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葆指出，开展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要持续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宣传阐释的理论深度、理论温度、理论力度，做到全面系统、生动准确。要浓墨重彩开展成就宣传，组织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办好大型成就展和系列报告会，制作播出系列电视专题片，充分展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非凡历程和辉煌成就。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重点文艺作品创作和文化活动，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文明风尚，着力营造全社会团结和谐、昂扬向上的浓厚氛围。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发展进步的自信心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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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1日，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为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110周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而即将拍摄的史诗电视剧《英雄出草原》摄制组成立暨系列电视纪录片《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诞生记》、纪录电影《影像中的珍贵记忆》的新闻发布会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举办。该剧由导演阚卫平执导、编剧马继红担任总编剧。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合作单位联合出品。预计于2017年春节后筹备拍摄，2017年6月底拍峻,并预计将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期间，送审中央电视台和有关电视台、网络多媒体播出。

编者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重点电视剧《海棠依旧》 7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首播以来，引起了全社会的热烈反响和观众的强烈共鸣。为总结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收获，以指导今后电视剧的创作生产，由中宣部文艺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主办，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管理中心承办的电视剧《海棠依旧》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人，河北、湖北、江苏、重庆省（市）党委宣传部负责人，文艺评论家、观众代表和部分主创人员就该剧的艺术特点、创作经验展开深入研讨。本报特刊发发言摘编，以飨读者。

周秉德（周恩来总理侄女，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海棠依旧》从多角度展现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塑造了周恩来更加立体、多面、丰富的形象。这一特点是在以往主旋律影视剧创作中比较罕见的，也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在展现重大事件当中，有一些情节非常感人。比如，抗美援朝时期，周总理不仅积极组织后勤物资、交通保障，还关心战士的帽子、内衣等细节问题；在万隆会议时，明知有风险，但为了新中国在外交上扩大交往，他义不容辞地前往；他带领各级干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并在劳动中坐在地上跟各级干部研究工作。这些内容生动感人，能够给人以心灵震撼，引起大家的回忆和思考。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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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精心遴选一大批生动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形象，深刻展现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全面展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祖国城乡发生的巨大变化，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精神风貌的优秀电影、电视剧，在全国城市各主要电影院线及广大农村地区、中央电视台及省级卫星台，开展展映展播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重点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首播。中央电视台负责人介绍，此剧收视率创下央视一套黄金档剧场2016年以来的最好成绩。同样获得好评的，还有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天涯浴血》。

目前，省级卫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电视剧也正火热播出。如北京卫视《亮剑》、浙江卫视《太行山上》、东方卫视《焦裕禄》等。中央电视台及省级卫星台皆滚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字幕。名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的，还有《安居》《马兰谣》《毛泽东三兄弟》等30余部，将于这段时间在全国电视台陆续播出。

2016年6月至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频道中心和各省级电影频道同时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优秀国产影片展播”活动，每天在黄金时间播出一部经典电影和电视电影。电影频道负责人介绍，电影频道将展播52部影片，其中既有《开国大典》这样以纪实手法展现历史瞬间，也有《秋之白华》这样的文艺片；既有反映当下典型人物的《第一书记》《杨善洲》，也有反映历史英模的《钱学森》等。进入展播名录的还包括《人间正道》《风云1927》《湘江北去》《开天辟地》《谁主沉浮》《复兴之路》《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重庆谈判》《忠诚与背叛》《智取威虎山》《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百团大战》等获得良好口碑的新老影片。该负责人说，与此同时，1905电影网结合打造“三包三库”，即百部历史题材影片包，百部重大革命题材影片包，百部英雄人物影片包和歌曲、影片、人物资料库，在网络平台上打造“建党95周年优秀国产影片展播”和“经典红色电影之旅”两个专题，集中向广大网友提供优秀红色影片和数字电影的在线点播服务。

6月24日晚，华表奖颁奖和中国电影新力量推介盛典在京举行，8部影片被重点推介，向建党95周年献礼。新创作影片在城市影院展映的同时，从6月下旬至8月15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优秀国产影片献映”活动也将在全国农村地区广泛开展，献映20部红色经典影片和部分今年拍摄完成的重点影片。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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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一度席卷荧屏，如CCTV2的《健康之路》、CCTV4的《中华医药》、湖南卫视的《百科全说》、北京卫视的《养生堂》等。但近年来，自各种综艺真人秀电视节目如涛涛大浪霸屏后，除电视剧外，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几乎很难与之匹敌，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更不复当年之勇。不过，随着6集电视纪录片《本草中国》征战江苏卫视周五黄金档落下帷幕，首轮试播CSM35城平均收视率达0.713%，豆瓣评分高居8.4，微博话题讨论量破2亿次，给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注入一针强心剂，也成为国产纪录片领域继《舌尖上的中国》以来，少数几部口碑上佳之作。

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众多《天天饮食》类的电视美食节目中杀出重围一样，《本草中国》同样跳出以往中医药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的窠臼，另辟蹊径地重拾观众信心。不同的是，《本草中国》更多借鉴《舌尖上的中国》的做法，虽不能说是亦步亦趋，却在文化视阈、叙事结构、影像风格、解说特色、制作流程、审美心理等诸多方面给人留下似曾相识之感。

《本草中国》聚焦传统中医药题材，与中华美食、中国功夫等可谓如出一辙。长期以来，这类题材也并非没有影视作品涉及。以传统中医药为例，曾经火遍国内的韩剧《大长今》就是古装爱情故事包装下的传统中医药在韩国的当代传播和变异。只不过在国内，包括美食在内的涉及吃住用穿行及生老病死等题材的影视作品，向来就事论事的多，缺乏视觉影像的现代包装和文化视阈的当下审视。纪录片《本草中国》和《舌尖上的中国》一改旧的叙事模式，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以人文视角打通上下古今的行业脉络，既接地气又不失大气，让中华民族累积数千年的饮食、中医药文化智慧在当代中国人身上得以延绵和展示。这种叙事思维的转换，如春风化雨般诉诸具体的视听语言之中，《舌尖上的中国》开风气之先，《本草中国》紧跟其后，这在两者的片名中亦可见一斑。

如此文化审视的结果是，原本已经由于同质化竞争导致越来越俗、越来越失去观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美食节目、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突然如久旱逢甘霖，一举之下转俗为雅，甚至大俗大雅、雅俗共赏起来，获得市场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的双丰收。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两部纪录片的解说词上。“老黄卖的黄馍馍，就是用糜子面做成的馒头。是陕北人冬天最爱吃的一种主食。糜子，又叫黍，是中国北方干旱地区最主要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中国黄河流域开始栽培黍。”如此“舌尖体”的解说特色，将很多北方人一日三餐几乎常吃的馒头，穿越历史文化的烟云，刹那间使其高雅起来，似乎人们吃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麦黍文化、是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深沉历史的凝练。《本草中国》亦然，无解说不成片。“每一味本草，都有适应其生长的最佳境域，中药谓之‘道地’。道地药材，地道炮制，这是一场关乎最好的较量，是一次生命与生命的对谈，更是至臻至善的人生境界。”尽管这里“舌尖体”并不十分坚挺或刻意凸显，但解说透露的中药材地域之特色、炮制之匠心、传承之不易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医药文化历史之厚重乃至生命哲学的意味，很显然观众可以轻易读解出来，这与《舌尖上的中国》之中华饮食背后所凸显的文化肌理是一致的。类似的解说，在《本草中国》里随处可见。

