟海的参考书籍中梳理出适于电视剧艺术表达的历史真实，再为他创作的每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勘定时空坐标，规划史实格局，苦心人物塑造，醉心性格描摹。他毫不讳言地告诉大家：“我的每一部重大剧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专家学者的推敲”。业界朋友知道，他如此自信是因为他在每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之前和创作当中，都已求教过我国我党最权威的党史专家，这就是在他每完成一部剧作，也正如他完成《寻路》剧本创作时特别郑重感言的那样：“中央文献的老领导逄先知、金冲及、冯蕙、黄允生、廖心文、熊华源，还有仙逝的李琦老等专家，不仅给予我档案资料的支持，而且还就一些历史疑点多次沟通、指导。”“写《寻路》时，国家安全部的领导邱进、刘丽、余放、王金和、刘月明等以及上海、天津、江苏等安全局的领导都给了我很大帮助。”“我的老朋友王兆海、李准、仲呈祥、郑伯农、李硕儒等更从生活到创作都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天津的肖怀远、成其圣、万克、倪祖铭、杨君毅等领导多方关怀，力促《寻路》早日问世。”从他说出的必须致以谢意的长长的人名单中可以看出，王朝柱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感恩之至且铭记在心。他的这种品质扩展了他的强盛人脉，也突出了他的人格魅力，使站在他擎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旗帜下的仁人志士，非但不是他个人的单枪匹马，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坚定的思想信念、坚实的理论基础、权威的艺术指导的颇具实力的创作“军团”。这样的军团集合了编导演及制作等方面的生力军，尤以“天津模式”和“王朝柱现象”的互补生辉备受关注。

“我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早年毕业于天津；文革中，我接受劳动改造时也在天津；虽然我在1972年调入总政文工团，历任总政歌舞团、歌剧团作曲和总政话剧团编剧，但是我的户口一直在天津留守了30年，2007年才迁出。”王朝柱的天津经历使他与天津有了非同一般的感情，也促成了他与天津市委宣传部及天津电视台近年来的合作，七年间他们创作并出品了《解放》、《辛亥革命》、《寻路》三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还力促这三部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首播，继而由全国多家电视台传播到千家万户。王朝柱对业界的领导、同仁、朋友们说，通过这三部剧的创作，他“向前迈进了三步，还与天津方面的肖怀远、万克等建立了深厚友谊”。

为了自己笔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生产、播出，王朝柱早已不是单纯地只做编剧，受到“柱子、柱子哥、柱子老师的人格魅力感召而组合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团队里，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等专业人员齐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专业行当里的翘楚者，但却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的柱子，像他那样主动“拿着最低的稿酬，干着最累、最舒心的活计”。

二十几年间，王朝柱向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拍摄单位推荐了许多年轻演员，如当年的唐国强、刘劲、王伍福、马晓伟等，他们今天已成为电视荧屏上观众熟悉并认可的中国革命早期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在这部《寻路》中，又有王朝柱力荐的毛泽东的饰演者许铂岑、贺子珍的饰演者罗忆楠，他在培养这两位青年演员走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之路。

几年前就听王朝柱说过，“写完这部剧就不写电视剧了，去写写小说，换个轻松的写法。”见他在那之后又产出了几部电视剧剧作，问起他当年的那个想法，他放慢话音道：“停不下来呀，这就是我的事，是我喜欢研究的事，可能要做到做不动了为止。”他话语间的平静，透出复杂的思想感情，那自然和悠远让人铭记。
                

来源：《当代电视》杂志社
作者：唐志平
责编：丁磊

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寻路》，我们会在思想上非常震撼，在艺术上备受感染。看过之后，空谷足音，余音绕梁，很多画面让人挥之不去，一定会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寻路》展示的，是以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动集团“清党”、“分共”的反革命政变为标志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结束，前后五年之间，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这五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复杂也最为困难的五年。这五年间，历史把种种错综复杂因素纠结在一起。从国共两党来说，蒋介石在新军阀的重重矛盾中施展阴谋诡计腾出手来全力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如火如荼的工农大众革命，挥舞血腥的屠刀屠杀了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和人民大众多达三十余万人。其中，光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多达二十余人。人们熟知的，如恽代英、蔡和森、澎湃、陈乔年、罗亦农等人，还有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壮烈牺牲的。在中国共产党内，这五年极其错综复杂。一方面，在当时共产国际的胡乱指挥下，党中央错误地实行在中心大城市发动起义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屡屡遭遇惨烈的失败和悲壮的牺牲，而且顽固坚持，不思悔改。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一次又一次的路线错误和权力斗争，还有总书记向忠发和中央特科顾顺章叛变投敌，导致革命事业损失惨重。直到最后，苏区中央局在临时中央局的错误的政治估量和军事估量指导下，还对毛泽东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批判，剥夺了毛泽东手中的军权，葬送了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成果，导致日后第五次反蒋介石军事“围剿”的失败，被迫开始长征。期间，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也曾参与其事。期间，周恩来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不完全同意中央的错误路线，还在隐蔽战线上组织和领导中央特科，指挥罗亦农、陈赓、潘汉年、李克农、钱壮飞、聂荣臻，还有杨度、杨匏安、董健吾等人，肩负了保卫中央机关安全、获取敌人情报、锄除叛徒奸细的历史重任，对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却也在那个紧急的历史关头没有完全摆脱中央错误路线的制约完全抵制中央的错误决策。那五年，在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和朱德、陈毅、贺龙、彭德怀等人坚决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错误路线。从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会师、建立根据地、黄洋界大捷、古田会议，先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团、第一方面军等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建立中央苏区政府，粉碎蒋介石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历经艰难险阻，流血牺牲，最终寻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独特的胜利之路。这是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于艰苦逆境中奋斗求索，历经千难万险，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前无古人的伟大贡献。
 

要在一部电视剧里展示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面貌和情景，叙事难度非常之大。尽管朝柱已经创作了以《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解放大西南》还有《辛亥革命》为代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业已形成独特品牌，经验十分丰富，他还是说：“作为编剧，深知《寻路》是很难驾驭的历史题材。”然而，朝柱深知，“这五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我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童生，只想用一颗真诚之心去认识、歌颂这段历史，还有带领人民创作这段历史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贤。”他要求做到“真实地再现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客观地写出这些领袖人物的不同性格，以及他们在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缺点和错误”。王朝柱坦言，《寻路》顾名思义，是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不仅能关照历史，更能昭示现在与未来，为此，他“写《寻路》酝酿了很长时间，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的传记。《寻路》要做到真实地再现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客观地展现这些领袖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精神世界，让今天的观众从中认识过去、鉴知当下。只有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我们才能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觉得，朝柱和他的创作团队，本着追随崇高践行崇高的为人、为文的准则，立足于高尚的境界和博大的情怀，让自己的创作回归心灵的自由而不被市场绑架，认真地创作，真诚地创作，任凭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自由飞翔，纵横驰骋，终于很好地驾驭了这个题材，依然是举重若轻地创作了这部上乘的电视剧精品。
 

说《寻路》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上乘的精品，我以为，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一部典型的宏大叙事鸿篇巨制的史诗性电视剧。
 

举凡史诗性电视剧所具有的种种元素它全都具备。就是说，它以“重大革命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叙述一个较为完整的重大的事件，塑造一个或几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演绎这些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重大的作用；事件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在悲剧冲突中展开艺术演绎，充满悲壮，具有深沉的悲剧意味；它张扬的是悲壮和崇高的美学内涵，张扬这些重要人物的宏图大业丰功伟绩，张扬英雄主义，张扬民族精神，也张扬我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格调；为此，它在审美精神和原则上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即使也会融合浪漫主义的手法，那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开放姿态；也为此，这一类的电视剧会采用宏大的叙事策略，用非凡的人物、大强度的情节、大场景和浓厚的氛围营造出大声势、大气象和巨大的震撼力与感染力；用以叙事的画面还会集合声光时空及服化道摄录美音乐舞蹈等等诸多造型元素，充分运用画面语法和修辞的魅力，在造型艺术上尽可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由这样的电视剧，广大观众获得的审美愉悦就犹如阅读和欣赏一部“史诗”。
 

第二，这是一部精致的史、思、诗相结合的史诗性电视剧。
 

《寻路》除了有它的“史”的宏大叙事的色彩，原真的品格，还包含着另一方面的意思是，对那五年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历史，全剧绝不止于对史实作描述。描述，只是“史”的一个起点的初级阶段，它已经是更高级阶段的“史”，它还有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辨性的“阐释”，而且这种立足于“思”、从“思”出发的“阐释”，更是一种诗意化的阐释，即以诗意化的叙事情思和画面语言做出的。我们看《寻路》，无论是脉搏还是呼吸，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哪里”这个问题的非常强烈的纠结。这无疑是一条全剧叙事的情绪主线、内容主线、情感主线，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传播主线，观众的接受主线。在我们的电视剧里，能像朝柱这样，在描述历史时，用诗意化的画面作载体，表现出一种充满哲理意味的思辨和阐释，实在不多见。
 

第三，这是一部刻意追求创新的颇具新意的史诗性电视剧。
 

我觉得，《寻路》的创新，核心是对于“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样一个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原则的创新。
 

在47集版的《寻路》文学剧本里，朝柱共在29集剧本的后面写下了说明文字。这些说明文字，按内容可以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说明他所依据的史料的出处，声明没有虚构。比如，第2集的“蒋介石邀见周恩来这场戏，是根据李一氓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编写而成的”；第22集的“这集有关内容主要是依据史实。同时还参照了陈毅、江华等亲历者的回忆编撰而成”；第26集的“陈毅等人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的发言，主要依据《陈毅同志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非艺术杜撰”。
 

第二种是，史实有不同的记载，他取其一种，但也交代清楚别的记载，预防观众有“不实”的质疑。比如，第45集的“关于杨度先生仙逝的日期，一说是1931年9月14日，一说是9月17日。关于周恩来追念杨度先生的方式有两种说法：一是周恩来自上海撤退前夕，由潘汉年陪同凭吊杨度墓；一是刘人寿、何荦的回忆：‘1931年9月14日，杨度逝世，周恩来、潘汉年等曾秘密亲去吊唁致哀。’本剧的内容即根据这一记载编撰而成”。
 

第三种是，有史实依据但又有改编的。比如，第14集的“关于周恩来与邓颖超赴苏遇险一事，根据邓颖超自述，以及金凤同志专著《邓颖超传》改编”;第44集的“关于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国内外有不少专著。但是，就说一些权威著作也有不小的出入。为此我选用的素材、观点，均取自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东传》”。
 

第四种是有史实依据，但在时空等方面做了艺术处理。比如，第8集的“因为戏剧的需要，作者有意将周文雍、陈铁军刑场婚礼提前一个多月，请史家见谅”；第14集的“朱、毛井冈山会师，与周恩来赴苏遇险几乎是同一时间。为此，只好按戏剧规律分开去写，敬请史家见谅”。
第五种是完全虚构。比如，第4集的“据史记载，秋收起义前毛泽东似没见到卢德铭、余洒度，从戏剧发展需要，权且按剧中所写处理，请史家谅解”；第5集的“小龙是个虚构人物，且不要对号入座”。
 

这样的说明，看起来纷纭繁复，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一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和历史戏剧化与戏剧历史化的问题。“大事不虚”和“小事不拘”,是中国电视剧艺术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品格里提炼出来的一个创作经验的命题,或者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的命题，属于真实性美学范畴。在谈论这个美学范畴的电视剧学科理论层面的新意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的和谐融汇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这是因为，在创作历史题材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戏剧特质的，要使这些历史上的人和事都具有戏剧特质，都能变成有意义的戏剧内容和戏剧形式，都能够成为可供观赏的电视剧，就要使历史“戏剧化”，让那些原本不具有戏剧特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艺术化为戏剧人物、戏剧故事。办法就是像朝柱现在这样做的，虚构或者改编一些戏剧人物，围绕这些虚构或者改编的人物再虚构或者改编一些由相关的戏剧矛盾和戏剧冲突演绎成的戏剧故事，以及这些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赖以发生的戏剧场景和氛围。现在，《寻路》在这方面做得更加出神入化了，几乎臻于某种化境了，结果，当人们沉浸在观剧审美的兴奋之中的时候，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谁也不会再去管它究竟是真还是假，而宁可信其有，信其真了，信其为纪实性的历史的再现了。这就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和谐统一。这其实是一种难度很高的叙事艺术。其中的奥妙是在于，当着创作者们，就像朝柱这样，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虚构的人物故事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的和谐融汇时，关键是把握住在历史的框架里实施真正的艺术想象，展开真正的演剧艺术。
 

通常，我们都会说到，历史题材电视剧是电视剧文学家艺术家对于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艺术再演绎。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想要以历史为题材，只能是创作主体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及其文化蕴含、美学意义、史学意义有所发现、有所体认、有所感悟，而后塑造艺术形象，注入艺术情感，重新创造的一个“艺术文本”。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客观生活的真实，即历史的“史实文本”而言，一切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都具有虚构性，都是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艺术演绎，而不可能是它们的所谓“真实再现”以至于“还原”。史学家营造“史学文本”也有不实之处、失实之处，或者，不算夸张地说，也有一些“虚构”，何况电视剧艺术文本呢?于是我们也就有了相对而言比较广阔的虚构的空间，有可能把“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和谐地融汇在一起。
 

上个世纪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评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时候，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如果把《伊利亚特》当作历史来阅读与研究，你会发现其充满虚构；而当你将它当作虚构文体来阅读，又会感觉字字渗透着历史的水印”，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就不可能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就此而言，我要说，王朝柱当之无愧。
 

有了这样的创新追求，《寻路》这部电视剧就有了它不同于以往的更加好看的新的看点。
 

第一，它所具有的揭秘、解密的独到之处，使全剧叙事显得非常真实，人们几乎可以把它当作纪实性电视剧来观赏。第二，它所具有的揭秘、解密的独到之处，使全剧叙事显得非常传奇，人们观赏它，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如周恩来领导的特科在上海的活动，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中共地下工作，即所谓谍战的庐山真面目，要它不吸引人也不可能。
 

第三，在朝柱文学剧本塑造了鲜活的人物的基础上，《寻路》的演员队伍，除了周恩来的饰演者刘劲、邓颖超的饰演者黄薇、蒋介石的饰演者马晓伟是“老资格”之外，全剧上百名演员，竟全都是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演员。那些当年风华正茂的一代共产党人、革命的仁人志士，在这年轻演员的表演艺术里，全都活灵活现地站在我们面前。许铂岑饰演的毛泽东，比起形似来似乎神似更为突出；罗忆楠的贺子珍，英姿勃发、侠骨柔情，他们成功地演绎了战地黄花般的军旅情爱。看这部《寻路》，就人物艺术造型的鲜活丰满靓丽动人而言，可以说,早年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贺子珍的形象,是最为新鲜也最为成功的一个。其他，赵凯扮演朱德，黄俊鹏扮演陈毅，刘岳扮演陈赓，张页石扮演瞿秋白，还有郑萍扮演宋美龄、杨俊勇扮演陈立夫，李晓枫扮演顾顺章，也都相当出彩。
 

这部戏的导演张多福说：“《寻路》非常注重贴近电视观众欣赏习惯，讲求戏剧冲突和揭秘的悬念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他要把这一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拍得美，拍得好看，我以为，这个目的达到了。
 

在中国电视剧的剧作家队伍里，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领域里，王朝柱是一位谁都无法比肩的剧作家，也是谁都取代不了的剧作家。今年是中国电视剧诞生55周年。我们甚至可以说，几十年来，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领域里，中国电视剧界只出了一位他这样的大剧作家，或者说，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只成就了他这样一位大剧作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超过这样一位大剧作家，甚至是在今后一个可以预见的时间里也没有人能够超过的这样一位大剧作家。我们可以说，是王朝柱选择了中国电视剧，也是中国电视剧选择了王朝柱。中国电视剧给了王朝柱“天之骄子”的身份、地位和从事剧本创作应有尽有的必须而又充足的得天独厚的所有的条件，包括硬件和软件。中国电视剧观众给了王朝柱“时代宠儿”般的厚爱、宠爱和作品播出后的高度思想艺术评价及无比强烈的欢迎。王朝柱则回报给中国电视剧及其广大观众独一无二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作品。从《巨人的握手》，一直到《解放大西南》，他在总体上造成了中国电视剧历史上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现在，他写了《寻路》，往回走，补足了《长征》前的一段党史的荧屏艺术记录。
 

还要感谢天津电视台。几年的时间里，你们和朝柱合作，拍摄了《解放》、《辛亥革命》、《寻路》这样三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巨型史诗电视剧，功德无量，十分难能可贵。你们的奉献，一定会书写在我们中国电视剧艺术史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上。

       来源：《当代电视》杂志社
作者：曾庆瑞
责编：何岿然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2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大型史诗电视剧《寻路》于6月18日登陆央视一套，使亿万电视观众能够从中共同缅怀革命先躯的革命精神。6月20日下午，由365滚球直播、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电视剧《寻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该剧主创以及史学家、文艺评论家和媒体记者共五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以下摘要按发言顺序排名)。

会议由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显主持。他说，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视协、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和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来邀请各位专家研讨这部电视剧的艺术成就、创作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无论是对主创人员的肯定，还是对《寻路》这部电视剧成就的肯定，我们希望这个研讨会的成果能够在各个媒体上有所体现。通过媒体的宣传，引导观众欣赏和观看这部电视剧，这是我们研讨会的功能，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对于这次研讨活动，《当代电视》要做一个专版，到年终，我们协会还会出一本书，把今天研讨会的成果收录进去，作为资料保存。我希望借今天研讨会的东风，电视剧《寻路》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受到更多观众的肯定和喜爱。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首先致辞。他说，《寻路》的题材厚重、意义深刻，独具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践行文化担当。天津市委、天津广播电视台秉承多年来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深入开掘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主题，编剧王朝柱先生以一名革命老童生的纯情去叩问一段极难由编剧驾驭的历史，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过程中的求索精神。他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共同肩负起崇高的社会责任，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演绎得宏阔壮观、感人至深。这种为了党的事业在电视剧创作上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娱乐节目风行的今天实在难能可贵。第二，尊重历史真实。这部电视剧的创作团队怀着对革命先贤的敬仰，以敬畏历史的态度去探寻历史真实的轨迹，去挖掘革命实践的教训，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五年间的坎坷发展历程，深刻地揭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期，历尽千难万险找到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对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作用和重要意义。第三，锤炼史诗品格。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宏大叙事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传播着艺术的美妙，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革命领袖和国共双方各方面社会人物百余位的生动形象，充分展示了中国革命先躯留给后世万代的宝贵精神遗产。剧中情理兼蓄的场景和生动细节融会了丰富翔实甚至鲜为人知的史料，显示出创作者驾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语言的非凡功力。知古鉴今，慎终追远。我们相信，这部在历史观察、考量辨析等方面具有新突破、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上气象万千的大型史诗电视剧《寻路》，将成为一部极好的党史教材和历史教科书，为党员干部、特别是为青年一代提供珍贵的教义。电视剧《寻路》将与多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精品力作，如《辛亥革命》、《长征》、《延安》、《解放》、《开国领袖毛泽东》等一起构成一部中国革命发展史的电视剧鸿篇巨著，轰轰烈烈地载入我国电视剧发展史册，产生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

天津广播电视台台长万克：今天是继6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电视剧新闻发布会、6月16日在北京的研讨会之后，在天津再一次就《寻路》的开播请专家来把脉会诊。6月18日，《寻路》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了，肖怀远主任说，这个开播带来了我们的三个祝贺，一个是为纪念建党92周年献上厚礼，二是向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献上了贺礼，三是18号正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动员，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总动员的时刻，我们以此剧开播作为祝贺。天津广播电视台作为《寻路》的制作方，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寻路”的剧名是夏潮书记亲笔题写的，为这部剧增添了光彩，所以在此特别对中国文联、中国视协表示感谢。天津广播电视台与金牌编剧王朝柱合作，在近七年间创作了三部作品《解放》、《辛亥革命》、《寻路》，王朝柱为天津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三部作品使天津广播电视台在全国电视业界的地位相对稳定和提升。因此，此后我们还要继续这种合作。

著名编剧王朝柱：见到大家总觉得格外亲。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那时这个学院在天津。我的从艺也是从天津开始，没想到后来改行当编剧，第一部戏就是《巨人的握手》，是在天津开始的，我的人生中最艰苦的时期也在天津。回想起来，从《解放》到《辛亥革命》，再到《寻路》，为这三部剧天津人民用了将近两个亿。我创作这三部剧的后台老板是谁呢？是天津，播出平台的老板是中央电视台。我诚心诚意地给天津的人民鞠个躬，我向天津人民表个态，尽量让你们用钱少一点，我用功多一点，把我们下一部合作剧拍得比现在好一点。这部剧是从另一个历史阶段开始的，表现建立最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顾问、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6月18日电视剧《寻路》在中央电视台一黄播出了，应当说作为制作方的天津市和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收获成功。2009年中央电视台一黄播出电视剧《解放》，2011年播出电视剧《辛亥革命》，2013年播出电视剧《寻路》。经过将近七年的奋斗，由一个省为主制作的重大历史革命题材陆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形成这样巨大反响，我觉得是应当提出一个概念时候了，这就是中国“天津现象”，当代中国宣传文化工作中的“天津模式”。我觉得“天津现象”从这三部剧来看至少有五个特点。第一，连续推出影响全国的精品力作，而且都是在中央电视台一黄时间播出。第二，这三部片子都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而且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的超一流作品。第三，都是在重大节庆和纪念日播出。《解放》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播出，《辛亥革命》是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播出，这次《寻路》是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播出。第四，这三部剧，当然《寻路》刚刚播，前两部都已经获得了全国最重要的奖项，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广电部的飞天奖，中国视协的金鹰奖，我想《寻路》至少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五，从《解放》到《辛亥革命》再到《寻路》，这三部片子在几年之内播完，实际上不只在重大题材剧中，在整个电视剧创作中都形成了一种气候，形成了气场，打造了一个品牌，成为一股引领和推动中国电视剧蓬勃发展的力量。

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原主编李硕儒：“天津现象”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抓原创，抓导向正确的编剧，抓实力雄厚的编剧。他们用他们的剧来净化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给人们以鼓舞，给人们以追求。《寻路》让我们看到第一代革命领袖们是怎么追求的，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以什么作为精神追求的支柱。第二，抓人物塑造。《寻路》有近三百个人物，而且都是有名有姓，呈现得很到家、很到位，多有点睛之笔。关于这部剧的写作，我认为编剧敢于真实深入地写人，写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写这批寻路者的分歧、争论、斗争是这部剧的另一个贡献。这既凝聚了作者的胆魄学识，也标识出历史的成熟、时代的成熟。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这部剧注重诗性、文学性、文化性，并将其融入人物故事之中，这是这部剧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天津作家协会分党组成员、著名作家赵玫：鸿篇巨制《寻路》，让广大电视观众生动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并成为一部形象而立体的教科书，而最后一集应该说更加耐人寻味，尾声中始终以毛泽东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作为主线。尽管毛泽东始终寂寞地坚守着他的路线，却最终不能得到同志的支持和共产国际的认可，于是宁都的那场戏将毛泽东的性格极具风采地表现出来，他在阐述了所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念后，离席而去，很有风骨。尽管最后的镜头是毛泽东携妻女潸然而去，但在渐行渐远的跃马扬鞭中却还是耐人寻味地埋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以伏笔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和曙光，或者这亦是承前启后的一个篇章，是又一部革命历史史诗的壮丽开始。

《中国艺术报》社长向云驹：《寻路》这部剧是王朝柱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全景中的又一部新作和力作，笔墨集中在中国建党初期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全面的白色恐怖，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与恐怖中的摸索、探索、求索。对这一段以“寻路”为主题的艺术再现，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因为其内容非常丰富，细节也非常多，所以以宏大的景象和影像全景式地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寻路》是一部形象生动鲜活的革命历史教科书，它集中了分散而又丰富的历史资料，串联沟通了零散的历史信息，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段高度概括出历史事件和主题，鲜明地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

《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寻路》这部剧延续了王朝柱创作的特点，是一部文献性、美学价值、艺术性相结合的荧屏史诗，它既是生动的艺术作品，又是可以当教科书看的党史、革命史作品。宏大叙事加上生动的细节，这些都是王朝柱创作延续下来的。但是这部作品也有新的特点。它抓住了一个主题—寻路，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民族复兴、振兴的道路，而且开掘得很深，像《寻路》这样的描写，我觉得它是过去所没有过的，具有新的开拓。我很赞同李准提的观点，就是“天津现象”、“天津模式”。对这个创作组，对以王朝柱为核心的对待史料的严肃态度，对文艺事业的责任心，都是值得肯定的。现在正值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又要整顿党的作风，非常需要弘扬正气，所以这部剧出来得很是时候，对文艺界树立新的风气，天津是走在了前面的，很需要加以肯定。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罗澍伟：首先，《寻路》以刚毅肃穆的辉煌气质、苍劲壮丽的艺术风格交织成一部回肠荡气的史诗，给广大观众难以言喻的心灵和精神震撼。它不仅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历史教育，而且使我们对那一段曲折历史的感悟得到了升华和洗礼。其次，《寻路》的思想性在于全剧在探究历史兴衰的同时，丰富和延展了历史的生命，向广大观众揭示了历史中蕴藏着的立足现实迈向未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最后，《寻路》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全剧的结尾充满了言语不尽的含蓄，似乎让广大观众通过历史的尘埃窥视到了一个伟大民族即将来临的复兴，使历史的追寻与现实的宿愿相约在了广大观众的视野之内。故事的终结往往就是开始，在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艰难的革命道路已经告一段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路将怎样继续走下去？《寻路》恰恰从历史的回眸中探寻到了启示，提出在这条新路上应该如何进行力量积蓄和精神追求。

《小说选刊》杂志社原社长柳萌：《寻路》与《长征》、《延安颂》、《解放》相比，取材于不同的历史进程，人物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跟他们的战友，但给人的印象是新鲜的，没有一点老旧感，没有重复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靠的是什么？我觉得除了王朝柱的才华之外，还有他的激情和进取心。在《寻路》里有两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他们都是因为生活问题跟女人问题最后出了事。相反，知识分子都是英勇就义了，这一点与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不大相同。王朝柱写起来完全没有从概念出发，而是忠于历史，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寻路》是怎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认为它是一部用现代人的视角生动解读革命历史的优秀作品，它超越了历史事件的本身，除了通常说的具有史诗的品格，它还是一部极富现实启示意义的作品。特别是我党在面临困难的当口，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应该对照着先辈来反省一下自己的理想信念，看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差距。

《解放军日报》文艺部原主任陈先义：据有关数字统计，《寻路》刚开始播就吸引了广泛关注，我觉得因为它有特点，第一是写矛盾；第二是写坚守信仰与背叛信仰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和交锋。除了写烈士以外，还写了叛徒，这几个叛徒给革命造成的损害极大，这些人背叛信仰都是从追求腐败的生活方式开始，这部电视剧给我们今天的共产党敲了一个响亮的警钟；第三是揭密性，剧中讲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材料；第四是这部剧的成功说明内容为王是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寻路》这样高质量、有民族气节的好作品，才是国家迫切需要的。

天津市文广局局长郭运德：《寻路》是对一种历史进程的高度把握和驾驭，是在真正的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的合理想象和虚构。它使得非常苍白的历史变得具有人性化、人情味，把残酷的现实进行了逼真的表达，这种逼真的表达就是不回避矛盾，将正反两面的血的教训非常鲜活、毫不客气地展示出来，揭示了一系列在这样波澜壮阔的复杂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很多人、很多革命者，甚至是革命领袖都背叛了，让人从背叛中体验到忠诚的可贵。共产党寻路是用革命的鲜血寻出来的，是毛泽东在内的一系列共产党人用生命、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这样的寻路过程既是承接了我们旧时代无数仁人志士对一种救国、报国信念的延续，更是对我们共产主义运动的体现。共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寻路的过程，中国革命是一个寻路的过程，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依然是一个寻路的过程，寻路应该是说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天津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张春生：大型电视连续剧《寻路》是一部抒写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经典之作。它以史诗般的挥洒和精细的雕画，描绘出一幅隽永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四·一二”大屠杀后的革命低潮，带领大众求索一条推翻黑暗统治并走向光明道路的历史画卷。《寻路》的意义不单是一部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而是形象地记录了毛泽东等人在革命关头，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所做的启明之旅、方向之旅、奠基之旅。尤其在今天，这部电视剧更成为推进中国特色进一步发展的思想教科书。《寻路》对革命领袖的塑造，突破了只注重胜利的结果而轻于写挫折后的困惑和困惑后的选择。《寻路》的思考是具有思想与艺术魅力的思索，这种思索不仅是对历史的准确回顾，更是对今天的以史为鉴和继往开来的推动。尤其是困难中的求索，给广大观众以追寻历史走向明天的正能量的感染，展示出“求索的魅力”。

《当代电视》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张德祥：《寻路》给我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有的时候真理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毛泽东说，要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经验还不够，甚至要有教训。这部剧仅仅写了五年时间的历史，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以后独立领导革命，探索自己革命道路的五年。虽然只有五年时间，但这五年时间揭示出了一个真理。毛泽东说的那句话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要让人们认识真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要有经验，有时候恰恰是在教训中才能真正认识到真理。剧中直接描写的不光是共产党两条道路之间的冲突，在根据地对同一事件的认识也有冲突。比如剧中朱德杀了几头猪犒赏三军，毛泽东对此却大发脾气，不给面子，让朱总司令下不了台。过去是很少在艺术作品里见到这样的场景，包括毛泽东跟陈毅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有曾志与毛主席在漳州相遇，这场戏意味深长，非常有诗意，非常美。并不是说革命一定要写得血雨腥风，也应有战友之间的友谊和感情，这种东西写好了，是感人的。在《寻路》中，这样精彩的动人细节、矛盾冲突非常多，这部剧至少是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有探索、有创新。剧名叫《寻路》，我觉得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次探寻，而且是取得了成功的。

《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徐忠志：从《寻路》中我们看到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会师、黄洋界大捷、古田会议、三次反围剿胜利，一直到宁都会议，看到了我们早期的共产党人何等朝气蓬勃。这部剧跟《长征》、《辛亥革命》、《解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始终坚持着对历史的尊重、对艺术的尊重和对人的尊重，尤其对人的尊重体现在电视剧的表达上，这在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非常难做到，因为这些人都已经在历史上定型了，很难再挖掘他、再表现出新意。把人物写好，是这部剧的特点。中国革命寻路的这一段历史所揭示出的道理，对于当今世界革命也有重大启示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剧不仅在谈中国，也在谈世界。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寻路历程，也是世界人民求发展、求解放、求富裕的路程。这是《寻路》所揭示的主题，也是它提供给我们今天观众的可贵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寻路》这部电视剧生逢其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总书记说要实现中国梦，梦的实现要靠路，要有路径，《寻路》的路是什么路？第一条是用艺术的形式、审美的方式呈现出的中华民族应该坚守的哲学之路。这在今天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今天搞经济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有人就是主张把外来的美国的那套、西方的那套生搬硬套，拿来就用，不管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拿艺术建设、艺术发展来说，电视剧应该是生长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的，尽管有诸多问题，但是我认为主流是好的，比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创作，是以王朝柱为代表的创作集体，生产了一批优秀作品，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引领中华民族物质建设高潮到来的时候，要努力去攀登精神制高点，占领精神领地。天津在这方面就占领了精神高地。所以我为天津叫好，为王朝柱老师叫好，为我们年轻的张导演带领的这个实践在第一线的集体叫好。最后说两句话，这部剧现在完全扣中了习近平的八个字—知党爱党、知史爱国。看这部电视剧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知道党才能爱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能爱国。所以不知党焉能爱党，不知史何能爱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作为一个国有电视台，它的责任、它的担当、它的使命，天津台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和启示。一个电视台在我们国家的体制下，首先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宣传舆论工具，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其次又是当今社会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化传媒机构，这也不能否定。如何把这两点有机地统一起来，天津广播电视台做了很好的尝试，抓住电视剧这样一个切入点，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启示。天津拍摄了三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这不仅是以一个地方的眼光，而且是站在国家的层面来思考问题，站在国家、民族，甚至站在执政党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电视台同时又是现代的文化机构，文化要有文化艺术、文化担当、文化人的眼光、文化人的素养，像肖怀远同志、万克同志、王朝柱同志。光有政治家不能搞文化机构，得尊重、敬畏文化，要能够跟我们的艺术家形成和谐的氛围，包括年轻的张导这样的创作团队。天津生逢其时，天津市的领导同志和天津广播电视台的同志，他们有一种文化和艺术的眼光和素养，他们用他们的人格魅力把我们这些艺术家、文化人联系起来了，所以才有可能优势互补地产生出《辛亥革命》、《解放》、《寻路》这样的文艺作品来滋养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的人民“补钙”。不能光是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还要教育人民，这个旗帜是高高扬起的，群众是需要教育的。正是因为天津市的领导同志和天津广播电视台的这些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些同志形成了一种“天津现象”，所以才有了现在这样一部电视剧。天津台确实给我们很多地方台，包括我们国家电视台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启示。

            来源：《当代电视》杂志社
作者：何岿然
责编：胡斌毅

适逢党的十八大以后，作为庆祝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开场大剧，由王朝柱同志创作的44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寻路》与观众见面了。这部为广大观众翘首企盼的革命历史题材巨作，势必成为2013年度的荧屏热点，给疲软和迷惘中的中国影视创作注入强大的思想活力，对中华民族期待的“中国梦”在精神内容层面给予追根溯源的历史解读。