叙事结构上，《本草中国》跟《舌尖上的中国》更为接近，每集一个主题，每个主题里由若干小故事组成，平行推进，前后呼应，通过具体的人和事，串联起中国各地的中药材生态状况。目前已经播出的《本草中国》共分6集，分别为《时间》《年华》《双面》《境界》《相遇》和《根脉》。如在第一集《时间》中，片子以新疆红花及藏红花、红曲、霜桑叶、天麻、陈皮等几味药材为轴，将鲜活的人物故事和生命意识灌注其间，在讲述药材与人的故事中把本草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密码娓娓道来，以点带面，绘就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中药画卷。从事手工炮制红曲半辈子的浙江桐君堂老药工王良春、打理400年老店的广州陈李济陈皮第11代后人陈永涓等等，他们的传奇坚守和匠人精神呼之欲出，发人深省。与《舌尖上的中国》相比，《本草中国》的影像之精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是两极镜头的灵活调动，令不少观众着迷不已，看后深悔自己没能早学中药专业，这跟当年人们观《舌尖上的中国》后嘴馋舌颤一个道理，以至于该片被称为《舌尖上的中国》的“本草版”。

不管是不是直接受《舌尖上的中国》启发，《本草中国》在整个制作流程和观众审美心理的把控上也都与之一致。《舌尖上的中国》作为央视大片，完全按照欧美商业纪录片的套路制作，包括叙事结构和对影像的控制。《本草中国》则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MG云集将来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制作，背后是中国首家纪录片专业频道——上海纪实频道的主力团队，总导演干超本人就任该频道总监。两者所追求的基本方向都是传播大众化，主要竞争对手都是欧美商业纪录片，这直接制约着《本草中国》和《舌尖上的中国》的制作流程不能是个人作坊式的敲敲打打，而是工业化的严谨作业；美学风格不能是晃晃悠悠的跟拍和慢慢腾腾的节奏，而是节奏明快、剪辑流畅的影视大片。特别是这样的纪录片还寓知识于审美，满足了大众文化时代观者的娱乐新需求，可谓是两全其美。

如果说当年《舌尖上的中国》的横空出世令人叫绝，那么如今的《本草中国》从试播第一集开始，就摆脱不了尾随其后的嫌疑。再加上解说词的用词不当或错别字较多，令《本草中国》备受指责，甚至针对个别药材的认知有观众也认为值得商榷。因此，即便其故事精彩、叙事精心、视听精美，总体而言仍属于后“舌尖时代”的致敬之作。

作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重点项目”之一，纪录片《重生》汇集了国内一流的党史、军史专家，为本片在史实层面精准把关，并由一支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主创团队担纲制作。纪录片《重生》由五集组成，第一集《使命》讲述空前的国家危机、寻找救国路径、确定共产主义信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二集《火种》讲述国共合作破裂、重新寻找革命道路、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第三集《抉择》讲述长征险境、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落脚陕北；第四集《淬炼》讲述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确立；第五集《缔造》讲述国共对决，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6月28日，《重生》在中国教育台开始播出，目前在19个上星频道联播，6个网站同步。

7月1日，中国视协举办了“电视纪录片《重生》创作研讨会”来纪念党的生日，并深入研讨党建题材纪录片创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显和《重生》主创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与以往重大题材纪录片不同的是，《重生》使用了大量的情景再现。“国外把这种纪录片叫剧情式纪录片，这在国外已经很常见，国内也有借鉴，比如《圆明园》《河西走廊》，但是党史、现代历史，尤其是重大题材对其全面的使用，这还是第一次，而且非常成功。”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纪录中国理事会副理事长陈宏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认为，这个片子作为重大革命历史纪录片和专题片，在叙事风格、叙事方式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在讲述这段历史时，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切入方式，同时，很多重大的关键点和关键事件都相当真实。更重要的是，这部纪录片不仅用了情景再现表现重大革命历史，还以当事人体验当时历史选择的视角进入，以人带史。

据《重生》运营总监熊殷介绍，《重生》从创作到播出本着“一、二、三”的原则，“一”即“一个核心”，核心是今年是建党九十五周年，这个片子反映的是对理想和信念的回溯，对英雄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回溯，对1921年至1949年这28年历程的回顾，昭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选择；“二”指“两个探索”，一是围绕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的探索，二是对寓教于乐的探索，美国《纸牌屋》摄影团队的加入使这个片子已经具有了电影镜头语汇的鲜明特点，还有强剧情化的特点，镜头语汇的使用有别于国内以往纪录片的镜头语言，比如大光比的应用和柔光的应用使得调性很不一样。全情景再现只是为了强化剧情式叙事的手段。考虑到今天的审美诉求和今天年轻观众观影的习惯，以偏美剧风格的方式进行制作和剪辑；“三”是指“三个传播”，一是片子本身的商业传播，二是片子本身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的传播，三是核心内涵精神的传播。

《重生》有《纸牌屋》摄影团队加盟确实与过往同题材剧情片或纪录片相比有了不同的质感，抒情片段如周恩来在竹林中思考的大全景，如此漂亮的竹林，还只在美轮美奂的大电影《卧虎藏龙》和《十面埋伏》中见过。

《重生》总撰稿邓建永则表示在创作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写出新气象。他说：“把大人物当小人物写，把小人物当大人物写；将心比心，在写作和研究材料的时候，尽可能设身处地想象当年的环境；在写作的时候，希望能在视野上拉开距离、拔高高度；努力营造几个场景，希望把它写成一个大戏。”

中国艺术报社社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表示，《重生》作为一部党的简史，在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下，能将新结论、最新材料汇集在一起，填补了这方面的创作空白。此外，“《重生》有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党史教育上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如何吸引青年人跟党走，让他们关心党史，关注历史，坚定信念。《重生》不仅一开始就揭示了建党就是一批平均28岁的年轻人干的事业，它还是一部中共党史最鲜活的形象教材，一部撞击心灵的视觉史诗。这是一次全面的尝试，历史影像、情景再现、动漫特效三结合，同时真实纪录片的感觉没有丢掉，非常好地叙述了历史、再现了历史、还原了历史”。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玉琴认为《重生》达到了创作预期，她说：“与以往文献纪录片等多用史料、资料、采访口述等方式不同，这部纪录片更像一部电影，主创人员力图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作品以故事化的讲述，主要以情景再现的方式还原历史，力争严格、客观、真实地再现上世纪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一方面通过演员表演重现革命历史故事，另一方面又以解说为主，再配上旁白和音乐，演员是表演，但又不发声。这部纪录片选取了众多与历史真实人物面貌相似的演员来出演，有不少生动的细节，创造了纪录片拍摄的新方式，刷新了纪录片传播阵容的新纪录。”

几年前，习辛拿着《三妹》的剧本找投资方时，被一再拒绝，理由是：题材过时，没有话题热度，没有亮点，不刺激。但如今《三妹》播出后，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和网络点击量。视扬传媒董事长蒋云峰介绍，该剧在山东卫视、黑龙江卫视播出后，极大地提升了播出平台的收视率，其中黑龙江卫视的收视率提升了30%。蒋云峰把《三妹》的网络评论做了网络词云分析后，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观众评论中出现频次最多的词汇是三妹、大庆、豆筋，均是剧中主要角色的名字。“70%的评论都是讨论剧中的角色和剧情的，这说明观众很有代入感，他们真正进入剧情了。不像现在很多热播剧，观众评论时，提到的都是演员的名字。”他说，“从这些数据表现来看，这正是观众对该剧弘扬了真善美、有很好的正能量的一个反馈。”

截至2015年底，我国农村常住人口约六亿，占人口总数的44%，但是和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农村题材电视剧的部数和集数分别只占电视剧发行总量的4.1%和3.418%。《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表示，与火热的电视综艺节目相比，农村剧就是稀缺产品。所以，当电视剧《三妹》把眼光投向广袤的农村时，其追求的方向非常值得肯定。在《三妹》的前两集，有一场三妹和大庆妈的对手戏，三妹对堵在家门口不让她见大庆的大庆妈说，我和父亲都是教师，我们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你凭什么看不起老师？在李春利看来，这里的冲突，大庆妈对教师这个职业的不尊重，正是主创试图在剧情中融入现实焦虑，而这也是该剧的一个很大突破。

剧中三妹和大庆的爱情故事，被中国作协影视委员会副主任范咏戈称为“绝唱式的爱情”。“在当下的消费社会，那种产生古典爱情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在今天，我们更需要这样的爱情绝唱，它不为金钱、地位所动，永远保持着纯洁和忠贞。”他解释，能够称得上绝唱的爱情，一种是反封建，一种是反世俗，《三妹》中的爱情就是如此，封建就是大庆父母对儿子婚姻的干涉和包办，世俗就是剧中提到的“商品粮”等找对象的标准。“虽然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新的文明，但是反封建反世俗的任务并没有完全完成。”范咏戈说，“《三妹》讲述了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又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它对当下现实依然有很强的关照，这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力量。”

在《中国艺术报》副总编辑康伟看来，三妹这个角色有三个身份：女性、女儿、女民办教师。他分析，作为女性，三妹勇敢追求心目中理想的爱情，当爱情来时，她虽然有一定的迟疑，但最终欢欣地拥抱了它，并因为这份爱情勇于自我牺牲。这样的爱情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稀缺的真爱和纯爱。“女儿和女民办教师的身份是相互交织的，三妹与父亲都是民办教师，在艰苦的条件下，她坚守民办教师的岗位，教书育人，教出了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她既是父亲的好女儿，同时是很好的民办教师，培育着希望。要想做教师父亲的好女儿，就必须做孩子们的好老师，这是一对辩证关系。”康伟表示，全剧通过讲述女性三妹的故事和女儿三妹的故事，生动描绘了一位女民办教师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为民办教师群体谱写的一曲颂歌。

《三妹》的片头曲，是一首叫《不染》的歌曲。和很多在网络评论里关注这首歌的观众一样，《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利也注意到了这首歌，并被它感动。歌词里写道：“来不及说声再见，看暮色已淹没城，终究一尘不染，越是放开越是刻骨铭心。来不及说声爱你，看岁月已走向远方……”“写得太好了。歌词很好，曲调也非常优美。它把三妹的内心感受和苦楚全表达了。”她说，“一部电视剧的歌曲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表现人物心理，也是对整个剧情的一种烘托。”她也对该剧的美术进行了肯定，“整个乡村的场景建造，包括老百姓住的土屋，坐的土炕，用的土灶，特别吻合当时农村的真实状况”。

剧中的故事发生在1975年到1985年。在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赵彤看来，选择讲述这个时间段的中国历史很难能可贵。因为中国当代电视剧对1940年到1978年这30年的中国历史的讲述是很不够的。“如果总不讲，现在的‘80后’‘90后’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就是一片空白，将来我们怎么来填补？这很值得思考。”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三妹》选取了凤凰小镇这个故事发生的空间，在他看来也很有意义，因为中国镇级的行政区，恰恰是旧道德和新道德、旧文化和新文化、旧观念和新观念的冲突地带，这也就导致了剧中人物的悲剧命运。

最近，纪录片《家风》上下集在央视播出之后，引发了人们广泛关注。这部纪录片夹叙夹议，巧妙地将名物典故、风土人情和现代教育融为一体，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新时代的公民意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益的借鉴。观众若悉心品味《家风》的文化内涵，逐步感受从“孕育”到“传承”的生命气息，反求诸己，躬身践行，自可提升人生境界。

儒家讲求修身之道，是活泼泼的富有生活色彩的“百姓日用之道”，而不是虚无缥缈、莫可名状的谈玄说妙。《家风》上集以“孕育”作为题目，向观众讲述《曾国藩家书》中的平实道理，采用类似山水画中的“平远”透视法，突出儒家圣贤终身坚持不懈的“自得”工夫。士人君子修身力行，务求平实，切忌好高骛远。无论富足安康，还是颠沛流离，士人君子都要尊道而行。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诚如片中陈述的那样，曾国藩教育子侄家人，从不诱以功名利禄，而是告诫大家掌握生存技能，磨砺意志，学以明理，报效国家。传统社会孕育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曾国藩在耕读传家的文化氛围里洞察到“万物并育而不害”的勃勃生机，在乡野村夫的生产活动中体会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深刻涵义。从孔子“多能鄙事”到汉儒躬耕自养，从吴与弼“手自簸谷”到颜元“甘艰苦劳动”，再到曾国藩写信敦促家人种蔬养鱼养猪，儒家文化一直在“平实”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诚信经营，铸就高尚情操。宋明以来，“尊德性”与百姓日用紧密结合，产生了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求的民间儒学。民间儒者一方面能够信守儒学的真精神和真价值，另一方面能够密切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不失时机地阐发儒家的道义进而满足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民间儒学构成了增进民族心理认同和公共生活规则的基础。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身份普通、德行卓越的平民儒者。良知当下呈现，自利利他，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时至今日，许多普通人依然记得“君子以成德为行”、“圣人可学可至”、“人无信不立”等古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成就圣贤品格。《家风》下集中讲述了重庆市江津区中山古镇“方家药铺九龄堂”的职业操守，扶危济困，施药救人，诚信经营，惠及邻里。方联海是方家药铺第十二代传人，身上担荷着悬壶济世、童叟无欺的家业。纵览古今，无论是大宅门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还是川黔交界的禁售发水米的碑文，无不展示诚信经营的恒久魅力。

忠孝传家久。《家风》下集以“传承”作为题目，通过采访社会贤达、收集名人轶事、探求社会治理的古老智慧，引导人们传承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片中的亮点之一就是京剧谭门第七代人物谭正岩的讲述，他提到祖上以“百行孝为先”作为训诫后人的格言警句，培养儿孙的规矩意识，从生活细节入手，做一个有“家德”的人。长辈抚养晚辈，晚辈回报长辈。人伦情怀萦绕其间，无法割舍。孝道，不仅要求奉养长辈，而且强调尊敬长辈。从个体的心灵感受而言，孝道要求道德主体的反省与自觉，为孝行提供真切的心理支撑，而不能将孝行流于形式，即所谓“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古人将这里的“忠”解释为“敬”。敬是孝的根本。真正的孝应当是孝敬。片中，谭孝曾带领谭正岩等人去看望谭元寿，接受家族传统的熏陶——“孝和义，于家表现为相亲相爱，尊老爱幼，于国那就是报效祖国，国比天大”。两千多年来，士人君子“移孝为忠”，使得家庭家族这个“小家”与国家兴亡这个“大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开明的统治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将家庭伦理延伸到国家治理技艺，早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共识。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我们应当继承其中符合时代主旋律的有益成分，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促进文化综合创新。