2013年，对今天的中国，注定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这不仅是因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走向政治舞台的核心，也不仅是因为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使我们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更为现实的是，随着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的到来，以网络为平台、以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为主角的攻防战正悄然展开，它暗潮涌动，风急浪高。可以说呈现近年来没有过的剧烈，斗争的核心是坚持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坚持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这面精神的旗帜。伴随这场斗争，一场关于道路的选择再次摆在中国共产党和13亿中国人民的面前。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部磅礴大气寓意深刻的《寻路》诞生了，它用一代共产党人以鲜血和生命写成的经验，警示和提醒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自觉和自信，追寻和坚持我们所应该走的道路。可以说，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应时之作。

《寻路》这部作品与王朝柱同志此前创作的《长征》、《延安颂》一起，组成了艺术再现中国革命史的浩浩史卷，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我们民族百年历史的红色家谱。因此，总结好这部作品的创作经验，不仅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革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迷惘中的中国电视剧艺术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细观这部作品，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有如下几点。

第一，写矛盾。作为以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寻路》为我们提供了写矛盾的成功范例。众所周知，矛盾是构成戏剧思想和艺术的核心，有了矛盾，戏才能好看。但是怎么表现矛盾，却能表现作家思想和艺术水准的高下。许多年来，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论是表现民族矛盾的对日作战，还是表现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敌我力量的博弈，从来很少有作品把党内的路线斗争作为主线。而《寻路》则不同，它第一次把党内不同路线的交锋和斗争作为贯穿作品的主线，这不仅是艺术上的一次大胆创新，而且标志着一次突破禁区的艺术冒险。过去我们表现党的路线之争，要么浅尝辄止，要么讳莫如深，我们的作家们，也往往视其题材的敏感而少有触及。王朝柱同志则知难而上，第一次把党内斗争作为故事的主线。应该说，《寻路》所表现的矛盾错综复杂，纵横交织，其中既有国共两党的矛盾，又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争斗；既有党内不同路线的交锋，又有党的领导者与叛徒的斗争，种种矛盾，一波三折，互相交错，起伏跌宕。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又无不是围绕党内路线斗争这条主线为中心展开的。这正是《寻路》的突出特色。正是在党内路线斗争这条主线下，一代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苦苦追寻，成为这部戏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也使《寻路》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作品，有了别样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说，《寻路》对编剧本人不仅是一次自我超越，也给中国电视剧树起里程碑意义的新标杆。

当然，任何一个自我超越和突破，必将经历一个思想的蜕变。作为以写路线之争为“戏魂”的思路，编剧王朝柱并非一蹴而就，他曾经历了痛苦的选择和思考。笔者曾见证了他长达半年多不着一字的苦思冥想，那个化蛹为蝶的过程，对他来说确实是痛苦的，当有了写“党内矛盾”，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们因寻路而产生的分歧矛盾这个题旨以后，他便觉得思路豁然洞开，柳暗花明，断然毁掉已经写了十数集的草稿，重打鼓另开张，废寝忘食，一气呵成一部47集的煌煌大作。当最后一行文字伴随他从党史五年的腥风血雨和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走出来，作为一个作家，他如释重负，但却大病一场。一个军旅老作家对国家对党对人民的那种高度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令每个熟悉或不熟悉他的人都不能不肃然起敬。

作为以写党内路线斗争为主线的《寻路》，之所以激荡人心，不仅因为其史料的揭秘意义，而且主要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2年的这五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五年，在92年党的历史上是最为艰苦的五年，五年寻路，不仅决定着中国革命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而且从指导思想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疯狂的屠杀和围剿，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几十万共产党人惨遭屠杀，革命几乎被断送在摇篮之中。写好这五年的历史，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极其重要的警示意义。

作为展示党内矛盾斗争的主要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作品详细而真实地展现了他们在寻找革命道路上出现的严重分歧。最后中国共产党以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代价，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这条伟大真理。在这个奋斗求索的过程中，不论是毛泽东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是占多数派的其他领导人坚持城市为中心的暴动道路，都是在为中国革命寻路。因此，尽管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那样让革命付出惨重代价的领导者，他们也并非为一己私利，他们同样高举的是信仰的大旗。《寻路》昭示的是一个真理：那就是一个正确的道路选择，来之不易，它的代价是千百万仁人志士的头颅和鲜血，历史如此，今天也同样。这就是《寻路》更深刻的思想意义。

第二，写信仰。《寻路》旗帜鲜明地高举理想信仰的旗帜，以极富诗意的艺术表现把一大批为信仰甘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再现于荧屏，作品浓墨重彩地写了二十多位烈士的英勇就义，这些场面气壮山河，激荡人心。也写了一些叛徒因放弃信仰给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对信仰的坚守和背叛，使《寻路》焕发思想的巨大光彩，也是故事的主线。蔡和森、恽代英、罗亦农、彭湃、郭亮、陈铁军、周文雍等等，这些胸怀报国理想的先驱者，他们一个个先后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下。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镇定从容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其悲壮场面，撼人心魄。这些场面，无疑会给当今的共产党人以深刻警示和联想。

更让观众震撼的是，这些优秀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牺牲，无一不是因为内部叛徒的出卖。而这些助纣为虐的叛徒们，他们背叛革命的第一步，又无不是从放弃信仰开始，而他们放弃信仰的第一步，也无一不是从追求女人和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打开缺口，不论是工人领袖顾顺章，还是官至党的总书记的向仲发都概莫能外。这条历史的规律，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放弃生活小节开始到放弃信仰，再由腐化堕落放弃信仰到背叛革命，这已经成为一些共产党人90多年不断重复的魔咒怪圈，历史是如此相像地在今天同样演绎着昨日故事。我们看到，当顾顺章这样一个曾手举驳壳枪冲锋陷阵所向无敌的起义英雄，最后成为蒋介石的鹰犬，又手举驳壳枪追杀自己的战友和领袖，这些真实的画面，拷问和敲打着今天的每个共产党人的心灵，那就是放弃了信仰，我们的队伍还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顾顺章。《寻路》写这样一些十恶不赦的叛徒，把他们从革命到反革命的演变演绎得如此清晰，我想绝非是仅仅为了追求好看，它意在给今天的共产党人，也给每一个中国人树起一面警示之钟。那就是不论一个党、一个民族，丢掉信仰不仅意味失败，还意味着要亡党亡国。

第三，揭秘性。在追求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实现完美结合的道路上，《寻路》走出了自己至为坚实的一步。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对大革命和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过去的文艺作品从不同侧面都有表现，但也毋庸置疑，以往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都有历史教科书的局限，而在《寻路》里，大量具有揭秘性的情节和故事，第一次以鲜活生动的画面展现在荧屏。我们恐怕不会想到，就在“四·一二”大屠杀发生的当天，党的领导人周恩来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大义凛然地去面见蒋介石，当面痛斥蒋介石的滔天罪恶。我们恐怕也不会想到，当毛泽东在前委选举中意外落选，连军委前委会议也无人主持时，是陈毅自告奋勇当了前委主席。当革命发生挫折，重病的毛泽东被用担架冒雨抬到了会场。我们更不会想到，当毛泽东被撤职后，是在闽西的那个山村里，他系统读完了共产国际因看好陈炯明而赠送的一大批马克思列宁的中文版著作。这或许正是毛泽东马列理论的源头和基础。我们不会想到，当毛泽东一次又一次被撤消职务后，却置个人荣辱于不顾，依然无比坚定地高喊：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错误的决定和路线，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即使来自中央，我也无法执行……这些鲜为人知的画面，当第一次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不能不对一代共产党的领袖们表示由衷的敬仰。它揭示了寻路之难。有人说，王朝柱的成功，是因为他以其天才和勤奋，占有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因其史料的揭秘性，必然能引起轰动的效果。对此，我不尽赞同。史料是一种公共资源，但怎么去驾驭和表现史料，表现的是一个作家思想的睿智和水准的高下。《寻路》的成功，不仅在于作者有删繁就简的天才，而且他善于从浩繁史料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艺术手段给予完美呈现。这不仅要编剧具有非凡的艺术架构能力，更主要的是，作者要有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宽广胸怀和理论功底，要有对党史军史的清晰认知，要有高屋建瓴的驾驭能力，要有对党对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作品中有许多至为精彩的细节和对话，我相信，历史教科书也好，史料回忆也好，都不可能为作者提供如此精细的描述。它出自于作者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创作。而这些创作，依据的是作者对人物和历史融汇贯通的把握和理解。所以，当《寻路》播出以后，剧中人物的亲属、身边人员及其历史学家们，才会发出这样的赞叹：它不是历史，胜似历史。

第四，大胆创新。《寻路》受到青睐，还因为大胆创新、启用新人，给电视剧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剧组以大局意识和国家胸怀启用一批平均年龄不满30岁的演员，这给明星大腕垄断市场的格局以很大冲击。《寻路》在推出一部好戏的同时，也打造了一支富有潜力的青年队伍，对电视剧创作具有示范和引领的意义，《寻路》表现的是共产党先驱们的道路探索，同时也在为中国文艺走出误区探索新路。

我认为，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鸿篇巨制，《寻路》绝不仅仅是还原历史和再现历史，更为重要的，它在通过对历史的回望，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以重要的启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路的选择，决定着革命的成败。总结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就是一条不断寻路的历史。在探索中发展前进，是党90多年的基本经验。《寻路》这部戏追根朔源，鉴往知今，它以腥风血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开端。中国共产党人用30万党员的生命，认识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但是，有了武装以后，是照搬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理论，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依然在继续探寻和摸索，“党指挥枪的原则”“农村包围城市”的真理，无不又是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此后数十年的革命战争，同样也是一部寻路的历史。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党依然在寻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这条路概括起来就是利用世界一切先进科学及管理技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已成为这个世界的最新流行语。然而，也无用回避，不论是西方还是国内，同样有一种逆流在涌动，其目的就是把中国引向完全西化的歪路、邪路。两种道路的较量在国内外政治舞台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以来，对道路问题反复阐释。就任之初，他代表新一代领导集体庄重宣言，强调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访俄时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他又说：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这个道路，用一句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话就是实现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寻路》的推出，从艺术的角度为伟大的中国梦提供了富有内涵的思想注脚。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承继老一辈用几代人的努力打造的治国理政经验，按照中国自身的规律，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新路，将是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必然选择。

作为一部应时之作，《寻路》旗帜鲜明地讴歌了一代先贤们的奋斗牺牲，讴歌了他们在带领中国人民翻身图强的历程中所经历的苦难和所具有的高风亮节，这对于为丧失信仰而陷于全民焦虑的当今社会来说，无疑起到了清醒和振奋的作用。它以感动人心的故事和画面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不仅要有物质的富足，更要有标志民族独立和自强的信仰和精神。 

《寻路》还用成功的经验说明，“内容为王”是电视剧艺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有些制作单位，甚至有些领导机关，动辄拿收视率说事，先入为主地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没人愿写，写了没人愿拍，拍了没人愿买，买了没人愿播，纯粹是向“唯市场马首是瞻”、向金钱拜物教屈膝投降。有没有收视率，关键看你有没有提供高质量的优秀作品，何况以收视率为标准完全不利于张扬国家主流声音。实践证明，靠砸大钱、用大牌，永远砸不出一流作品，要创作高质量的有品位的体现民族精神具有民族气魄的一流作品，还要在一剧之本上下足够的工夫。这就是《寻路》给当下中国电视剧创作的现实思考。

来源：《当代电视》杂志社
作者：陈先义
责编：何岿然

电视剧《寻路》剧照

“新鲜感”是6月18日起于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寻路》带给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的第一感受。他说：“任何一次真正的文艺创作都是对创作对象新的发现，这是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很多对那段历史比较熟悉的人看过片子仍然感到很新鲜。剧中，有很多过去在影视剧中没有表现过的情节，使人们对中国革命历史更感兴趣，会被新鲜感所吸引。”这是著名编剧王朝柱继《解放》《辛亥革命》之后，为观众献上的又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力作——《寻路》。

王朝柱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及其志士仁人为探寻中国革命之路前赴后继，用生命铺就了一条革命之路，用鲜血染红了一条红色之路。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怨无悔地倒在了这条革命的大道上，是他们的鲜血把这条革命大道染得更红。电视剧《寻路》，就是这条长长的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一段：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至宁都会议。短短的五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探寻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大道——尽管在前进中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反复。这五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他说：“我只想用一颗真诚之心去认识、歌颂这段历史，还有带领人民创造这段历史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真实地再现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客观地写出这些领袖人物的不同性格，以及他们在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缺点和错误。让今天的观众从这段繁杂的历史中、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中认识过去，鉴知今天，在新时期的寻路中能少走一些弯路。”

全剧生动再现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黄洋界大捷、古田会议、三次反围剿、宁都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了拍好这部电视剧，剧组行程万余里，沿着当年毛泽东和工农红军走过的中国革命红色之路，转战苏、浙、闽、赣、鲁和津、京、沪等历史事件发生地取景拍摄，在100天的紧张拍摄中，他们重上井冈山、重走红军路、重访老红军，经历灵魂的洗礼和震撼，在艰苦的条件下，用“寻路”精神完成了这部巨制的拍摄。回忆起拍摄经历，剧组人员无不感慨万分。该剧导演张多福动情地说：“尽管我们拍这部剧受了很多苦，但剧组中的每个人特别是年轻演员都在拍摄过程中深受教育，精神世界得到了升华。”除了刘劲、马晓伟、黄薇等几位老演员外，剧组起用了大量的青年演员来扮演领袖人物。导演对青年演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本来生活在城市，更加需要去体验生活，除了要求他们看了许多历史方面的书以外，还要减肥锻炼，把皮肤晒黑等等，从形象和气质上尽量靠近几十年前的红军战士。”

该剧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有很多突破，王朝柱介绍说，作品再现了这一时期党内的分歧斗争，包括中央与苏区、苏区党内军内的矛盾，从而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许多重大事件都是首次展现，为的就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革命道路的崎岖与曲折，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分析导致苏区失败的原因，更好地以史为鉴。例如，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

此外，作品还第一次完整再现了周恩来领导我党地下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建立隐蔽战线，坚持开展对敌斗争的伟绩奇功，如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步步惊心的潜伏传奇生涯；周恩来、陈赓等策划实施的锄奸锄叛行动；以及对党内腐化变节分子向忠发、顾顺章等人进行的鞭挞和反思。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战地情缘也是另一大看点。在人物塑造上加入大量细节描写，使得该剧中的历史人物不同于寻常概念化的形象感觉。

李准评价说，它对历史事实本身有新的发掘，对共产党当时内部的争论有新的发现，紧紧抓住了争论的焦点。农村包围城市，不但是革命道路上一次很大的思想解放，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剧中的主题就提高到了国际和人类解放史上的高度，有了这样的高度，全剧所有的讨论都非常新鲜。这部电视剧正确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电视剧必须用大量的虚构，这部片子不但是编剧个人处理历史与虚构走到新起点的标志，而且也为所有的历史影视剧提供了新的起点。这部戏在具体情节上如果当做历史去看，会发现充满了虚构；但是如果当做虚构作品来看，它就充满着历史。剧中塑造了一些叛徒形象，叛徒们信仰的动摇是从腐败开始，这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醒世作用。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丁薇
责编：宋小

电视剧《知青》全景式再现知青群体的青葱岁月

“知青”——一个共和国历史进程中最为特殊的青年群体，知青上山下乡—— 一段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却又是无数人所共有的经历，成为很多艺术创作者关注的对象。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就曾因创作《雪城》《年轮》《今夜有暴风雪》等优秀知青题材作品蜚声荧屏。时隔15年，他再献新篇，由他担纲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将于5月29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与观众见面。

全景再现“知青”岁月

该剧以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为历史背景，描绘了一幅2000多万知识青年从城市走进农村、在广阔天地经受青春洗礼的恢弘历史画卷，第一次全景式地再现了“知青”这个特殊群体充满理想又坚韧不拔的青葱岁月。梁晓声表示，该剧呈现给观众的是真正的知青生活。他说：“以前的知青题材都是很浪漫、很好玩的电视剧，看不到劳动，看不到知青与农民之间的情感，只是大家谈谈恋爱，象征性地干点活。”为此，剧组专门在北大荒实景拍摄“麦收”的场景，这其中也融入了梁晓声个人的生活体悟：“像我这样的人，麦收时也痛苦得想逃离建设兵团。”

之前的《雪城》《年轮》《今夜有暴风雪》虽然都以知青为主要人物，各有侧重，角度独特，但均未用《知青》命名。而此番以《知青》命名的电视剧作品，意味着全景展现，着实为创作增加了难度。这主要体现在地域上的跨度，既然是全景式的，就不能仅仅说一个地方的知青。说起自己这部倾注心血的力作，梁晓声感慨不已。他坦言创作剧本时有些特殊难度，因为在这部戏里，其中的两拨知青是不认识的，于是如何把不同地域的知青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创作者遇到的难题。最终他用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兄弟串起了整个故事。梁晓声表示：“据我了解，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电视剧是这样的，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也只能迎难而上，现在回过头来看，剧本的结构还算是完整的。”

为了较为全面地展现“知青”这个特殊群体的成长往事，剧组先后转战黑龙江、辽宁、山东、内蒙古、北京、陕西、浙江、上海等地，跨越八省十地市，行程近17000公里，不仅仅是转场多，群戏也非常多，很多时候一出场就是一个连，每个人都有台词、都有态度、都有镜头。梁晓声表示，最遗憾的是因篇幅所限，没能把云南、贵州、新疆的知青写进这部剧，很多情节拍完了却不得不剪掉，“不剪掉就会超过60集，剪掉又让我心疼。”

导演三度结缘黑土地

《知青》的导演是曾执导获第24届“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的《闯关东》的张新建，其作品浓墨重彩，充满着山东人特有的敦实厚重，他对传奇人物的刻画、对时代场景的把握，令他的诸多作品如《闯关东》《情系北大荒》《女子监狱》《兵谣》等总是充满着时代感怀，承载着对过往的深情厚意。谈起那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张新建认为，这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特殊现象，历史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知青们在艰苦磨难中展现出来的高贵品质是值得肯定和敬佩的，他们在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来到农村和边疆，在那里度过人生最值得怀念的时光，作为创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能否在剧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命运变化与人生波澜中，挖掘并创作出具有历史价值的独特元素。谈及创作初衷时张新建表示：“《知青》不能仅仅满足于‘说事，塑人’，它更宝贵的价值在于能引发观众去‘想事，想人’——想怎样做事，怎样做人。看完这部戏后，能够让大家进行反思，对人生的坐标有些设计和设想，是我们的拍摄目的之一。”

新生代演员挑大梁

该剧以上世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为历史背景，塑造了以赵天亮、周萍、赵曙光、孙曼玲、齐勇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梁晓声表示，该剧呈现给观众的是真正的知青生活。因为当年的知识青年奔赴祖国的农村、牧区、海岛和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时候，年纪都不大，为了最大程度地使演员与角色的气质相契合，《知青》大胆启用了唐曾、傅晶、程皓枫、李欣凌、王凯、张龄心、霍亚明、李倩、周游、苏茂洋、瑛子、李超等新生代演员挑大梁。

能够以主演的身份参与到这样大题材、大制作的剧集中来，年轻演员们也格外珍惜，从近40度的盛夏到近零下40度的寒冬，历经半年多的摸爬滚打，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尽力诠释着人物身上那个年代的特质，在地里田间学习着割草、锄地、挑水这些十分陌生的体力活，体味着父辈有憾但也有爱、有怨却又无悔的青春，像真正的知青那样，结下了最真挚的情感，他们渴望在《知青》播出后，自己的演绎能够得到当年老知青们的认可。

发布会上梁晓声频频夸赞新人并给他们的表演打满分，他说：“为了拍好这部剧，他们学习割麦子，在寒冬腊月拍雪中的戏，我相信观众看后会给更高的分。”作为编剧，梁晓声最后称在开拍前看到这些年轻演员，不知道他们会拍成什么样，“可是在看片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演得很棒，很让我感动”。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丁薇
责编：宋小

燃点一，复古风。年初的电影奥斯卡奖已经劲吹复古风，《艺术家》《雨果》得奖、得票房，时下3D版《泰坦尼克号》大卖，亦说明这桩虚构的20世纪初的复古童话故事依旧能吹皱观众的心水。古装剧《甄嬛传》顺应了复古这一全球化潮流，2007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次贷危机，同年，制作精致的年代剧《广告狂人》问世，收视不俗，并连续斩获4届艾美奖。《广告狂人》的电视剧周边产品在美国卖相很好，甚至还有观众学习其中的育儿之道。很多资深广告人认为《广告狂人》精细地复原了上世纪60年代广告人的生活。随后，反映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迷你剧《幻世浮生》也取得了不俗的口碑和收视率。英国则有《唐顿庄园》等年代剧吸引了上千万的收视率。更不说在这些复古剧后的跟风作品。去年伊始，国内宫斗剧蔓延荧屏，固然质量良莠不齐，却引发了一股复古潮流。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复古是某些观众避世心理的外部投射，但有责任心的创作者必定会在复古的情节中引入现代人的价值观，如《甄嬛传》中“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现代女性的婚姻观和爱情观，《幻世浮生》中则影射了当今美国中产阶级物质欲望过剩的病态。可以说，在复古的剧情和精致的历史细节复原的表象下，观众真正渴求的是有力量的现代性的价值观和情怀。

燃点二，艺术化。《甄嬛传》通吃男女、大众和精英群体观众值得人们思考。据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2都市影像消费生态调查报告》分析，网络与电视的收视群体极为明显，前者主要观众是青年、高收入、高学历群体，后者则是中老年观众、大众。《甄嬛传》能同时火爆网络和荧屏，自然暗合了当下主流观众的心理。《甄嬛传》并无大开大阖、动作夸张的戏剧性表演，也没有剑拔弩张的动作场景，反而是以荧屏上罕见的半文半白的台词推进剧情，并成为人物心理外化的重要手段，颇有心理剧的色彩，该剧的艺术化倾向明显。电视剧在很长时间都被当做一种商品，其商业属性远远大于其艺术属性，甚至在美国亦是如此。2007年，闻名遐迩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被誉为“达到经典小说成就”的电视剧《索帕诺家族》，这在电视剧近90年的发展史上尚数首次，这也意味着电视剧的艺术性将越来越强，艺术化倾向更加明显。在这一电视剧发展的节点上，《甄嬛传》的爆红是否给某些金钱至上的创作者提了个醒呢？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成
责编：宋小

贾乃亮在电视剧《便衣支队》中饰演“80后”警察麦小龙

电视剧《便衣支队》日前在央视一套热播，笔者对该剧突出的观感是，人物新，故事新，演绎人物、故事的电视剧叙事艺术也新。

展示案件的侦破并不是《便衣支队》的意图和指归，创作者的宗旨，只是让他们所要塑造的警察群体人物形象能够在这些戏剧矛盾和戏剧冲突中展示和发展各自的性格，描绘和演进各自的命运归宿罢了，即“侦破案件搭台，塑造警察英雄形象唱戏”。事实上，这部戏，在用案情牵引人们看戏的时候，更下功夫的是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让人们费心牵挂的。

从最早的《便衣警察》，到后来的《女子特警队》《警察李“酒瓶”》《女子监狱》《任长霞》《京都女警官》《交通警察》等等，也都是聚焦于警察的人生和事迹，致力于他们的性格塑造和命运演绎的。所不同的是，《便衣支队》塑造的是一群刚刚走出警校大门的“80后”青年男女警察，演绎的是这一群“80后”年轻警官在侦破案件的战斗中成长的故事。自然，也有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故事。

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讲述“80后”都市青年励志奋斗故事的电视剧。麦小龙、凌笑冰、钱红、佟乐这些年轻的警察，志在做一个号称“人民大众贴身保镖”的好警察，打击“两抢一盗”和其他杀人越货、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他们当然也有现代化的都市青年生活，也追求现代家庭幸福，然而，他们心目中更有一种《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婚姻保卫战》里那些“80后”时尚青年所没有的人生境界和情怀。在《便衣支队》里，他们敬仰师父和师父的师父那些上一代上两代警察身上的英雄主义，敬仰他们英雄的人生，追随他们的英雄志向，羡慕他们的英雄业绩，学习他们的英雄行为，一心想要实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梦想。这是一种“80后”一代青年中少有的高尚的境界和博大的情怀。就是跟他们配戏的蔡丁丁和苏雨馨，也不是那种唯财富、高位和如意郎君是求的都市时尚美女。

《便衣支队》这部电视剧在叙事艺术上最大的长处是，老老实实地把艺术创造的核心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心一意地写人，聚精会神地写人，花大力气写人，调动各种艺术元素和各种艺术手段写好人。

在这一类电视剧的强情节叙事的基因中，该剧适度弱化情节，不让人物淹没在情节之中。在总体上加强人和人之间、人和环境之间以及人物内心等直接办案之外的矛盾和冲突的戏份，在镜头数量和长度上加重麦小龙在案件侦破之外的形象色彩。时不时阻断案情侦破进展的直接的连续性，在延缓了的案情侦破节奏之间，插入其他矛盾冲突的叙事，把观众接受过程中的注意力转移到警察世俗生活的一面来。除了结尾处的郊野收网捉拿毒贩那场戏，全剧的案情侦破叙事也不追求密锣紧鼓，不搞大事张扬。

和弱化情节不让人物淹没在情节之中相适应，这部电视剧还不追求此类电视剧通常都会追求的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引人入胜，不追求英雄人物的超凡脱俗、传奇色彩，而执著于“接地气”的世俗叙事，让人物都食人间烟火，都有七情六欲，都关心个人和家人生活幸福。

剧中的办公室、会议室、审讯室、监控室，都是采用真实场景拍摄；剧中所用到的武器装备，包括直升机、装甲车、警用舰艇、特警车、枪支等，都是最现代化的警用武器装备；剧中很多大场面出现的警察、特警、武警，都是真正的警察；还有多警种配合救人质抓捕罪犯，大场面墓地告别战友等等艺术虚构的场景，也都注意往逼真的境界靠拢；这就大大强化了全剧的纪实性和真实感，特别是强化了剧中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这部电视剧还特别注重表达人物的情感，书写人物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人性，用真善美的人性来煽情，震撼人也感动人，而不同于以往此类电视剧的不太注重细腻地描绘人性。

此外，这部电视剧叙事清晰流畅而且生动，除了画面语言的语法和修辞的精雕细刻，笔者认为，剪辑艺术上的恰到好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这部电视剧的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功还是基于全剧对于英雄主义的大力张扬。黑格尔说，美的艺术只有“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兴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便衣支队》的这一点非常值得深思。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曾庆瑞
责编：宋小

生活可以AA制 感情不能AA制——赵晨阳谈《AA制生活》

《AA制生活》剧照

AA制是面镜子，把两个人生活中的危机更清晰地折射出来，这是电视剧《AA制生活》编剧和导演赵晨阳比较关注的。《AA制生活》绝不是只写AA制是什么、怎么来实行AA制，而是想说明：生活可以AA制，感情不能AA制。

《AA制生活》在湖南卫视和乐视网播出，在乐视网的电视剧周排行榜上居于前三的位置，引发网友的热议。记者采访了《AA制生活》的编剧和导演赵晨阳，请她就自己这次创作谈谈家庭伦理剧的心得。

记者：您之前也写过一些家庭伦理剧，为什么这次会从AA制来切入？其实AA制并不是一个新玩意，AA制在剧中是不是只是一个壳？

赵晨阳：我一直以来都很关注情感问题。很早之前我周围的人就有实行AA制的。现在新的情况是《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尤其是关于房产归属的解释），AA制也出现了变化。如果说，原先实行AA制的家庭还把这当成个有点小时尚、好玩的东西（像剧中李小璐饰演的何琪），现在，除了原先的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之外，大家的安全感又缺失了很多。好多人把AA制作为保护自己利益、显示自己在家庭中独立性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由于AA制引发家庭婚姻中的很多问题，出了问题之后，很多人会把这些问题归结为AA制，得出的结论是：AA制是比较坑人的，比较伤感情的，和中国国情不符的。我认为AA制的确是个舶来品，但这不是AA制的问题，而是AA制是面镜子，把两个人生活中的危机更清晰地折射出来，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也不完全像你说的AA制是个壳。这部戏绝不是只写AA制是什么、怎么来实行AA制，这不是这部戏的本意。我是想通过这部戏说明：生活可以AA制，感情不能AA制。

记者：你周围的人实行AA制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晨阳：分两种情况。一是男性主动要求AA制，主要是保护个人婚前婚后的财产利益；另一种是女人提出的。后一种情况中，男性对AA制的反应比较过激。尤其像“80后”的女孩子，多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参与意识、金钱支配意识都比较强，她们想，反正我自己也能养活自己，为什么不AA呢？此时，男性出于自尊心，会想着“你是不是不把我当老公才这样”，从而引发了一些潜藏的问题。

我写这部剧不是提倡AA制，AA制有利有弊，它对感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实行得好，AA制能增进两人间的感情。在安全感缺失的情况下实行AA制，AA制就是对个人的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会令双方之间的隔阂又多了一层。所以AA制更要求婚姻中的两个人对彼此坦承和透明，而且并不代表着两人从金钱到义务上的五五分账，五五分账是一种简单化的形式，对家庭婚姻是不利的。要从男性女性对家庭负担的不同来处理AA制。像剧中的何琪，一开始她为了买车赌气要在家庭中实行AA制，结果她和丈夫因为AA制牵引出的种种问题争吵不断，他们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才发现经营感情是婚姻中的重要关键词，经营感情其实就是要付出。彼此为什么不能多坦白点，多体谅点，多珍惜点。不要把对方的好都当成自然而然的事，得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多想想对方的难处。

记者：《AA制生活》中除了三对小年轻，还写了几对父母，他们的婚姻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尤其是韩心的父母韩万和与李卫红。

赵晨阳：我写的这几对中年夫妻和别的一些写“80后”的剧不一样，他们也是我笔下的主要人物，不是年轻人的附庸，后面他们的戏会更重一些。因为我在生活中发现，“80后”的家庭婚姻受父母影响特别大，“80后”要学会处理与自己父母和对方父母的关系。我就和这样的小孩聊过天，夫妻两人都分别和我说过同样的话，“要是没有他（她）父母掺和，就我们俩人其实就挺好的、啥问题也没有。”现在的父母疼孩子，总从保护自己孩子的角度参与到孩子的婚姻中。像剧中蔡娟的大老板爸爸，一开始在自己的孩子和家在农村的小伙张林谈婚论嫁时就反对，在反对无效后，就要求他们实行AA制。何琪父母心疼孩子，想尽办法达成孩子买车的想法也支持小家庭实行AA制。我认为，在两代人之间还是互相理解和沟通的问题。孩子们要理解双方父母的苦心，父母们也要给下一代更多的空间。

除此之外，我在剧中设置了几对中年父母，花了不少笔墨来写他们，也是让今天的年轻人看看上一辈人的婚姻生活，他们是你们的一面镜子。父母们走了一辈子，他们婚姻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可以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借鉴？剧中韩心的父亲韩万和看似窝囊，韩心的妈妈李卫红怎么挤兑也不生气，李卫红也一直觉得自己发脾气是理所当然的、把韩万和的种种忍让当是再正常不过，但是失去后，才发现可惜和后悔。韩万和的种种忍让也是种付出，希望这对年轻人有所触动和启发。

记者：您在之前的一些作品中身份是单纯的编剧。《AA制生活》中，您还兼任了导演。这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更准确地表达出来吗？

赵晨阳：我在电影学院学习的其实是导演专业。我很感谢我的老师，他看我的剧本作业写得不错，就鼓励我说：好导演要从剧本入手。所以，我在展开职业生涯时就是从编剧入手的。一直以来，大家有个误解，认为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难写，但在我看来感情戏才难写难拍难演，因为离老百姓太近了，有半点不真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作为编剧我总是从人物小传开始写，一段时间后，也是从自己导能更准确的展现出发，开始兼任导演。

记者：《AA制生活》节奏缓慢，情节细腻，很有生活质感。

赵晨阳：这部剧的节奏不算慢了。给我们做后期的技术人员一般一天能调三集的量，给我们这部戏调光调色师发现工作量大，干不了那么快了，因为我们一集能有900到1000个镜头，信息量大。在剧作的细腻上，我恐怕要感谢我的那段编剧生活。电视剧行业的劳动量大，如果导演和编剧无法在前期剧作上完善、导演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效果，就会导致现场重复劳动，演员难免演得疲惫。在拍摄现场能节省下时间，就能多拍信息量丰富的戏。

记者：您一直以来都创作的是话题性很强的家庭伦理剧，为什么您会选择话题性强的题材来做？

赵晨阳：也许是和我在电视台当过记者有关系，我曾在一个女性栏目做过编导和制片人，我对这样的题材特别敏感。我的第一个作品叫《今夜无人作证》，涉及的是婚内强奸的话题。当时，这部戏引发了大家的讨论，也引起了有关立法部门的关注。创作源发于我看到的一起真实案例，婚内强奸曾在我国法律上界定模糊，在一个案子中丈夫在上海审理时被判了7年刑，而在另一个地方则被无罪释放。我的另一部作品《十月怀胎》也是这样。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社会上精子库卵子库以及人工受精的操作十分泛滥、缺乏监管。其实，这会引起一些家庭婚姻方面的混乱。所以我写了《十月怀胎》中的项果为了保住婚姻瞒着丈夫去做了人工受精，项果以为腹中的孩子是唯一能维系两人婚姻的纽带，因而她一直不敢告诉丈夫真相。该剧播出后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在人工受精的操作上慢慢得到了严格规范，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记者：现在很多的家庭伦理剧都采用了话题剧的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为了电视剧销售走的捷径吗？