廉洁奉公，警示后人。古人遵行孝道，旨在维系家庭伦理。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中，“熟人社会”势必要求广大成员廉洁奉公，更好地维护家族和国家的利益。毋庸讳言，古人遵循“学而优则仕”的教诲，认为跻身仕途可以光耀门楣。然而古人更看到贪污腐化的巨大危害，主张“临财毋苟得”，反对唯利是图；主张“以义制利”，反对见利忘义；“以财发身”，反对为富不仁，贿赂营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士人君子信奉“富润屋，德润身”的准则，当面对个体之利与个体之义发生冲突时，理应成全后者。正如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清末名臣曾国藩为教育后代，将其在双峰荷叶堂所建的住宅命名为“八本堂”，教导子女“居官以不要钱为本”。

传承家风，挺立道德主体，求名当求万世名，计利当计天下利。片中列举了吴越王钱镠的后人如何在《钱氏家训》的感召下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仅在宋朝就出现了三百五十名进士，近代以来在五十多个国家有将近两百位院士。家训犹如祖宅珍宝，亘古弥珍。在传统社会中，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传承延续的美好风尚。它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基因。在探寻中国历史和社会治理的演进轨迹时，我们不难发现，家风的孕育和传承，不仅可以为个人的健康成长提供切实保障，更能促成一个家庭、家族甚至地区的持续繁荣。家风不同于宗教诫命和国家法律。它不必借助强力手段，就能达到善世化俗的效果。

今天，我们更应正视理解“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时代价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证。“家风”是“人文化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上所化曰风，下所习为俗”。“风俗”不是强制灌输，而是引领时尚，开启风气。曾国藩有言：“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这也正是《家风》这部纪录片引发强烈反响的根源所在。

（平江）乡村迎来华中首所“影视小屋”

（平江）乡村迎来华中首所“影视小屋”

（平江）乡村迎来华中首所“影视小屋”

平江乡村迎来华中首所“影视小屋”、央视主持人鞠萍在平江200年老屋开坛讲课

2016年3月24日，由365滚球直播和岳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在平江县安定镇高坪村坪上书院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365滚球直播主席赵化勇为该书院授牌，这标志着我国华中首所、全国第15所“影视小屋”创建。仪式上， 中视协和湖南广电向长联完小、高坪小学赠送了一批摄像机和图书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鞠萍为两所小学的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影视知识课。

由365滚球直播创立的“影视小屋”，旨在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培养艺术人才，鼓励青少年学生拿起手中的摄像机，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为他们快乐成长、全面发展，提供崭新平台和广阔空间。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新启表示， “影视小屋”落户平江山区、扎根坪上书院，对于培养青少年的广泛兴趣爱好，给他们播下艺术梦想的种子，反映他们追梦、逐梦、圆梦的历程，以孩子们纯真的视角出发，将一个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美丽幸福的真实平江展示出来，讲好平江故事，传播好平江声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致辞时说，今天，由365滚球直播捐建的“影视小屋”落户平江，意义特别重大，影响必定深远。有了“影视小屋”，老区平江的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接受艺术熏陶，开拓艺术思维，追逐属于他们的梦想;有了“影视小屋”，基层文化惠民的内容和形式将更加丰富多彩;有了“影视小屋”，山区平江原生态的文化富矿将得到更好的挖掘和利用，神奇平江的人文美、山水美也将更加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希望坪上书院充分发挥“影视小屋”的带动作用，发挥多个基地的平台作用，把准文化脉搏，记录平江历史，讲好“平江故事”，努力打造成为播种文化、唤起乡愁、涤荡心灵的温暖港湾，并以此推动我县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授牌仪式上，赵化勇正式向坪上书院授予“影视小屋”授牌，鞠萍向坪上书屋赠送了摄像机和图书、为山区的孩子们赠送了学习用品。

据了解，为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切实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2014年下半年，岳阳市在平江县安定镇高坪村、秋水村、白茅村，创办了直径15公里的“岳阳市农村文化建设示范点”，有着200多年时空年轮的高坪村坪上老屋成为该示范点的核心基地。经过1年多的建设，坪上老屋被改造成农家书院——坪上书院，该书院既基本保持了老屋原有风貌，古香古色，又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成为一个融创作、讲学、休闲、旅游、乡愁体验于一体的精神胜地。

当日，“坪上书院”、“岳阳市农村文化建设示范点”、“岳阳市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难忘乡愁”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剪彩仪式等系列活动在坪上书院同步开展。 “电视机里的鞠萍姐姐到村里，给孩子们讲课啦!”3月24日上午，中央电视著名节目主持人鞠萍姐姐在平江200年老屋坪上书院开坛讲课。青砖黛瓦、古朴庄重的书院里浓浓的文化气息伴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悠远飘扬。

“孩子们，鞠萍姐姐今年五十岁了，小时候我特别爱唱歌，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32年前很幸运走进中央电视台，靠多年坚持不懈努力实现了梦想。小朋友你们的梦想呢?”、“鞠萍姐姐，你为什么想到主持人呢?当主持人都要学习什么呀?”、“你第一次来平江，有没有爱上这里?”……鞠萍姐姐戴着红领巾，身着粉色运动衣，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为大家讲故事、说梦想、谈人生经历。她鼓励大家，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认真学习，努力实现梦想。

“1993年我第一次到湖南录制节目，此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岳阳的革命老区，了解了平江历史文化，这里真是一个风景宜人的旅游胜地。”鞠萍接受记者采访说。“我和女儿、孙女都看过鞠萍姐姐的节目，今天三代同堂近距离接触她，没想到这么年轻，这么亲切，又让我们找到了成长的记忆。”安定镇村民汤妹英说。

来源：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网易新闻
作者：袁礼成 徐颖 苏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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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鞠萍和学生们在坪上书院门前合影留念。

据了解，由365滚球直播创立的“影视小屋”，旨在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培养艺术人才，鼓励青少年学生拿起手中的摄像机，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为他们快乐成长、全面发展，提供崭新平台和广阔空间。

中国文联副主席、365滚球直播主席赵化勇，365滚球直播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显，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365滚球直播综合信息部主任高健，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365滚球直播播音主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鞠萍，湖南省文联名誉主席彭见明，中共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新启等领导嘉宾以及长田完小、高坪小学师生、村民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2014年下半年，平江县选址安定镇高坪村、秋水村、白茅村，以秋湖水库为中心，创办了直径15公里范围的“岳阳市农村文化建设示范点”。其中，有着200多年时空年轮的高坪村坪上老屋成为示范点的核心基地。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坪上老屋华丽转身，被改造成农家书院——坪上书院，既基本保持了老屋原有风貌，古香古色，又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成为一个融创作、讲学、休闲、旅游、乡愁体验于一体的精神胜地。

授牌仪式上，央视著名主持人鞠萍向坪上书屋赠送了摄像机和图书、为山区的孩子们赠送了学习用品。仪式结束后，她还为学生们呈现了一堂以梦想为主题的影视知识的精彩讲座，并现场组织孩子领唱少先队队歌及合影留念。“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使平江的小朋友能从小，看影视、学习影视知识，自己动手来拍摄片子，实现他们未来当记者、当主持人等梦想。”鞠萍说道。

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新启在致辞中表示，这次把‘影视小屋’创建在岳阳平江，是中国视协对岳阳、对平江的厚爱，我们将继续高度重视，不断加大建设扶持力度，用好原生态的文化富矿，通过突出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熏陶，把农村文化建设示范点真正打造成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接受文明洗礼、丰富心灵世界的精神家园，为江湖名城增色，为幸福生活添彩！

来源：新华网湖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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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副主席、中视协主席赵化勇，中视协分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显，中视协播音主持专委会主任敬一丹，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中视协综合信息部主任高健，绵阳市委副秘书长田丛荣、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杰等出席授牌仪式。

授牌仪式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福兰主持。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赖俊出席并致辞。

活动仪式上，赵化勇和绵阳广播电视台台长赵黎共同为北川中学“影视小屋”授牌，并赠送摄影器材及相关书籍、影像资料。敬一丹、高健为北川中学“影视小屋”辅导员代表颁发证书。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365滚球直播发起的一项在民族地区推行的公益活动，希望通过此活动把过去的送‘文化’下基层，改为种‘文化’下基层，真正能够给当地留下良好的文化资源。”张显向与会嘉宾介绍此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时说道。他真情鼓励北川广大学子通过镜头记录生活的点滴，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感受。

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与北川中学校园电视台“台长”现场互动，她专业、风趣、幽默、真情的主持博得现场阵阵掌声。

敬一丹说，“影视小屋”是中视协面向全国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偏远山区创建的一项品牌活动，其己经成为传播影视知识的特殊渠道、文化惠民活动的有效载体、爱国主义教育的特殊基地、增进和加强民族感情的重要基地。中视协将为“影视小屋”的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北川中学能够充分发挥“影视小屋”的带动作用，让更多的孩子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五彩缤纷的成长历程，描绘壮丽如画的家乡，反映幸福美好的生活，推出一批故事性强、民族特色浓的作品，从而加快实现心中的梦想。

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赖俊在授牌仪式上说：“影视小屋”建成后，北川的孩子们不但能够接受艺术熏陶、共享艺术成果，而且可以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创作能力、加强文化交流，为孩子们快乐成长、全面发展，提供崭新平台和广阔空间。

来源：搜狐网、西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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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县委书记赖俊致辞

北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福兰主持授牌仪式

四川新闻网绵阳2016年3月17日讯（孙培旭 徐志英） 2016年3月17日，由中国视协、四川省视协组织的北川中学“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在北川中学紫荆礼堂隆重举行。作为四川省第十所“影视小屋”，其旨在加强民族地区学子艺术熏陶，培养艺术人才，弘扬优秀文化，加大对外宣传，提升北川形象。

赵化勇（左一）赵黎（右一）向北川中学“影视小屋”授牌，校长刘亚春及学生代表李青芝接牌

赵化勇、赵黎向北川中学“影视小屋”赠送摄影器材及相关书籍、影像资料

敬一丹、高健为北川中学“影视小屋”辅导员王睿、陈迪兵颁发聘书

授牌仪式上，中国文联副主席、365滚球直播主席赵化勇向北川中学“影视小屋”授牌，并赠送摄影器材及相关书籍、影像资料。365滚球直播播音主持专委会主任敬一丹、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365滚球直播综合信息部主任高健为北川中学“影视小屋”辅导员王睿、陈迪兵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在场师生集体观摩了荣获第三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金海棠”一等奖的巴中通江沙溪中学“影视小屋”作品《我把我寄给你》。

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显讲话

四川省视协副主席、秘书长寒露介绍“影视小屋”发展情况

四川省视协动漫专委会主任熊卫华讲话

四川省视协副主席、秘书长寒露介绍，由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建立的第一个“影视小屋”于2013年10月在甘孜州康定藏文中学落成。活动受到了365滚球直播的高度重视，并将“影视小屋”推向全国，打造成一个全国性的品牌活动。北川中学“影视小屋”作为全省第十所“影视小屋”正式入驻北川。

敬一丹对北川中学学生、电视台台长现场进行业务指导

敬一丹老师在现场与同学们分享自己中学时代与话筒结缘的点滴，更勉励同学们“影视小屋”很小，但世界很大，期待同学们用影视方法讲述北川故事。

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赖俊出席仪式并致辞，“影视小屋”的落成让更多的羌族学生能够享受到电视艺术发展的成果，让更多羌族地区的青少年学生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同时也为羌族地区培养更多的电视艺术人才，创作推出一批故事生动感人、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提供有力支持。

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讲话

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代表全校师生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电视艺术届的领导嘉宾。他说，“影视小屋”一定会成为北川中学新的亮点，校园电视台将拍出更好更多的作品，让素质教育在北川中学取得更好的成果。

学生代表李青芝发言

与会嘉宾领导与师生合影留念

敬一丹接受采访

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福兰出席并主持授牌仪式。出席仪式的还有，365滚球直播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显，中国视协中央电视台分会秘书长杜宝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的视协领导及电视制作人和市县相关部门领导。

来源：四川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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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小屋”工程是365滚球直播品牌公益活动之一，主要面向老、少、边、穷地区向往播音主持道路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务工子女，进行设备捐助和技能辅导，“影视小屋”工程自四川康藏地区开始，已逐步在全国多个地区开展。授牌仪式上，365滚球直播党组书记张显表示，365滚球直播希望通过捐建影视小屋这种形式，让更多边远地区的小朋友能够了解并参与到电视创作的过程中来。

由365滚球直播创立的“影视小屋”，旨在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培养艺术人才，鼓励青少年学生拿起手中的摄像机，追求艺术梦想。岳阳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徐新启表示，“影视小屋”落户平江山区、扎根坪上书院，对于培养青少年的广泛兴趣爱好，给他们播下艺术梦想的种子，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日，“坪上书院”、“岳阳市农村文化建设示范点”、“岳阳市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难忘乡愁”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剪彩仪式等系列活动在坪上书院同步开展。

“难忘今宵”式的约定，早已成为观众与春晚之间彼此的一种默契。只要到了那个特定的时间，无论你我身在何处，尽管我们未曾谋面，就算有吐槽有争议，都不妨碍心照不宣地去一同赴约。三十多年来，春晚成为中国年俗文化的特殊符号，它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早已无法轻易抹去。作为守岁夜一道独特的“精神大餐”，春晚满足了国人除夕之夜年文化的心理需求，让悠远的历史和文化能够传承，让满堂的亲情和喜悦得以释放。

三十余载，春晚演播室外的社会价值和娱乐审美一直在变，演播室内的节目形式和舞美灯光也一直在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就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始终有你我的关切——小梦想和大梦想，始终有“在家感”——亲人的陪伴与“我们”的归属，始终能摸到“脉搏”——民俗的内核与时代的精神，也始终能戳准我们的泪点和笑点。在国人难得的“公共时间”里，情感的凝聚、梦想的交汇，让身处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收获温暖和鼓励，也给处于历史新坐标的“大家庭”以更多希望与勇气。

新旧转化的时节，不管你承不承认，春晚就是那个共同的“精神火炉”。东西南北中联欢联动，团圆与喜乐的“年味儿”弥漫于广袤的国土；“海味儿”《茉莉花》的惊艳绽放，让“共看明月应垂泪”的家国情在心中升腾。时光斑驳，我们在《父子》中感受醇厚亲情、感恩入心；大爱无声，我们也在《六尺巷》中感受和谐宽容，礼敬入脑。接地气的《放心吧》针砭时弊，让我们“笑后有思考”，“郭子”5万元的“奇遇记”则让我们在笑中体味反腐中的“获得感”。《过雪山草地》带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味曾经的苦难与辉煌，而《多想对你说》中的每一句都饱蘸着对拥抱美好未来的憧憬与信心。春晚连缀起了我们的年度记忆，也唤醒了我们对梦想的不懈追寻。载歌载舞中所洋溢着的乐观和自信，《将军与士兵》中所彰显的昂扬斗志，《直挂云帆》中所宣示的情怀，让小梦想和大梦想都铺满了属于春天的颜色。