赵晨阳：我认为，出现这些话题剧挺好的。大概大家的初衷不一样吧。电视剧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很多公司看到某些剧播出很火就蜂拥而至，虽然算是一种捷径，但不是件坏事。我认为重要的是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呈现的问题。创作者要有责任感，真诚真实地呈现。同时我也反对虐情式的处理方式，有的情节可能是真实的，但这样的电视剧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观众呢？让观众看了堵心，对社会现实的情绪更加不满。我觉得自己的剧本被导演选中，自己也有机会做导演、制作出能在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身上的责任很重。电视剧不能回避现实生活中尖锐的话题，不是说要给观众看假象，而是让观众看到人心总是向善的，在生活中看到希望。

有人说，中国电视剧的情感戏泛滥了，我自己却觉得写这个题材我一辈子也写不完。因为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碰到新问题。有的电视剧看题目不错、内容简介也还吸引人，但一旦看了剧之后却不喜欢，写得不够细腻。韩剧我看得不多，完整看完的只有《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和《大长今》，韩剧故事也许很平淡但生活的质感强。现在有的作者写得着急了，总是以惨烈的故事来刺激观众，我不太主张这样的创作。（记者 吴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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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都市婚恋家庭剧新篇章——评电视剧《夫妻那些事》

《夫妻那些事》海报

电视剧《夫妻那些事》以三位知识女性的家庭婚姻生活为线索，讲述了金领林君、小资女那伊、知识型家庭主妇安娜的婚姻家庭故事。真实表现了现代都市中产阶级婚恋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丁克、女强男弱、小三插足、代沟婚恋、家庭主妇弱势地位以及现代大学生在社会压力下的畸形心态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电视剧一经播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根据相关统计，自湖南卫视金芒果独播剧场开播以来，该剧的收视率一路攀升，其中3月13日收视率2.5%、份额高达6.4%，创造了湖南卫视2012年金芒果独播剧场的新记录，也是近几年省级卫视黄金档电视剧目前单集最高收视纪录。同时，在搜狐视频的点击率半个月近1.6亿，成绩斐然，可见，该剧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可。究其原因，除电视剧题材选择实现了较大创新、反映的矛盾焦点切中了现代都市婚恋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外，电视剧的情节表达巧妙自然，语言应用幽默风趣、“接地气”，对婚恋家庭的幸福密码进行了深刻揭示等，也是该剧的成功之处。可以说《夫妻那些事》是现代都市婚恋家庭剧中一股清新的空气，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享受，是近几年都市婚恋家庭剧中难得的创新之作。

聚焦于都市中产阶级群体的家庭生活

虽然关于“中产阶级在中国”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无庸置疑，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少部分城市，大量存在可以称得上中产阶级的群体。以三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高）为特点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家庭生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热议的话题。

《夫妻那些事》正是聚焦于都市拥有“三高”优势的中产阶级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的种种矛盾，深入挖掘主人公的各种心理成因。三位女性的选择代表了目前这类群体中的三类典型形象：林君——“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且美丽、独立、自信；那伊——小资女，简单、浪漫；安娜——放弃专业的高学历家庭主妇。三个家庭的选择也颇具代表性：精英家庭——双方都是白骨精、选择丁克、经常出国旅行、高档住宅；女强男弱家庭——女人漂亮、赚钱多、追求浪漫、心比天高，男人其貌不扬、赚钱少、安于现状、典型居家男人；富商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多子、妻子放弃事业全身心投入家庭。反映的问题也是这些群体和家庭普遍存在的现实矛盾问题：对于“丁克”的认识和变化、大龄男女的恋爱结婚、代沟恋爱婚姻、对“小三”问题的处理、家庭主妇重返职场等。

聚焦这类群体的婚恋家庭、表现其生活的矛盾冲突在目前的都市婚恋家庭剧中还未专门涉及，如此准确、深刻和生动的体现，《夫妻那些事》可以说在题材选取上有了较大创新。

主要表现主人公的成长变化历程

《夫妻那些事》中的三位女性分别历经婚姻生活的重重困难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成为真正幸福的女人。对家庭、事业、孩子、成功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这个过程的表达，该剧也有着不同于以往都市婚恋家庭剧的创新之处。

首先，在家庭生活矛盾的处理上，突出反映了“三高群体”的特有方式。

婆媳关系、夫妻矛盾、小三插足这些话题依然是都市白领阶层会遇到的家庭婚恋问题，在本剧中也有所表现，但是情节的处理方式却较以往的婚恋家庭剧有着较大不同。林君和婆婆开始时在是否要孩子的问题上有着观念不一致的矛盾，但是两人很少出现正面的直接冲突。林君、苏珊和唐鹏的三角恋情也贯穿了整个电视剧，同样很少出现大吵大闹的正面矛盾激化。取而代之的是，林君、婆婆、苏珊、唐鹏个人心理挣扎和变化，内心的矛盾、自我的审视、对对方的理解、自我牺牲等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对于婚恋家庭问题的处理方式契合都市白领人群的教育背景和个人修养，与以往家庭婚恋剧有一定的差异。

其次，在必不可少的争执场景中，用语言的魅力化解“争吵”带来的烦躁感。

在以往的婚恋家庭剧中，剧中人物歇斯底里的争吵屡见不鲜，一些争吵场景甚至成为考验演员的高潮场景，但是在大量这样的场景出现后，“争吵”特别是歇斯底里的争吵会为观众带来强烈的烦躁感。在《夫妻那些事》中，因为情节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也有争执的出现，如林君与唐鹏、那伊与老公王长水、那伊与杨子清等。但是在这些争吵中很少出现以往婚恋家庭剧中歇斯底里的场面。相反，往往是语言风趣幽默，用一定的喜剧色彩避免了大声、激烈的争吵，在表达上保持着一定的美感和喜感，这样的处理更能让观众接受。

再次，重在表现“三高”女性的心路历程，诠释“幸福是自我救赎”的意义。

幸福，是剧中三位女性、几个家庭一直追求的目标。事业、爱情、家庭、孩子，相继成为剧中主人公追求幸福的砝码；全心付出、自由生活、自我牺牲成为追求幸福的不同途径。但是历经磨难之后，我们发现，幸福只能把握在自己手里，而且只有依靠自己的积极主动创造而不是向生活妥协放弃才是追求幸福的唯一途径。在剧中，林君经历了从“铁丁”到“白丁”的转变，从为了唐鹏放弃唐鹏到与唐鹏一起接受生活的挑战，终于明白了幸福从不依附于任何第三物，而是自我战胜、自我救赎的真谛。那伊和安娜也是如此，从开始的通过追求爱情和安逸的生活来得到幸福到最终的对幸福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表现出现代都市家庭婚姻生活中的深层问题。该剧能够穿越生活表层的矛盾问题，由主人公自身的成长和解悟来阐释幸福的意义，也是该剧的难能可贵之处。

成功塑造了都市“大龄白领偶像”

《夫妻那些事》中出现的人物大多不是二十多岁的活力青年，而是正在“奔四”的中年人群。但是与以往电视剧中的“奔四”人群有较大区别，主人公依旧衣着亮丽、服饰光鲜，成熟的知性美充斥着整个屏幕。美的表现方式与正值青春的杨子清截然不同，而且相比之下，林君、那伊、安娜、苏珊有着更具魅力的成熟、稳重的知性美，可以说，该剧成功、创造性地打造出了“大龄白领偶像”，这也是该剧的重大创新之处。

随着生活质量和品位的不断提高，“美”成为越来越广泛年龄阶层人的基本追求。35岁以后的大龄白领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对美的追求拥有更多的基础和条件。同时，身在职场又对个人形象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美”已经不再仅仅是二十多岁青春少年的专属名词，大龄知识女性同样也是“美”的生力军，而且拥有更为成熟、更有味道的女人魅力。剧中林君、那伊、苏珊就是最好的体现，可以说，该剧开创了我国现代都市“大龄白领偶像剧”的先河。

总体来说，《夫妻那些事》定位精准，在题材选择、叙事和表现主题上都较以往的都市婚恋家庭剧有明显的创新，虽然还存在一些如情节处理有失恰当之处、想要承载的东西太多以致线索过于繁杂、大团圆结局陷入俗套、植入广告过于直接等缺点，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剧，也许会掀起关注都市“三高”、白领群体电视剧创作和播出的新热潮。（赵莹）

来源：中国艺术报
责编：宋小

由高峰、吴琦执导，冯绍峰、万茜和秦汉主演的人文古装爱情电影《柳如是》近期公映，该片讲述了明末清初家国离乱背景下，出身青楼的传奇女子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风雨家国的乱世遭遇。唯美的画面，颠覆的剧情以及影片投射出的独特人文气息俘获了不少观众的心。

这是一部关于选择的电影，某种意义上这部影片正如博尔赫斯那个“交叉小径的花园”。

柳如是一开始因家变被卖、没有选择地成为一个风尘女子，之后她带着这个心理阴影一直在试图自己主宰选择道路。她要选择自己的名字，选择自己的爱，选择像良家女子一样的婚礼，选择像男人一样勇敢面对朝代的倾覆，选择返璞归真重归最平淡的生活……同样，陈子龙有陈子龙的选择，钱谦益有钱谦益的选择，郑森、寇白门甚至阮大铖都有自己的选择。源自各自内心立场的选择本没有对错，但一系列的选择之间势必要发生瓜葛、冲突乃至伤害。本片的戏剧性正是因剧中人在这样一张人性之网、选择之网中的兜兜转转而突显出来。生存，是所有选择的理由。而最终极的选择是用何种方式去面对死亡。影片的叙述是以洗尽铅华、生无所恋、万念成空的柳如是的内心独白展开，在决意放弃一副肉身的羁绊，结束生命之际，柳如是面对自己的女儿，其实也就是面对观众讲述自己的生命轨迹、追忆逝水年华。在这样一个线状的叙事线条下，构成相对完整的叙事圆周是“钱柳因缘”，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的副题。用更通俗的表达方式来说，影片就是一部古典版“倾城之恋”。

这是一部“新文人电影”。我想借用北宋书法家米芾评价太湖石的“瘦、漏、透、皱”四个字来表述影片调性。瘦，简约。这是一部元素丰富的简约风格电影。我们在坚持既定的美学追求和表达方式的前提下，依靠叙事主线的力学结构，以一种“观念的画框”从繁复的时空中框定叙述和画面的边界，“删繁就简”，形成画框之内的简约感。漏，通透、活络、灵动。我们虽然聚焦于钱柳因缘这个小的事件空间但并没有放弃与历史大背景的关系，我们还充分利用画外空间来传递超越银幕边界局限的信息流。透，温润透光。我们的电影绝不像《艺妓回忆录》的阴暗也不像《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扭曲和大反差。不错，柳如是的内心是屡屡受伤，所有人也都面临着爱与恨、忠诚与背叛、战与降、生与死的艰难抉择，但我们都退到更宽容的立场上来讲述这些挣扎和悲喜，让影片弥漫一种禅意之光。皱，生命的涟漪。对这部影片的调性来说，皱就是节奏感曲折感，就是一唱三叹。

这是一部影像风格独蕴的电影。我们的电影在影像风格上想寻找明代文人赏玩手卷的那种视觉感受：亲近、细腻雅致、不艳俗、节奏轻柔、亦真亦幻。影片在精神气质上还弥漫着一种“雾气”，氤氲的水气、昆曲的婉转之音、袅袅茶香、青青苔痕、薄雾、香炉中溢出的轻烟……这一切元素都构成充满湿度的江南韵致。我们影片的调性是诗！这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创作者，虽然我们的故事源于真实的历史，但一定要摆脱史实的束缚。我们要在银幕上制造出令观者有微醺之感的影像。这种微醺既表达酴醾奢华的晚明社会生活的气氛，也是一种新古典的迷离气质和醇厚的江南韵味。我们以中国园林美学移步换景的概念引领影像的流淌，整部影片的摄影凸显了一种流动感，既在空间中形成游园的体验也完成前面所说的手卷的展读体验。我们还很注意节奏的变化，在流畅中制造顿挫和力量爆发。本片大量的实景拍摄，有很多无法回避的元素进入画面，容易产生零乱感，摄影我们利用虚实关系和光影明暗提纯影像，还在构图上利用一定面积的前景遮挡，结合景深的控制，最终达到以少写多，计白当黑之境界。

这是一部美术设计精心的电影。我们的影片正是要以实在的场景表达更悠长的意境。同时，整体上又要体现出明代文化乃至整个东方美学系统中的简约，那就是——空。人物造型方面，我们以写实为主体方针，在考据的基础上，适度提炼，追求复古的创新和创新的复古。音乐也贯彻了新古典主义，为了构筑晚明生活氛围，片中有多处涉及现场有昆曲演唱和小乐队的背景声音，既充分考虑到了现场有声源的昆曲音乐、古琴曲等古典元素，又体现了当代最新的音乐理念与技巧。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吴琦（电影导演）
责编：宋小

王志飞饰演周汉良

姜武饰演黄初柳

《向东是大海》2012年3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剧中的一些台词“生意不是交易，生意是人对物，交易是人对人，生意可以传承，交易可以害命”，“我到底要看看做生意能不能做出圣人来”引发观众的讨论。这部讲述宁波商帮在清末民初与外国列强打商战的电视剧，剧中发生的事基本上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对应的事件，激烈的矛盾冲突、复杂的人物性格、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让观众看了非常过瘾。其片名《向东是大海》也摆脱了以往写商战剧的小格局，给人以联翩浮想。

复杂、丰富、好看

《向东是大海》集中了王志飞、姜武、冯雷、刘威葳、萨日娜等知名演员，他们在剧中都发挥出色。更可贵的是几位男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他们以往的形象来说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因而也让观众看后觉得人物有特点、表演有突破。

王志飞扮演剧中的男一号周汉良，外号“三百六”，是一个三百六十行都干过的草根人物。王志飞一改过去的儒雅形象，变身为信奉“苍蝇也是肉”、任何赚钱的生意都不放过的小人物，甚至连自己的弟弟都不齿他帮人从上海扶棺回乡当孝子的生意经。

王志飞评价周汉良这个角色时说，“以前提到做生意叫‘打拼’，周汉良在内外势力的夹击下，在商海中一路‘血拼’，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来形容都不为过，是真商人，真男人！”王志飞认为周汉良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生意人的生活差距很大，一开始他不知道怎样面对。让他撑过难关的是母亲对他进行的最朴素的做人教育：老老实实做人；而岳父临死前的叮嘱“踏踏实实做事”也对他影响很大。他把这两个道理都贯穿到了事业和生活中。其实在很多人看来，这两点与商人的身份十分矛盾。大家平时常说无商不奸，在商场上，有时你认真做人了，生意就不会做得特别顺畅；但周汉良却把做好人与做好事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姜武扮演的黄初柳则是活在戏里的人，他外表女里女气，内心却是刚毅的纯爷们。人物外形与性格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演员演得“很幸福”，让观众看着有意思。姜武谈到自己对人物的理解时说，黄初柳骨子里是个英雄，在妻子被日本人杀害之后，白天唱戏，晚上则跟一些武生在一起杀日本侵略者，最后为了救周汉良而死。为诠释好角色，姜武特意向从事戏曲行业的亲戚请教，发觉他们的范儿、举止、谈吐等跟常人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把什么东西拿过来”，普通人都是手指着那件东西，但唱戏的人无论怎样，指的时候胳膊和手指都是甩上去的。这些细节让姜武很受益。再加上剧中黄初柳穿着一件“透视”的外罩衣，整个戏迷的感觉就出来了。

冯雷扮演的董芝恒，观众一开始会以为他是大反派，但慢慢会发现，此人并不是无底线之人，商人世家教育让诚信、爱国深深刻在他的骨头里了。在伙计“李二”提议烧掉账本以绝后患的时候，他却坚持将账本埋起来，一句铿锵有力的台词让观众顿时对他有了改观：“这些账我会一笔一笔还上，我董芝恒绝不会欠人家一分钱，这是我董家的信誉！”冯雷说，董芝恒的“坏”在于办事方法和思维方式与人不同，他从不逃避问题，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迎难而上，他是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血性商人”。