亲情、友情、乡情、国情，情暖人间；温情、真情、激情、豪情，情抵人心。正是这些引起共鸣的感情，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和文化时刻，传递了我们所应遵循和倡导的价值与理念，缔结了我们的共同记忆，也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一国之文化与精神，魂魄与品格。

猴年春晚也再一次印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人民定会对文艺创作回报以掌声；回归生活、尊重艺术、观照时代，时间终会给出公正的评判。我们乐见，开门办春晚、开放办春晚、创新办春晚的新气象，也乐见“为大众服务”的这一春晚“老”传统得到“新”承接。

“难忘今宵”。难忘你我“天涯共此时”的激荡与共鸣，难忘你我“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万水千山情，难忘你我追梦路上的牵手并肩、激励鼓劲。告别今宵，在“你我中国梦”的绵长回味中，“无论新友与故交”，我们“明年春来再相邀”。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爱国情怀

电视剧《抗倭英雄戚继光》剧照

作为2016年央视一套的开年大戏，电视剧《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播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如剧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军队改革等，但也有一些争议的声音，主要焦点集中在戚继光的民族英雄的身份。“近年来，人们对于明朝嘉靖年间抗倭的历史有所议论，因为史书中明确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所谓从倭者，即指沿海走私商民与海寇，因此有人认为戚继光抗倭，主要对付中国的商人和沿海百姓。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明嘉靖年间东南倭乱，起初确有沿海商民走私，虽与倭寇勾结，仍以走私为主，故朱纨之失败，是被当地的士绅和朝廷勾结害了，朱纨之的牺牲严格来说不是死在倭寇手里，而是死在利益集团手里。但是到了嘉靖三十年到三十二年之间，倭寇大规模骚扰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倭患，不仅是老百姓，包括大户人家都遭到烧杀抢掠。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开始进入到这场对抗倭寇的斗争中。因此，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毋庸置疑的民族英雄。”在近日由中国视协和浙江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电视剧《抗倭英雄戚继光》创作研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如是说。

戚继光的题材被拍成过动画片、电影等，电视剧的容量更大，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认为，《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切入角度非常独特，即从整顿军队和兵制改革的视角塑造戚继光的形象。李准说：“过去没有人这么写戚继光，戚继光从一开始也从实际需求整顿军队和改革兵制，剧中呈现了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的军事家形象，使戚继光区别于一系列的古代民族英雄。”

而且，戚继光的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一般士大夫的境界，李准认为，“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其内心写照。这得益于戚继光从小接触老百姓，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非功利思想和平民意识，他看不惯老百姓受苦，最高愿望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他受不了中华民族受外国人欺侮，个人的追求和民族的追求完全统一。李准说：“剧中人物性格碰撞叮当作响，戚继光性格的成熟逐渐往前推进。他最宝贵的就是使命意识，将个人和民族尊严融为一体，经历过一次次生死考验之后反而更加坚定。”

对此，《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深表认同，他说：“戚继光个性非常生动鲜活，是传统文化熏陶养育成的一个人物，礼义仁智信，有着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正气，爱国、爱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品质和追求，同时也是一个改革家，改革的一面突出体现在义乌招兵、创新武器、钻研兵法、布设鸳鸯阵、改革募兵制等，经过严加训练锻造出一支勇猛无敌的戚家军，这都刻画得很生动。”彭程在观看过程中被唤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情怀不仅仅体现在戚继光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剧中众多人物身上，像一同抗倭的同伴俞大猷等。这些人各有性格，但在爱国、御敌、立志驱除倭寇这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同时，彭程认为这部作品表达了更丰富的内涵：“像对现实的启示意义，剧中也谈到了兵制改革，看了这部剧不由自主会对当前我国军队进行的改革产生一种对比和联想，体现了作品同现实的紧密勾连。”

在刻画人物之外，《抗倭英雄戚继光》还具有历史正剧的品质，交代了当时戚继光为什么能抗倭成功，这主要体现在电视剧的文戏呈现上。《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立认为，像胡宗宪与戚继光的关系就刻画得比较到位，胡宗宪在朝堂上的斡旋，为戚继光抗倭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认为，奠定了戚继光成功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募兵制，募兵制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多次政治交锋中实现，使得这部剧进入了对整个明朝政治格局的思考。

作为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剧，专家也对剧中的一些不足提出了建议，《中国艺术报》副总编辑康伟指出，剧中的道具《清明上河图》上的字是印刷体，而且带有塑料质感，不够精细。李准对剧中对胡宗宪的刻画持有保留意见，他认为胡宗宪是有很多严重缺点的人，他好权术、喜功名、构陷他人，剧中把他刻画得过于完满，而历史中的嘉靖也并非一个草包，他还是很精明的，包括他支持抗倭，这些都是可以再丰富完善的地方。

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剧照

电视剧《琅琊榜》剧照

电视剧《无心法师》剧照

“一剧两星”影响深远

自2015年1月1日开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方式进行调整。内容包括：同一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两集。总局强调，此次电视剧播出方式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均衡卫视综合频道节目构成，强化综合定位，优化频道资源，丰富电视剧荧屏。这是对电视业影响深远的一项政策，在2014年4月传出这一消息之后，人们就在不断地推演这项政策对电视剧市场带来的影响。

推出这项政策的初衷可以说实现了一部分。首当其冲的是制作费不得不降低，降低的制作费体现在了制作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演员的片酬。但对于“一剧两星”能否刺激电视台收购更多的电视剧集却还是个问号，因为受到“一剧两星”的限制，一部电视剧只能在两家卫视播出，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电视台创造性地推出1.5轮跟播。年底的《芈月传》将“一剧两星”变为“一剧两星两网”（即两家卫视和两家网站播出），之后又诞生了“一剧三星”模式，安徽卫视成为继北京卫视、东方卫视之后的第三家播出《芈月传》的卫视——并且是白天档5集连播，晚间档2集连播，一整天都在播《芈月传》。说明电视剧还是质量为王，好剧仍是稀缺。

另外，这一政策按住了葫芦起了瓢，电视剧演员片酬高涨的势头得到了抑制，但另一方面，一晚上只能播出两集电视剧，使得电视台对于综艺节目的需求量大增。例如安徽卫视就增加了7台综艺节目，加上综艺节目成熟的广告营利模式，使得比拼哪个节目的明星“腕”大，成了综艺节目的必杀技。一线明星一季综艺节目的片酬已经达到数千万。相比拍摄电视剧的劳动强度而言，一线明星更青睐综艺节目，不用背台词，在节目中秀秀“真性情”，还能拿到比拍电视剧更高的片酬，何乐而不为？

“剪胸”事件引发电视剧把关热议

去年年底开播的《武媚娘传奇》突然停播，当大家都在猜测原因时，4天之后，2015年1月1日开播一切就明朗了。整部电视剧中袒露“乳沟”等过于暴露的地方被全部裁剪掉，以致观众戏言，电视剧成了“大头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说法是，接到很多观众的投诉意见，因而按照《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总局令第63号）进行了修改。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此举竟成了网民调侃的对象，同时也赋予了一部原本无历史意味、纯“玛丽苏”的电视剧重新炒作的机会。引人注意的是，《武媚娘传奇》在香港播出时，则是通过技术手段加布遮胸，说明播出方已经意识到这部电视剧的裸露镜头可能会招致观众投诉，在自我审查时就做好了防范措施。电视剧的各级把关人员如何把关，在这次“剪胸事件”中，引发了业界的热烈探讨。