商运即国运

3月14日，在中国视协举办的《向东是大海》专家研讨会上，电视评论家认为该剧写的是近代商战，但对现实同样具有观照意义。

著名文艺理论家李准认为，该剧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实业家们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商运就是国运，国运就是商运。矛盾冲突的主线就是中国有良心的宁波商帮和外国列强，和法国、英国、日本等超经济范畴的剥削做抗争的故事，唱响了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该剧讲述了在近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商人如何保持住一个中国人的节操，在民族企业受到殖民威胁的情况下，商人如何深明大义，这一点非常符合主流价值的传导。更重要的是，该剧从家里面走出来了，人物众多社会线索复杂，有海盗，有土匪、有日本商人、有抗日的或者是进步的地下工作者激进的抗日活动。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勾连在这个作品中，所以社会面更大了。周汉良个人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当中，更多地辐射了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所以历史的质感更好了，史诗感更强烈。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认为，该剧在商战题材电视剧中是有所突破的。它不是聚焦商战过程的尔虞我诈、家庭之间的斗争，而是主要表现中国商人的人文性，表现激烈的商战中作为制衡力量的精神的价值、精神的意义和精神的历程。“这部戏启示我们在高度物化的环境中，经济、商业不能简化为普遍的修辞，而只有精神、文化和思想才能够最终取胜。”

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赵彤认为，该剧在今天重商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更具现实意义。他说，本剧提供了周汉良、范小恩两种人，肯定前者，摒弃后者，是该剧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传奇故事并非仅能满足好奇，大众的商业形象如何塑造，影响到未来，《向东是大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讲述的历史传奇，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商品社会语境里的人具有参考价值：商业的成功，取决于我们首先怎么做好人。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吴月玲
责编：宋小

电视剧《国门英雄》剧照

刚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的电视剧《国门英雄》是一部海关题材的作品，讲述江汉海关副关长关汉生历尽磨难侦破惊天大案的故事。该剧并未简单停留在树立行业形象的理念层面或宣传层面，而是精心制作、精心塑造了由李幼斌等人主演的关汉生、张怀兵、魏庭坚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近年来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优秀之作。

初看电视剧《国门英雄》，不会认为关汉生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有什么关联，但随着剧情的延伸，我们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二者的某些精神是高度相通的：其一，对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追求；其二，“伏清白以死直”的坚定信念。巧合的是，虚构的关汉生与真实的屈原一样，都生长于江汉这块土地上，也许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与两千年不散的精魂成就了这位“当代屈原”吧。

在很多人心目中，一位堂堂的海关代理关长应该是手握重权、生活无忧的，但关汉生却为绝症妻子的医疗费愁白了头发，他把送上门但来路不明的钱一把推开，然后去抵押自家的房子；他在生活最困窘的时刻亲自到银行排队为精神病院的小美汇款……大家很容易对这个形象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这样两袖清风的国家干部有吗？是现实还是理想？但此剧良好的收视率也在诉说着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管这个形象有多大的现实代表性，观众是喜欢这样的国家干部，呼唤这样的高尚灵魂的。

很多观众把关汉生定位为“悲情英雄”：妻子因巨额医疗费的压力放弃治疗，最终离他而去；母亲受不了他被撤职查办的打击撒手人寰；就连抚养27年之久的养子关双在发现自己的身世之谜后，也投入了其亲生父亲张怀兵的怀抱……都说高尚者孤独，睿智者痛苦，一个坚持正道、刚直不阿的人就该得到这样的结局吗？是现实的情况大多如此，还是创作者有意借此煽动观众的感情？这样的情节不仅在考验观众的承受力，还在拷问人类的良心：为什么英雄大多悲情、孤独？因为邪恶的力量太过强大，因为很多正直的人还不够坚强？正因为如此，关汉生的形象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一身正气，更在于他的智慧与强悍，这种强悍形于内而体于外，正是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强悍，使“走私大鳄”张怀兵在与他对话时时常逃避正视他的双眼，更使其在从事违法勾当时不得不有所忌惮，由此可见，所谓的“国门”，本质上是关汉生这样的国之栋梁的“心门”。

让人欣慰的是，在关汉生以性命相搏却卧倒病榻，难以亲手擒贼的时候，是养子为自己的生身之父张怀兵带上了手铐，他对恶贯满盈的生父说：“我是关汉生的儿子，是一名缉私警察”，这会让满怀绝望的观众在感动之余重新看到光明与希望。

《国门英雄》的高明之处在于很好地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反面对手——走私犯张怀兵，他同时也是关汉生的老战友。这个一直在与关汉生或明或暗斗法的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商人，在演员的精彩演绎之下，成为剧中又一位性格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不过与正面英雄关汉生相同的是，这位反一号人物同样是一位颇具悲剧色彩、具有一定人性深度的人物。

其一，从张怀兵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童年所见只有贫穷。因为贫穷，他只能和父母同居一室，少年时萌动的性意识被父亲撞见，父亲用极其粗暴的方式遏制了一个男孩正常的性冲动，可以说这种未曾预料的严厉惩罚是他心理扭曲的开始。少年时性心理被暴力制止而非合理疏导，至少是他成年后对异性始乱终弃的原因之一。抛弃小美转而追求高干女儿舒岚，这种“陈世美式”行为表面上看是在攀高枝，从内里看，是张怀兵少年时代留下的心理阴影使然：没有安全感，不敢也不愿直面生活。其二，国人一度信奉的宿命论与因果报应在张怀兵身上体现得最为直接、明显，这既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哲理，又像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所阐释的那样——人类最大的悲剧是明知命运如斯，想逃避却无路可逃，想抗争却完全无力。

如前文所述，张怀兵的亲生儿子由关汉生夫妻养大，27年后，失去生育能力、年已半百却膝下荒凉的张怀兵知悉关双是自己亲生儿子后，几乎喜极而泣。关双背上背弃养父的骂名，认祖归宗。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张怀兵的理想状态发展，然而最终一副冰冷的手铐斩断了搭建不久的父子亲情，原来关双是海关卧底人员，他正是为铲除张怀兵的走私集团而来。

《国门英雄》选材新颖（此前以海关为主要题材的作品较为少见），立意正确，情节紧凑，主要人物形象丰满鲜活，总体上堪称主旋律作品中的佳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三位男主角戏份充足，表演可圈可点，形象丰满真实。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陈庆予
责编：宋小

 电视剧《大戏法》剧照

■ 我们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那就是魔术表演绝不弄虚作假，因为这部剧是在向老一辈魔术艺人致敬。

■ 考虑到时下的魔术热，营销的重点是突出本剧的魔术题材，主要包括台内合作、台外合作和微博营销三种方式。

2012年初，由刘谦担任魔术总导演的电视剧《大戏法》作为开年大戏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取得1.18%的平均收视率，位居同期全国电视剧收视排名第二，仅次于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国门英雄》。作为一部表现民间魔术艺人悲喜命运和爱恨情仇的电视连续剧，《大戏法》的收视创佳，是无法绕开“定制”和“营销”这两个关键词的。

随着国内电视剧市场的日渐成熟，以播出方和制作方共同创作、共同发行、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为特色的定制剧大量涌现，天津卫视的《杨光的快乐生活》、湖南卫视的《丑女无敌》、东方卫视的《网球王子》等定制剧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总监张子扬看来，定制剧是电视台根据自身定位、目标受众等具体情况影响电视剧内容生产的绝佳手段。“央视是国家电视台，央视八套又是全国唯一上星的专业电视剧频道，我们应当担负一种责任和使命，通过播出优秀的电视剧节目来引导创作、优化市场。”张子扬表示，“《大戏法》这部定制剧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电视剧频道的这一目标。”

作为央视首部定制剧，《大戏法》从创意到播出历经了3年多的时间。制片人陈冬冬在2009年看到了《大戏法》的原著小说，在阅读过几章之后，她就决定把这部表现民间魔术艺人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敲定题材后，陈冬冬与央视影视部进行了沟通，双方很快就确立了合作意向。“《大戏法》能够成功投拍，一方面是因为魔术题材电视剧颇具创新性，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电视剧频道的认可和支持。”陈冬冬表示，“作为首部定制剧，央视的平台高度要求我们必须样样做到最好。”

精彩的魔术表演是贯穿《大戏法》全剧的核心内容，陈冬冬在开拍之前就决定请刘谦担任剧集的魔术导演。几经辗转，刘谦终于接受了陈冬冬的邀请，并且带来了包括著名魔术师小林浩平、陈冠霖在内的8人创作团队。“在拍摄过程中我们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那就是魔术表演一定要做到‘一镜到底’，绝不弄虚作假。我们的决定也得到了刘谦的认同。”陈冬冬说，“有人说电视剧镜头可以组接，用得着一镜到底吗？我说用得着，因为这部剧是在向老一辈魔术艺人致敬，他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保卫、弘扬着中国传统文化，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付出更多的辛劳，正是为了表现出一种诚意。”

在题材跟风、盲目投拍现象愈演愈烈的当下，《大戏法》这样的定制剧为电视剧的生产和播出机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作为制作方的影视公司不必再殚精竭虑地为迎合市场而牺牲剧集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作为播出方的电视台也能在剧集策划、创作的过程中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在制播双方开展深度合作的条件下，精品剧集的数量必会大幅度增加，而最终受益的，将是整个电视剧市场。

与营销手段花样百出、新招不断的地方卫视相比，央视的电视剧营销策略一向以稳健为主。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副总监申积军看来，电视剧频道这次在《大戏法》的营销上可谓下足了功夫。

“《大戏法》早在2011年9月就做好了宣传规划。考虑到时下的魔术热，营销的重点是突出本剧的魔术题材，主要包括台内合作、台外合作和微博营销三种方式。”申积军介绍道，“台内合作方面，在《大戏法》开播前两个月，该剧9个不同版本的宣传片就已经在央视的15个频道中进行了滚动播出；同时，我们还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举办了《大戏法》开播盛典活动，除了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一分半钟的相关新闻外，还在去年12月31日的央视八套黄金时段播出了整台盛典；此外，央视八套的《影视同期声》《影视俱乐部》共制作了4期相关节目，分别以全方位资讯报道和互动访谈的形式，配合了《大戏法》的营销。”

而在台外合作方面，电视剧频道联合60多家媒体，按照预热期、密集宣传期、同步宣传期对《大戏法》进行了推广，稿件内容涵盖主创专访、剧目预热、魔术团队宣传、主创答疑等诸多角度。同时，电视剧频道还与央视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网5家主流门户网站进行了深度合作，其中央视网在《大戏法》开播盛典举办当天进行了同步直播，并在剧集播放期间开展了论坛“踩楼”有奖活动；而新浪网为《大戏法》建立了官方网页，并连续5天在新浪首页灰条位置建立《大戏法》专题页入口，起到了很好的网络推广效果。

在电影营销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微博，也在《大戏法》的宣传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功效。“《大戏法》推广期间恰逢电视剧频道微博正式启用不久，剧集的宣传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频道微博的发展。”申积军表示，“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我们陆续通过微博对《大戏法》进行了宣传推广，发布相关微博50余条，举办与粉丝互动活动9次。《大戏法》开播盛典当天，频道微博开展了刘谦、巍子、余少群等主创的微访谈活动，并进行了全程图文直播。此外，频道微博还在《大戏法》播出期间举办了观剧有感征集活动，得到了粉丝们的积极响应，一些剧迷通过真挚的文字表达了《大戏法》给自己带来的感动。”

电视剧作为高度市场化的艺术产品，早已过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在“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的“微博时代”，酒要香，卖酒的吆喝声也要响亮。成功的营销手段能够帮助剧集获得更好的收视效果，而糟糕的营销策略也着实会毁掉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大戏法》依靠自身优良的品质和电视剧频道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获得了收视和口碑的双赢，也将成为国产自制剧成功运作的一个全新范本。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李 博
责编：宋小

《节振国传奇》根据从江湖义士到普通煤矿工人，再到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共产党员节振国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导演雷献禾作为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的资深导演，曾为观众奉献过《离开雷锋的日子》（电影）、《敌后武工队》、《大雪无痕》、《老娘泪》、《远山的红叶》等电视剧艺术精品。这一次，雷献禾以他一贯饱满的创作激情，通过与内地著名演员郭涛、丁柳元、朱婷及香港著名演员温兆伦等的合作，为广大观众塑造了一个一身是胆、有勇有谋、不怕牺牲、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冀东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的形象，及其他正反派艺术形象。包括温兆伦首次扮演的日本军官近卫荣一的形象，也颇有看点。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极为复杂而又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延续已久，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先进的武力和长久的军国主义教育，以庞大的虎狼之师全面侵略中国。而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的中国腹地华北，就既是他们战略侵略的重点，也是他们掠夺战争资源的资源侵略重点。节振国作为一个中国普通的煤矿工人和受党教育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深知日本侵略者将开滦煤矿和唐山赵各庄煤矿作为侵略重点的战略意图。为此，他率领由他建立的工人特务大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可以说，节振国是我国全民抗战期间少有的与日本侵略者既进行正面殊死战斗，又在战争资源战线上与侵略者进行激烈斗争的抗日民族英雄。这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的。正如在1940年夏天，时任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吴德赴延安杨家岭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讲到矿工出身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情况时，毛主席说：“这个同志很好，我们要注意保护培养，不然他会牺牲的。”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当时对节振国的评价之高，对其斗争的意义的评价之高。

电视连续剧《节振国传奇》依据史实改编，但也突出了本身就充满传奇性的节振国的斗争故事。节振国14岁从山东老家逃荒到唐山赵各庄煤矿挖煤谋生。从小就练就一身武艺的他，一身正气，爱抱打不平，并且善于团结工人群众，在工人中很有威信。他曾经领导工人与英国煤矿主进行过很有策略水平的罢工斗争。抗战爆发后，节振国领导的工人罢工有力破坏和阻挠了日本侵略者利用煤矿资源扩大侵华战争的阴谋，因此，他们将节振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动用了各种手段企图置节振国于死地。但是都被节振国及其战友一一化解，同时还杀死了大量日伪军，破坏了敌人大量的战略计划。剧中有个情节是颇有意味的，也是此前的抗战题材电视剧中很少见到的。为了掠夺唐山的煤矿战略资源，日本人从本土调来海军技术人员对河北曹妃甸海域进行勘测，企图在曹妃甸建立战略资源港口，节振国在邓政委和王教导员的领导与配合下，消灭了日本海军的地质勘测队，粉碎了敌人的港口建设战略阴谋。《节振国传奇》对这些斗争历史均有精彩表现。

电视剧没有表现节振国的牺牲。而历史上节振国的牺牲是非常可惜的。他是在一次战斗胜利后，打扫战场时，被日本伤兵的冷枪击中要害部位而牺牲的。当时他所在部队有的战士准备对受伤的日本士兵补枪射杀，被他阻止。节振国严令战士执行我军优待俘虏和救治伤员的政策。节振国此举体现了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政治工作水平的中国共产党军事指挥员。可就在这时，一个日军伤员却凶残地朝节振国打了黑枪，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就这样不幸牺牲了。电视连续剧《节振国传奇》的热播必然会引起广大电视观众对于这位抗日民族英雄传奇一生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而重温节振国的英雄事迹，对于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忘国耻，建设祖国，振兴国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也具有强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来源：光明日报
责编：宋小

一个美女被谍战两方的两个男人同时爱恋，这是一些电视剧常见套路之一。女主角魏天怡系中共在国民党情报稽查科的卧底，她与两名男主角周剑雄、段锋三人是军校好友，后来周与段分别走上了相反之路，成为谍战的主要对手，也是情敌。身为被“党国”器重的反共先锋、稽查科长段锋，在明知周是他的对手，且清楚他所爱女子爱的是周，却还死心塌地追爱这个女子，甚至在上司已认定她是“共党”分子后，段依然弃“政治前途”不顾而为她销毁证据、阻挠调查、欺骗“南京政府”。难道那个年代的谍战都少不了这般“两男争爱一女”之事？

被自己的党组织怀疑为通敌分子，是谍战电视剧又一熟面孔。刚刚接任中共情报站负责人的华大姐自以为是，仅根据经不起推敲的证据，便一次次组织追杀所谓的“叛徒”周剑雄；因周一次次脱险，同志们便怀疑是华出卖了情报所致。该剧这种“内乱”本为增添谍战的触目惊心，但表演情节曾几相逢，反而降低了吸引力。 

黑帮群中有善良之头，也是一个套路。剧中众多码头黑势力各霸一方，无恶不作。但其中一个叫酒爷的黑头不但同情周剑雄，结为兄弟，为了掩护周而被“政府”杀害，临死前酒爷还要求手下那帮打打杀杀的地痞流氓“跟着周剑雄走正道”。反派人物演变“路数”简单化，岂可信？

仿效，就会雷同；创新，才会免俗。面对一哄而起的谍战电视剧，人们之所以觉得很多作品都味同嚼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个性风格，甚至有的只是换个片名模仿情节而已。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陈向阳
责编：宋小

《后宫·甄嬛传》剧照

　　观 察

◎ 纵观“后宫剧”，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架空生活，以男女情爱为叙事主体的纯情偶像剧；而另一类则是描摹后宫权色欲望图景的作品。

◎ 部分“后宫剧”从虚构的电视剧演绎到现实生活，挑战着现代人的审美底线，同时也瓦解着现代人的道德自律。

◎ 《后宫·甄嬛传》还是本着比较负责的历史态度去演绎“后宫”这个众说纷纭的题材的，甚至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宫剧热”中的电视“虚火”

　　□ 赵 晖

我们先不说“后宫剧”引发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历史观问题，单就该类电视剧的创作而言，其表现出诸多不容回避的硬伤。“后宫剧”的创作存在故事撞车、题材同质、情节抄袭，甚至剧名雷同等问题。“宫剧热”背后实质隐藏着中国电视剧的“虚火”，表现出中国电视节目的原创力匮乏，题材“一窝蜂”，类型同质化，创作低俗化等问题。纵观“后宫剧”，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架空生活，以男女情爱为叙事主体的纯情偶像剧，这其中上演的大都是痴男怨女的情感生活，诸如穿越剧《宫》《步步惊心》等；而另一类则是描摹后宫权色欲望图景的作品，这类戏不惜笔墨地将血腥、阴谋进行到底，诸如《唐宫美人天下》《武则天秘史》《后宫》等。

对于第一类“后宫偶像剧”而言，大体是用影像叙事的游戏来满足现代人对情感渴求的意淫。当消费社会中的女性被幻化成欲望符号时，真情便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奢侈品。“后宫偶像剧”就是抓住了现代女性的情感困惑，穿越历史的尘埃，试图借“后宫”的壳为那些寻觅爱却不得爱的现代女性寻求情感慰藉。比如，湖南卫视的《步步惊心》就给平庸的现代白领女性张晓一次穿越的机会，让她穿越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摇身一变成为出身显赫的马尔泰·若曦。于是，这个来自现代社会的小女子与众阿哥们上演了人世间至情至性的情感大剧。最后，被爱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她不得不重返现实生活。此类琼瑶言情剧式的“后宫偶像剧”弥补了现代人情感的饥渴，受到年轻“宫剧控”的追捧。

第二类后宫戏主要是“后宫阴谋戏”。这一部分剧将注意力放在女人间的明争暗斗上。在“后宫阴谋戏”里，编导演将女人赤裸裸地演绎成权色交易的商品符号，而这些女人在后宫中的争风吃醋和阴险毒辣说白了都是为了达到欲望的顶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男人与众多女人的情感纠葛”在后宫的激情上演。这些戏大都对后宫嫔妃制度不做任何批判，管你皇帝多大年纪多少嫔妃，而每个女人都梦想着能有机会在后宫博得宠爱之名。“后宫阴谋剧”要么是讲述宫女变女皇的钱权色交易，要么是讲述爱恨情欲交加的“宫心术”，总之，血腥、暴力、阴谋轮番轰炸。众宫女披着历史的外衣，操纵着虚无缥缈的情色游戏，在“后宫”这个妻妾成群的名利场上演绎着尔虞我诈、陷害残杀、情海仇杀的惊悚故事。这些“后宫戏”大都格调低下，情节雷人，人物相似，甚至有些剧还专门追求“语不雷人戏不休”的恶俗境界。比如《武则天秘史》与《后宫》这两部写武则天的戏堪称“史上最大尺度宫斗戏”。《武则天秘史》一开篇床戏、裸戏、乱伦戏就轮番上阵，以“重口味”博得受众眼球。那段流传网络的神曲更是雷得不行，“14岁那年我进了后宫，24岁那年我削发为尼，30岁那年我失去亲生女儿，32岁那年我成为大唐皇后”，剧情弱智，台词雷人，有网友惊呼：“《武则天秘史》一开始就雷倒我，各种装嫩，而且感觉就很色情。”还有网友调侃，剧名应该改成《武则天乱史》：“编剧也太敢写了，导演也太敢拍了，越离谱的桥段越拍，够劲爆啊！”香港导演澄丰在谈到其创作初衷时就说，“我们不是照着历史事实来拍电视剧，没有交代历史的意图，只是娱乐大众而已，大家都要多点娱乐精神。”“我们也是想表达唐朝的一些风貌，而且后宫的确挺乱的，你往后看会觉得更乱！”有了这样的创作意图，“雷人”直至“雷死人”当然就是必然选择。而另一部写武则天的《后宫》也好不到哪去，其宣传口号就是“比《宫》更《步步惊心》”。这部剧确实看得让人心惊肉跳，先有明宪宗爱上大自己17岁的万贵妃的“姐弟恋”，后有太监与小宫女的“对食”，着实让人作呕。

可是，就是如此这般的“后宫剧”，却在收视率上斩获桂冠。一时间，宫女、皇妃、阿哥大受一些“宫剧控”的宠爱。甚至，有人在QQ上设立了“大清后宫”、“康熙年代”等一系列的后宫QQ群，而每个“后宫群”的“现代宫女”不下百人。“后宫群”里还设立了陷害戏、交锋戏、请安戏、帝妃戏、侍寝戏等宫女晋升环节，这不免延续了“后宫戏”的“宫心术”。“后宫剧”从虚构的电视剧演绎到现实生活，挑战着现代人的审美底线，同时也瓦解着现代人的道德自律。

“宫剧热”将中国电视的“虚火”烧到台面，这“虚火”不仅表现在电视台和电视制作机构在电视节目原创力的乏力上，同时，更为表现出中国电视在消费社会中的角色迷失。“唯收视率论”将各大地方电视台拖向一个无形的“后宫”，地方频道为了赢得高收视率，不惜制造和播出庸俗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剧。一些电视台已经越来越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承担感，逐渐沦为娱乐受众更愚弄受众的视听工具。这不仅是中国电视的悲哀，更是中国电视人的悲哀。我在这里并不是反对电视节目的娱乐性，而是说，这种娱乐应该是身心的愉悦。如果娱乐只泛化为注重感官的刺激的追求，而忽略了心灵家园的净化，那么，这种娱乐无疑就是精神毒品。所以，我也并不是反对“后宫剧“的创作，相反，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电视剧的“雷人”就废除此类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历史情怀和怎样的审美境界进行此类题材电视剧的创作。

其实，“后宫剧”的创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比如《懿贵妃》，以及后来比较有名的《武则天》《大明宫词》等等。这些剧有别于现在某些“剧情狗血又虐心，历史错误层出不穷”的后宫戏，当时播出的时候受到了诸多美誉。说到底，后宫戏的创作关键在于以怎样的历史情怀去演绎后宫那段跌宕风云的传奇故事。

最近，郑晓龙的《后宫·甄嬛传》正在上演。这部戏还是本着比较负责的历史态度去演绎“后宫”这个众说纷纭的题材的，这部剧甚至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有的网友说“看了这部戏，我再也不想回到古代了。”《后宫·甄嬛传》将“后宫”定位为人性异化的魔窟，纯真在这里变质、善良在这里迷失、美好在这里毁灭，后宫成为戕害女性身心健康的牢笼，其表达了对后宫嫔妃制度的控诉。这就有别于很多失去根基“唯爱情至上”、“唯权力至上”的“后宫剧”，可以说，这部剧具有很强的文化批判内涵。

当然，不管郑导愿不愿意，这次他的戏赶上了“后宫剧”的风口浪尖。但是，正是这部误打误撞入“后宫”波澜中的《后宫·甄嬛传》却以历史的反思精神和文化批判姿态引领了“后宫剧”的创作方向，踏出了一条走出“后宫”阴霾的路径。

评 说

　　用悲剧审美演绎后宫故事

　　——电视剧《后宫·甄嬛传》观后

　　□ 曾庆瑞

今年，演绎后宫故事的电视剧名声不好。这些“后宫”题材电视剧，不仅仅是披着历史外衣讲野史故事，而且还都在模糊历史的同时，格外注重“雷人”，格外添加“重口味”的“情色元素”，以“满足当下即刻的感官冲动”为手段，“伸出肮脏的小手抓收视率多捞钱”，有悖于历史和文化，有悖于文化道德和艺术良心。从电视剧艺术创作来说，他们的编造太“随心所欲”了。从这个意义上说，76集的《后宫·甄嬛传》可以说是有别于当下一些“后宫剧”的。

郑晓龙团队把电视剧的历史背景设定在清朝雍正年间，是一个很聪明的创意。有这样一位帝王托起这部戏的历史格局，后宫和前朝就有了很好的对接点。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框架和格局里，电视剧里讲述后宫24位有名有姓的女子的争斗，即使全部情节都是虚构，人们也不再去较真儿，不在意于考察剧中人和事的真假和有无，得失和是非了。

在这部电视剧里，“甄嬛”其实就是中国千百年来无数后宫女子的一个缩影。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成长为一个善于权谋的深宫妇人，一次又一次她跌入谷底，几乎不能翻身，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明才智，当然也还有权术和阴谋，成为一朝太后，虽然她风光无限，但看见心上人十七爷允礼喝下毒酒死在自己怀里，她终究也不过是一名千古伤心的女子罢了。在这个过程里，剧中的雍正后宫，在那个女人的天地里，虽然春光旖旎，表面上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却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危机四伏，本是一群美貌温婉的女子，只因存在于一个特殊的所在，不得不为自家性命和家族命运，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每个女人，从被选上那一刻起，她的人生便不由自己，便不能不耗尽了一生青春与美好。当她站到权利与荣宠的高峰时，虽是风光无限，万丈荣光，却再也无路可退，只能眼睁睁看着盛极而衰，一步步失去这一切。这中间，毋庸置疑地有着太多的虚构，只是，当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融汇在一起的时候，忘情在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里，人们也似乎愿意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至少也是艺术的真实，而不太在意是不是每个人每件事或者说每场戏都有据可查了。因为，这时候的观众都沉浸在艺术审美之中了。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后宫女人”之间的风起云涌，其实并不单纯是女人之间的争斗，她们每一个人的地位和荣宠，都是跟各自家族的兴衰荣辱彼此牵连，息息相关的。这就使得后宫的争斗有了前朝争斗的牵连和折射光彩。从后宫的争斗来看，围绕着如磐风雨中的甄嬛由一个只求自保的女孩子蜕变成为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猎杀者，其中真的是充满了阴谋和权术的。值得称道的是，《后宫·甄嬛传》这部电视剧演绎这个人人被害也人人害人的事实，是用一朵又一朵鲜花被摧残，一个又一个女人遭惨死，来揭露和批判的，来控诉的。它不是在歌颂权属和阴谋，而是在批判。

显然，我们的电视剧，对于无论是前朝还是后宫的“工于心计，娴于权谋，善于纵横捭阖，翻云覆雨”，都不能无批判地去渲染，“不能把这一套写成安邦治国的必备之术，厚黑之道不是传统中的精华，恰是需要扬弃的糟粕。在中国，在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历史都处在高度集权状况下的国家，权力更是得到了极度的膨胀。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甚至于可以承认，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也就是一部充满了权力较量、权力斗争色彩的历史。如果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那我就要说，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内，对这种历史上的权力作艺术叙事，在艺术叙事中做出创作主体的审美评判，即褒贬有别的审美价值判断，就是有它的历史生活的客观依据的，能够合理存在的，也本该在一定的规范的制约下创造应有的审美价值、实现它正面而非负面的社会功能的，而不能因为作了这种叙事和评判就加以指责甚或加以排拒乃至否定。

现在，人们都说《后宫·甄嬛传》是一种后宫故事的正剧叙事，我倒认为，说它是后宫故事的悲剧叙事更合适一些，也更准确一些。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其目的或本质，是要以否定的方式来使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得到肯定和再生。甄嬛貌似剪除了所有的对手，以太后之尊母仪天下，但她深爱过的皇帝早已变心，她最爱的果郡王死在她怀里，她的儿子一辈子不知父亲是谁，她的姐妹们几乎全成了她的敌人。她，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形象？她的悲剧价值就在于，这个没有胜利者的结局是对争宠哲学的深刻批判。《后宫·甄嬛传》的后宫有名有姓的侍女嫔妃皇后有24个，其间的各种各样的尔虞我诈的宫斗，作为一个特殊世态的缩影，集中了整个尘世的欲望以及无奈，其结果真的就是美的毁灭。

最后，我还想说说，剧中演员的造型和表演，以至于她们的台词风格，也对它的悲剧叙事和悲剧审美的形成作了很大的贡献。你听，无论是甄嬛初入宫廷时的心愿“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还是与雍正离别的赠语“珠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细细品味，都能令人动情以至于动容。

访 谈

　　郑晓龙：要有批判意识地拍宫廷戏

　　□ 本报记者 张 成

近日，电视剧《后宫·甄嬛传》在北京卫视热播。该剧营造了真实的历史场景和历史氛围，真实反映出封建专制下的选秀制度和六宫制度，具有很强的批判与反思精神。同时，该剧虽是导演郑晓龙执导的第一部古装电视剧，但在服、化、道方面都力求完美，可谓一部精良之作。为此，记者采访了《后宫·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

记者：拍摄《后宫·甄嬛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郑晓龙：2006年前后，我当时正在拍《金婚》。我媳妇在网上看到了这部小说，觉得很好，便推荐给我了。我拿到手里时，小说只有前3本。小说的人物关系结构很好，感觉是可以搞成电视剧的。尽管我们的制片部门和发行部门做了调研，说宫廷剧的海外市场并不太好，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个好剧。

记者：为什么小说版权购买得早，播出却晚？

郑晓龙：原著小说在网络上非常火。作者在3本之后，又写了4本。前3本我还没来得及改编，后4本就又出来了，考虑到整体的完整性，我干脆就全都买了。2008年，我们才开始对小说进行整体的改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创作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跟今天的后宫戏混到一块，我也不知道后宫戏现在这么多。但我想，只要把戏弄好了，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就够了。剧本改得比较慢，总共改了5稿。我拍得也比较慢，直到今年春节才拍完。我拍完的时候，别人的后宫戏才开拍，但是直到人家播出了，我还没播。因为我在服装、道具等细节上抠得比较细。《后宫·甄嬛传》的道具都是从北京运过去的。比如里面用的窗纸是真的纸，头饰服装也是真的。拍摄之前我还去故宫好几次，让人给我讲解故宫的有关情况。在故宫里，人们是看不到宫外的青山绿水的，但当下很多清宫剧把宫外的山都拍进来了，横店搭的景是有山的，所以他们戏里的故宫都能看见山。可是我的戏里，我全都用特技把山给抹掉了。

记者：记得有人说过，一流编剧写情怀，《后宫·甄嬛传》5年磨一剑，那您的情怀是什么呢？

郑晓龙：我拍戏，从不敢拿来就拍。我认为细节特别重要。这部剧我是想带有批判色彩地拍。真实的后宫是很黑暗的。小说中，皇帝和甄嬛的相识相爱也非常有趣。一开始，甄嬛并不知道皇上的身份，皇帝也不希望他的嫔妃都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他需要一个有正常情感的女人陪伴。故事便这样架构起来。甄嬛和皇上的关系很有意思，但是这种关系又长不了。到结尾时，皇帝也几乎是死在她手里的。可以说，甄嬛对皇帝是爱恨交加的。这种复杂的情感说明，在封建社会想要得到那种纯真的情感是不可能的。我在营造氛围的时候，整体的感觉也越来越阴郁。当然，剧中的服装和道具都很漂亮、精致。皇宫里的人肯定是锦衣玉食，但他们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才真实。我跟编剧聊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礼仪、吃、穿等细节甚至包含他们去领月例银子的情形。在我看来，细节的真实决定情节的真实。

记者：您提到的领月例银子的场景让我想起了《红楼梦》中关于大观园厨房控制权的争夺的情节，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要加上这段的呢？

郑晓龙：以小见大不仅是小说的手段，也是影视艺术的手段。影视不像话剧、京剧讲究间离效果。影视是物质世界的真实还原。电影电视必须得把细节做得好。这种戏我加了很多，冰山一角折射整个冰山。但前提是，冰山这一角要足够真实，这就是我要做的。

记者：剧中半文半白的对白，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难道这么设置就不怕吓跑部分观众吗？

郑晓龙：原著小说好就好在半文半白的对白。人物语言是有感情色彩的，特别是宫廷戏，一定要考虑到语言风格。当然，小说作者也具备了这种写作的能力，所以，我才敢放手去做。尽管要追求当时感觉的真实性，但我还是尽量使对白通俗些。毕竟，影视剧也有普及语言和普及文化的功能。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说以前不知道某个字怎么念，看了电视剧知道了，还特高兴。说得功利些，多看两遍这种剧有助于提高文字水平。从剧作的真实性来把握，过去的知识分子、农民等不同身份的人的语言特点是不同的，把握这一点也是对一名导演最基本的要求。现在对很多人倒成了问题，我觉得有些可笑。

记者：《后宫·甄嬛传》启用两位主演陈建斌和孙俪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您又是怎样要求演员的？