抗战题材电视剧追求史诗品质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的电视行业推出了一批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尤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太行山上》《黄河在咆哮》《历史永远铭记》等大气磅礴，具有史诗气质。首先播出的《东北抗日联军》讴歌了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等革命英雄舍身为国、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情操，全剧真实还原、艺术再现了东北14年抗战的不朽历程。《太行山上》讲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指挥的八路军第129师扎根太行山，奋勇杀敌，屡建战功，使部队从最初的9000人发展壮大成为30万大军的艰辛经历和辉煌功绩。《黄河在咆哮》全景式展现了敌后战场抗日民主政权的开辟、形成、组织、动员过程，形象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此外，纪录片《东方主战场》囊括了二战期间东方战场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刻画了一大批风云人物群像，场面宏大、撼人心魄，讲述了中华民族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深重的历史灾难，东方战场又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西方战场的命运。另外，在各卫视播出的《巨浪》《南侨机工英雄传》等都在观赏性方面下足了功夫。

高品质网剧助力付费模式

今年的网剧明显出现了暑期档，其外部特征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周播，而内部特征是在品质上有了质的飞跃，一则因为成本的提高，二则因为传统的电视剧制作公司参加了网剧的制作。电视剧《盗墓笔记》开启了网剧的暑期档，由欢瑞世纪与爱奇艺联合推出，单集成本超过500万元，一季12集，共投入6000万元，据说主演李易峰、杨洋、唐嫣等演员的片酬很少，只是他们平时片酬的零头。欢瑞世纪在2014年推出的《古剑奇潭》在湖南卫视独播，收视率非常不错。《盗墓笔记》虽然只有12集，但是制作时间与50集的《古剑奇潭》相当。

紧随其后的是由唐人影视与搜狐联合推出的《无心法师》，虽然《无心法师》原小说的名气远没有《盗墓笔记》大，但题材方面具有年轻人喜爱的玄幻元素，同时主打唯美爱情。由于剧中主演基本采用新人，因而制作费用得以运用在制作上，从剧作、导演甚至是配乐上来说，都不失为一部中上之作。全剧用4K摄影机拍摄，成本在3000万元左右。而不老之身的无心法师能抛却凡世称量爱情的金钱、外貌、地位等因素，生生世世地寻找自己爱过的那个人，这样的故事加上新人的高颜值，直接击中了网剧的女性受众。同时，这两部网剧也开启了付费模式，会员能提前观看完全片。随着视频网站的兼并加剧，视频网站巨头的出现成为必然。

反对赌收视率动摇原有评价体系

8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集央视和北京、山东、上海、湖南、天津、安徽、江苏、浙江八大省级电视台的电视剧分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签署反对赌收视率、规范电视剧购播行为的自律公约。所谓“收视对赌”，指的是电视台与制片方在电视剧购买保底价的基础上，如果播出效果达到或突破协定收视点，则相应给予高于保底价的价格回报；如果播出效果未达到协定收视点数，则相应降低购买价格。这种唯收视率的做法，使得某些出品方通过不正常手段影响收视率调查结果，收视率不能反映真实的收视情况。在没有完善的收视评价体系的情况下，收视率调查又受到污染，电视台就可能无法对播出作品的优劣做出正确评价，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影响整个电视剧产业的健康发展。建立完善的电视剧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琼瑶诉于正二审胜诉能否带动编剧维权

12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台湾作家琼瑶起诉大陆编剧于正等著作权侵权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认定《宫·锁连城》侵犯《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判令被告方停止侵权，于正向琼瑶道歉，被告方赔偿原告500万元，并停播《宫·锁连城》，为这场长达一年半的诉讼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一案件不仅因为琼瑶的知名度而闻名，更多是因为在电视剧产业中，编剧的权益多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抄袭者肆无忌惮，被抄袭者由于各种原因，更多是因为处于弱势地位而不得已忍气吞声。加上抄袭在法律上的认定还存在分歧，在实际操作中，能打赢一场关于抄袭的官司，耗时耗力。所以，在网上关于抄袭或是侵犯著作权的骂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于正不止《宫·锁连城》一部剧被人指为抄袭，可是最终诉诸法律的却只有琼瑶一人。在编剧的行业组织中，指导、帮助编剧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和行为，还有待加强。

《琅琊榜》《芈月传》热播，凸显优秀网络小说含金量

下半年，两部超高收视的古装剧占据了荧屏，一部是架空历史的《琅琊榜》，另一部是以战国时期秦国女政治家芈月为原型的《芈月传》。前者以义字当先，讲述忍辱负重的复仇故事，表达了人们对政治清明的期盼，作品以同名网络小说为基础，没有进行大的改编。而后者尚未播出前就传出与原小说作者的纠纷，在剧作和制作方面有颇多争议之处，剧中的芈月与历史记载中的芈月出入甚大，也不太符合人们对战国那个时代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琅琊榜》与之前大热的谍战剧《伪装者》由同一套人马拍摄，连演员都沿用，这两部作品的出品方山东影视集团、正午阳光出品过许多口碑较好的电视剧，如去年的《北平无战事》《马向阳下乡记》《老农民》。他们出品的电视剧接地气、“三观”正确，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今年山东影视集团和正午阳光还涉足网剧，与搜狐合作了《他来了，请闭眼》，在网剧的制作方面进行了探索。

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剧照

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的清新之风，有似2005年的《恰同学少年》，有似2014年的《马向阳下乡记》。它所描绘的中国革命史、它所塑造的中共党员形象，对新形势下中国电视剧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具有信心价值，而且具有启发意义。

看《历史永远铭记》是一种享受。它不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播映中独树一帜，而且为“中国梦”主题文艺作品创作提供了上佳范例。

在《历史永远铭记》中，马海德既是一种形象，也是一个视点。

马海德这个形象，是独特的。在前后长达16年的主体故事中，马海德从中国革命史的旁观者、同情者、支持者，最终成为中共党员，成为一个责任担当者。他在中国的经历、他对中国的感情、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他对成为中国公民的渴望，是在时间和实践的洗练下完成的。这种真切的个人命运史是本剧打动人心的基础。

作为视点，马海德是观众借以新的眼光关注中国革命的窗口。马海德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方式，与李宁远不一样，与傅连璋也不一样。他的观察判断方式，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式目光，而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异域方式。因而，他对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体会认知，经历了从不解到理解、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这位美国医学博士的选择，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历史的选择、人民的信任。

在《历史永远铭记》中，马海德的故事既观照着历史，也关怀着现实。

在对历史往事的回溯中，马海德是历史之镜中优秀的医生。这位大夫以患者伤病的“轻重缓急”排定就诊次序，而不以患者身份的“高低贵贱”为标准。这与李宁远副院长等人的习惯性认识方式是不一样的，与现在一些医务人员的认识方式也不一样。这位大夫把筹办婚礼的私人费用投进修复煎药房的公益事业中，把自己孩子的玩具捐给病儿，这位大夫连续三次为伤员输血，这位大夫用他的言行实践着白求恩大夫“在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的主张。故事中的马海德无疑是当代中国医护工作者的一面镜子。在这部作品中，关于医德、医风、医术的历史关怀照进了现实。