郑晓龙：我跟建斌经常说，要“落地”，不要“飞起来”。“飞起来”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和人物的逻辑。雍正本身的性格，是由其皇上的特殊的地位决定的，比如，剧中陈建斌从来不把手伸到别人手上，都是他伸出手，别人把手放他手上。因为他是皇上，是九五之尊，他不能轻易地哈哈大笑、喜形于色。陈建斌必须要演出皇上的威严。尽管雍正很勤政，但是他也搞文字狱，很残暴。后来我在剪片的时候，越剪越喜欢他的表演。孙俪对戏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的变化”对她来说是巨大的难点。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善良单纯的小女孩儿，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接触了宫里的是是非非，是逐步变化的。把这个变化演出来，直到变成心机颇深的太后，对孙俪来说是很大的挑战。而且，《后宫·甄嬛传》的情感追求爆发力，孙俪的确非常敬业，片中有爆发力的情感戏量太多了，她演得很辛苦。

记者：您之前一直导演现代戏，反映当代人的生活，那您是怎样在《后宫·甄嬛传》中贯穿自己的现代价值观的呢？

郑晓龙：我们现代人对历史的评价要客观，要一分为二，要批判地反映那个社会。当前很多宫廷戏把古代拍得比现代社会还美好，这太过分了。《后宫·甄嬛传》中对忠贞的爱情的向往，如甄嬛和果亲王的关系，其实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我觉得，任何一部作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总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我就把在那个年代不太可能的一些情感处理得理想化了一些。

来源：中国艺术报
责编：宋小

《刀尖上行走》打的仍是信念牌。谈及《刀尖上行走》，麦家不无感慨：今天，信念成了我们的稀缺之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信念的价值和意义。人还是应该信点什么，应该有点为他人承担点什么的精神。麦家是对的，强调信念也是必要的，只是，我不知道，这种抽象的信念说，能给观众多少对于谍战剧价值的信念上的支持。因为，在既往的同类影视剧中，我们已经领教了太多的主人公的信念（或信仰）的表白，重复的表白显然有些苍白乏力。这种靠信仰支撑主人公的冒险牺牲精神没错，但仅靠信仰支撑，在谍战内涵意蕴上没有超越前人的别样创新，也许难以收获掌声。

原本观众期待《刀尖上行走》会有更多精彩，可是后来发现，该剧并未能实现超越。原本麦家小说信息量很大，如何将小说矛盾冲突和谍战心理呈现于电视语境，当然需要做必要的调整。但调整不是伤筋动骨，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影视元素。但观众看过后发现，这些改变似乎多数表现在，将谍战剧脑力风暴重点改成火力风暴，变成淡化脑力博弈的火力拼争。该剧几乎每集都有10分钟左右的枪战戏：上海漕帮帮主冯八金一家对抗日军，双方在一个园林般的房子里激战；军统决定暗杀白大怡，在上海街头意图包围他乘坐的车，但遭遇了日军机关枪、手榴弹的还击后，行动宣告失败；每集都有人意图从日军的重重包围中暗杀或者解救白大怡，且每次都是在埋伏、包围中开始，在乱枪扫射、血肉横飞中结束。试问：这样的明火执仗、明枪明箭，谍战的精彩何在？谍战拼的是智力、脑力、技术、机关、权术、算计等等。可在笔者看来，《刀尖上行走》突出的是暴力血腥，然后是三角恋、多角恋，比如金深水与静子、与老师之女等的明来暗往，林婴婴与共产党人高宽老师之间的生涩爱情，甚至林婴婴与金深水之间后来的缠绵关系等等。

优秀的谍战剧应具有自己的固有标准，三大基本元素必不可少：一，“费脑子”的剧情。谍战剧一定要有蕴含足够智慧的剧情，谜题、难题、挑战、陷阱应接不暇。如《潜伏》中的余则成斗智斗勇，《黎明之前》号称有美剧似的快节奏，观众很费脑但很过瘾。但分析《刀尖上行走》，此剧并不怎么费脑子，看起来比较粗放，惊险程度难与《潜伏》比肩。二，绝顶聪明的主角。谍战剧突出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要演员的气质至关重要。柳云龙的机智、孙红雷的老谋深算、吴秀波的帅气，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王志飞扮演的金深水，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他的正义感、情义感，但在智慧超人、老谋深算、化险为夷上，却未能尽如人意。三，战火纷飞中的爱情。这点，可能要数金深水与静子的爱情为最。但静子的日军机关长妹妹的特殊身份，使得两人之间的情感带有毋庸置疑的亦真亦幻的实用主义色彩。

对谍战剧而言，悬疑永远是吸引观众的要素，观众由是可以窥见人性本身的微妙复杂。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乃是谍战剧表现的一个思想优势，在一个欲望喧哗人心普遍浮躁的语境，人们如何安放自己的身体与灵魂，谍战剧也提供了难以替代的别样启迪。谍战悬疑的魅力使得谍战剧非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而不断刺激跟风者的欲望冲动。只是，看完《刀尖上行走》，感觉它居然有了“数典忘祖”的嫌疑。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周思明
责编：宋小

马广源

编剧马广源表示：精彩台词源于生活

电视连续剧《家产》是80后编剧马广源继情感剧《青春期撞上更年期》后的又一部力作。《青春期》热播时曾掀起各地收视狂潮，其网络的点击率更突破九亿。已跻身一线编剧的马广源在该剧中就展示出其一流的台词功底，创造“我勒个去”等众多流行语。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么对青年观众口味的台词，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就是80后，在思想年龄等方面与剧中人物很接近，更重要一点是他善于观察生活，能够将生活中最有特色的东西放到剧本中，所以他能够想观众所想，写出的东西能对味儿。这次在《家产》中马广源更是将其“语言艺术”展示得淋漓尽致。马广源认为作为80后编剧的优势就在于台词非常年轻，想法和表达方式很时尚，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此外身为编剧他还时时处处留心，和朋友间聚会、聊天时，别人说的好的词他都会记住，常常加工之后用在自己的作品里，所以他的台词总会让人感动很生活、很亲切

主创对剧本爱不释手

《家产》的众多主创都非常喜欢马广源写的台词，就连一向喜欢在台词上动脑筋的孙松这次都对《家产》的剧本“爱不释口”，自己坚决不改词，甚至“威胁”其他主演不许改词。

除了大热剧集《青春期》外，作为80后编剧中的领军人物，马广源曾创作过《道德底线》、《夺子战争》、《单亲妈妈》、《灵珠》等多部热门电视剧，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80后的时尚气息使得由其出任编剧的电视剧均大热荧屏，播出时均叫好又叫座。《青春期》、《家产》的接连走红，让各方对他的最新力作《离婚前规则》充满了期待。

来源：新浪娱乐
责编：宋小

广告延长抵得上半集剧

近期，广电总局对限广令的突然严肃重申，让几乎所有刚刚在2012年广告签约中赚饱的电视台，忍不住要吐出来。

电视剧的插播广告利润丰厚，对于限广令，各卫视似乎也没有太多好的应对方法，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增加两集电视剧之间的广告时长。而增加后的剧集间广告，要想满足广告商要求，时长可能达到近二十分钟，快接近半部电视剧时长了。

所以，各家卫视也在尽量协调广告商，希望剧集间广告时段不要长得太离谱。记者还获悉，在个别广告时段争夺激烈的卫视，甚至爆出建议缩短电视剧单集长度、稀缺广告时段重新竞标等消息，足见限广令给卫视带来的乱局。

自制剧大军再添新丁

在此番应对限广令的卫视调整中，自制剧拍摄和植入广告模式，一直是各家卫视机构广告分流的优先选择。在自制剧方面，2011年湖南卫视的《宫》，以及之前安徽卫视的多个成功作品，都说明了电视机构自制剧的潜力，也引得众多电视台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以往少有参与自制剧的东南卫视也传出消息，将在明年加入自制剧大军。据称，东南台计划拿出3亿元资金启动自制剧项目的运作，并全力邀请港台的成熟团队参与整个项目筹备到拍摄以及发行。

尽管有不少人认为，自制剧的重要优势在于植入广告，但业内人士对此普遍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将要加入自制剧大军的东南卫视相关负责人称："植入广告"只是自制剧很小的一块功能，想做高品质自制剧，就需要抵制过于恶俗和明显的植入广告。”

忙涨价幅度或达一成

电视剧肩负了电视台70%的营收重担，尤其是在晚间3—4小时的黄金时段，电视剧创收的广告可达电视台全天业务总量一半以上。

此前各卫视的招标数据显示，电视剧播出大户安徽卫视2012年黄金资源广告中标金额为4.6亿元，其中“中插广告”占88%，高达4.1亿元；浙江卫视9.2亿元的广告招标中也有59%的收入即5.5亿元来自 “中插广告”；湖南卫视虽然仅拿出23%的黄金资源进行招标，但在吸金总额25.3亿元中，“中插广告”也收获9.1亿元。

限广令袭来，湖南卫视重启了招商会，变化最明显的是电视剧片头片尾广告的价格。最终，招标价格比预期高出近一倍。网友们戏称：“挥泪作别广告君”的情景不但没有出现，“广告君”的热情反而更甚。

天津电视台的调整更为直接。对于取消插播广告的损失，该台相关负责人称，插播广告取消，收视率就会提升，这也就意味着广告涨价。据透露，未来天津卫视将调整广告价格，预计广告涨幅为10%左右。

此前有报道称此次政策“重灾区”安徽卫视将对广告资源进行再分配，把广告往剧前和剧后移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告主透露，虽然目前各大卫视已经表示正在调整和编排广告，但是，涨价或许成为必然趋势。他也透露，目前从各大卫视反馈的信息看，涨价幅度约为10%。

来源：泉州晚报
作者：宗和
责编：宋小

　　部分影评人在网上撰文称，这种改编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失落”，从极为高端的艺术电影“坠落”到大众消费的电视剧，从大雅到大俗，电影的深刻性在改编中消失殆尽。而这种言论也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议，因为不但是《24城记》，近年来诸多电影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但其中能再续原作票房和口碑双赢的却屈指可数。究竟影视互改模式是否可行？至少观众和制片方是各执一词。而从目前已经出现的电影和电视剧来看，不论是电影翻拍成电视剧，还是电视剧拍成电影，其实效果都未必好。

电影《24城记》，由赵涛主演

《大丽家的往事》

最近十年，改编自电影的电视剧多达20部以上，今年更出现“井喷”现象，热门电影《建国大业》、《非诚勿扰》、《山楂树之恋》、《赵氏孤儿》等已纷纷提上改编日程。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被改编的电影都是票房成绩很好的“商业片”，而贾樟柯的电影大部分都是拿奖很多、票房寥寥的文艺片，因此《24城记》被改编成电视剧，更是招来了不少非议。除了有贾樟柯的死忠粉丝表示不能理解之外，也有人认为，“《24城记》这个题材就不该被改编，因为电影院的票房就代表了观众的口味，电影观众不喜欢的东西，指望电视观众去热捧，几乎不太可能。”

不过，《大丽家的往事》播出后，却引发了不少有过支援三线经历的观众的共鸣。有观众就表示：“剧里面讲的军工厂的故事很真实，挺像过去的样子，联想起不少回忆。”同时表示并不知道该剧是改编剧。制片人葛卫东表示：“原版电影有点偏纪录片，以很多人物的经历采访为主，且电影和电视的受众是完全不同的。电视剧是面向全国观众，必须用故事吸引人，剧里很多情节都是新写的，对观众来说这就是一部全新的电视剧。”而对于这部电视剧的争议，《24城记》导演贾樟柯也站出来解释说，电影本身的篇幅有限，叙事空间狭窄，很多想法无法深入地表达，所以才决定让《24城记》通过电视剧二度创作，弥补在大银幕上的缺憾。他希望改编后的《大丽家的往事》一剧能够更贴近百姓的生活，完成电影中不能完成的“俗”。

如果说文艺片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属于不伦不类，商业电影改编的电视剧就能火起来么？纵观近年来的电影改编剧，几乎很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宣传期间借着电影名头喊得挺响，但在上映之后口碑却很一般。以至于有观众表示：“现在但凡有点影响力的电影就会改电视剧。甚至往往第一年出电影，第二年就出了电视剧，既没新鲜感，也不够精彩。”

对于观众的质疑，国内电视剧大户华谊兄弟的一位资深电视剧从业者表示这也是市场本身的规律使然，首先从资本运作层面来看，由于这些商业电影一般都有很好的票房，也就直接证明了这一题材有很大的市场，因此借助同一题材运作电视剧，将极大地降低各种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生产成本风险。其次，电影原作已有的群众基础和品牌价值使二次创作不用从零开始。“电视剧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消费品，制作公司生产，电视台是出售平台，观众用收视率买单。只要还有人买，生产商一定会继续挖掘价值。很多人爱看美剧，美剧就是市场化的忠实执行者，每部剧都一定会拍到没人看了才收手。”对于观众表达的失望和不满，他认为：“这与改编模式本身无关。大家不满是因为制作本身的粗制滥造，很多改编剧不负责，东拼西凑、大量注水，甚至挂羊头卖狗肉。但不会一直这样，观众不买账了，自然会督促电视台谨慎购剧，制作方重视制作。”

除了电影改编成电视剧，其实近年来还有不少电视剧改编而成的电影。这其中最成功的应该是今年年初的《将爱》，导演张一白把自己10年前的电视剧作品《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人物重新翻出来，构思了三个小故事，结果居然就赚到了1.8亿票房。相比之下，同样是电视剧改编而来的电影《武林外传》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在春节档上映，其票房却与《将爱》相差很多。

按照常理来看，电视剧的观众群落肯定从人数上比电影观众要多，但热门电视剧改编却很少在大银幕上有良好成绩。根据一些影视公司负责人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拍摄电视剧的公司并不是认真地在创作，而是想在大银幕上赚一票就跑。“对观众来说，电影是要买票的，但电视剧大多数是免费的。看电影的人不一定会去看电视剧，而看电视剧的人，就算只是中老年人，在听说某部电影真的不错之后，也有可能被带去电影院。”而且，电视剧能够改成电影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而追看这些电视剧的人，又会发现本来很丰满的人物和故事，由于在电影里被浓缩成1小时多一点，就显得没那么立体。其实电视剧改编成电影，受益最大的是一些影视公司，他们可以借机推出自己的新人，因为在经典翻拍过程中，制作公司无论请什么演员来诠释原作的角色，都会让媒体和观众相当关注，不愁没有话题，也有了一夜成名的可能。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郑照魁
责编：宋小

“究竟是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还是广告中间插播电视剧？”一段时间以来，热门电视剧播放中间总会频繁出现广告，观众的收视体验因广告的介入而支离破碎。完完整整、酣畅淋漓地欣赏一部电视剧，成了观众的奢望。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常而健康的。因此，当国家广电总局出台规定禁止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时，大多数网友表示支持。这充分说明，此举顺民心、得民意，值得肯定。

其实，人们并不反对合理的广告，也理解广告收入对于电视台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一集45分钟的电视剧中间竟然插播8至10条广告时，广告就已喧宾夺主，电视剧成了陪衬，观众被广告“绑架”了。人们讽刺电视台恨不能把电视剧“分分钟都插进广告卖掉。”这种情况说明，有些电视播出机构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倾斜，经济效益的考量超过了社会效益，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了群众正常的收视权益。

有人说，广告商是电视台的衣食父母，没有巨额广告，电视台就不可能购进热门电视剧。此言差矣，归根结底，广大观众才是电视台真正的衣食父母，离开了庞大的受众群体，哪个广告商会给电视台支付广告费？作为深受我国观众喜爱的节目类型，电视剧在我国拥有广泛的受众，成为广告商青睐的传播载体。但也正因如此，电视台在制定广告插播策略时，更应考虑观众的需求，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电视台在实现合理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把广电行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效益考虑进去。

“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即便站在功利的角度，也要看到，过于频繁的插播广告，其广告效应会大打折扣。有效传播的首要条件就是避免引起受众的反感，当泛滥成灾的广告成了观众指责的焦点，很难想象这样的广告产品会深入人心、畅销不衰。

“千台一面”的同质化，一直是困扰我国电视产业的顽疾。过于依赖电视剧就是这一顽疾的体现。最严重的时候，某热门武侠剧竟然同时在十几个卫视频道播出。众多电视台之所以会变成“电视剧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电视台自制节目缺乏个性和吸引力，难以带来广告收入。迫不得已，电视台为了争夺广告客户、确保经济效益，就一窝蜂地竞买热门电视剧，又一窝蜂地在黄金时段播出，希望用电视剧庞大而稳定的受众群体实现广告的有效传播。所以，虽然我国有着世界最大的广播电视网、最多的电视台，但电视台的播出模式和盈利模式却几乎如出一辙，能在国内站稳脚、进而在国际上打响自身品牌的中国电视台少而又少。

希望电视台不要过于看重“禁插广告”的短期效应，而着眼于长远，把精力放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上，不断打造各具特色的优秀内容资源。当电视节目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观者如潮、好评不断的时候，广告还是个问题吗？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编：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