在《历史永远铭记》中，马海德的轨迹既是一个核心，也是一条纽带。

这部作品，让概念上的马海德成为具体可感的荧屏形象，这是可贺的。以马海德为纽带，联结起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希勒，以及美军延安观察组，既勾勒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吸引力，也在2015年这个特别时刻，向所有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更为可喜的是，围绕着这个叙事主角而出现的一大批配角，让人倍感耳目一新。看过全剧，李宁远、三斤半、韩得牛、秤砣连长、许春妞、袁梦云、徐士威这些虚构的艺术形象，让人倍感亲切难忘。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以前作品中所没有的延安生活、延安氛围、延安情绪和根据地性格，他们的身世富于神奇色彩、但不失历史根基，他们的性情因地域、文化、职级而丰富多彩，他们的行动充分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风貌。这些群像是杂取与提炼的结果，通过对立和对照加以组合，却个性鲜明，庄谐得当，他们的性格如同他们的语言，既不荒腔走板、也不装腔作势，他们是根植于历史情境，又符合当代人情世故的形象，以明快爽朗、可爱可敬的印象呈现在观众面前。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烘云托月般地让马海德这个不易写活的真实的历史人物生动起来，让抗战中的延安生动起来。

如果说，《恰同学少年》是以毛泽东青年学生的角色定位，赢得了当代青少年观众对革命历史叙事的新体认，《马向阳下乡记》是以马向阳的时尚青年的角色定位，赢得了当代青少年观众对当代党的基层干部的新体认。那么，《历史永远铭记》就是以马海德这个异域形象，来抒写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认同，并且写得相当成功。对于当代中国青少年而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之于他们的陌生度，与马海德刚到中国的陌生感有相通之处。这种隔膜之感，是我国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怎么让“80后”、“90后”，这些没有切实历史体验的新生代，通过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去认识八九十年前的中国历史、认同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探寻出的发展道路，10年前《恰同学少年》给出了一个范例，今天《历史永远铭记》给出了另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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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永远铭记》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月玲） 由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专家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历史永远铭记》讲述了美国医生马海德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55年中的传奇经历和感人故事，日前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开播。

与会专家们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认为该剧视角独特，第一次从外国医生的角度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同时，该剧在抗战影视剧的题材内容上进行了新的开拓，在战争戏中融入了国际主义、人道主义、英雄主义、浪漫情感等内容，丰富了作品的层次，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专家们表示，该剧跳出了简单再现战事本身的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传统思路，将目光转向战争中的人，写战争中的人生故事，写战争中的人性，写战事之外的战火红尘、浪漫的异国情感等，将抗战题材影视剧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

　　草莽英雄的邪气正气喜气

电视剧《怒放》剧照

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选择，然而6月15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电视剧《怒放》，却以独特的眼光选定了更为混乱的北伐战争年代。在那个时代，派系斗争更加复杂，信仰冲突更加剧烈，人情关系也更加多变，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段更加精彩的革命往事。

按照编剧聂欣的定义，《怒放》是讲述一位“非典型英雄成长蜕变的战争传奇大剧”。曾创作过《二叔》《满仓进城》等知名作品的聂欣坦言，自己从没有写过北伐战争年代的故事，但那个大时代一直深深吸引着他。“《怒放》涉及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分裂，直到最后发生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其中既有战争的残酷，也有爱情的美好。”聂欣表示，“林永健饰演的‘草莽英雄’赵关克经历了从土匪到军阀再到共产党人的蜕变过程，如同大浪淘沙，观众可以感受到大历史背景下人们命运的动荡与变迁。”

总制片人彭晓林并不讳言，过去讲述一个草莽英雄成长变化的剧并不算少，比如大热的《亮剑》：“当年《亮剑》热播，就是因为它讲的是一个人的变化，不仅是成长，更是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裂变，这种剧就很好看。”与时间跨越很长的《亮剑》不同，“《怒放》只讲述了从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这三年间发生的故事，人物的命运更加浓缩，也更加跌宕起伏。”

尽管如今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早已摆脱了过去脸谱化的“高大全”形象，但通常也是一脸正气的硬汉，选择小眯缝眼儿、极具“笑果”的林永健饰演革命英雄赵关克，不得不说是制片方的“胆大妄为”之举。据总制片人彭晓林透露，林永健是他们心目中赵关克的“第一人选”：“他的戏好，虽然不帅，但极有魅力。他可以有很不正经的一面，也可以有大义凛然的一面。”为了充分展现林永健的演技与魅力，导演刘新允许他“撒开了欢儿演”，结果是林永健不负众望地贡献了“很多精彩的‘小零碎’细节——有邪气，有正气，有喜气”。

在《怒放》中，林永健饰演的土匪出身、浑不吝的赵关克竟然与三个不同个性、身份、经历的女性有所关联：一个是他第一眼就认定“你是我媳妇”因此死追的战地护士罗麦，一个是从老家抱着大公鸡跑来部队一心与他“圆房”的胖嫂，还有一个是被他救过后就心甘情愿跟定他的妓女钱大凤。聂欣认为，爱情是戏剧中永恒的主题，炮火纷飞的年代，也阻挡不了爱情的产生。“林永健与饰演罗麦的李曼年龄上至少相差一轮，长相上怎么看也不相配，但我就是要靠情节去推动，把这种不可能的爱情变成可能。”聂欣表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看到最后，观众一定会被两人的‘生死绝恋’所感动。”

除了感人的爱情戏，铁血的男人戏也是《怒放》的一大看点。宋允皓饰演的周真强是个让赵关克感到异常棘手的对手，他不仅与赵关克立场对立，更是情敌关系，两人之间的生死较量贯穿全剧。而王同辉饰演的师长则是剧中除罗麦外唯一能够“降服”赵关克的人，他更凭借“三捉三放”彻底驯服了赵关克这匹“野马”。

来源：《中国艺术报》

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剧照

由钟汉良、唐嫣主演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自播出以来备受瞩目，不仅在短时间内收获了高收视率，并且迅速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形成一阵全民“何以”热潮。本剧讲述了一对校园情侣因误会天各一方，多年后再次重逢的爱情故事。这部剧拥有深厚的造梦功力，一开场便将律师、女主播等偶像剧中标签化的所谓“高大上”职业一股脑地抛出，为观众呈现出一幅成功者云集的灿烂图景，为渴望成功的青年人提供了十分具象的画面，也为渴望童话般爱情的女性观众塑造出“何以琛”这位完美情人。

此外，这部剧具有明显的“韩化”气质，且不说剧中的服化道等元素都一味向“韩范”看齐，就连人物性格设置、故事情节安排也都充满了“韩味”——首先，女主角性格一定要温和内秀、楚楚可怜，宁可被全世界冤枉也要打落牙吞进肚，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一举揭开所有谜团，到时便万千宠爱加身，成为幸福美满的人生赢家；男主角一定是帅气养眼、对感情执著专一，具备“如果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我不愿意将就”的思想境界。童话式的人物搭配上王子公主般梦幻式的情节，将原本粗陋的现实遮挡得严严实实，也让观众主动屏蔽了原本存在的不美好，专心致志跟着剧情“幻想”。工于心计的女上司、“暖男”气质的男二号等等，这些韩式偶像剧中的标配元素统统出现在剧情中，将男女主角衬托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王子公主。

《何以笙箫默》如此成功，还受益于主演的高“颜值”号召力，虽然剧中的布景设置虚假、演员表演做作，但一个钟汉良便可以掩盖一切。原本更吸引“90后”“00后”的青春言情片，很多“80后”甚至“70后”女性也看得大呼过瘾，直怨没有一个何以琛那样完美的男人在身侧。钟汉良的表演虽然略带僵硬气质，但凭借干净帅气的外表、文质彬彬的气质成为出演何以琛的不二人选，他的每一个细微表情和动作都能被粉丝敏锐地捕捉到，并赞之以“完美魅力”“情深缘浅”等绝美之词，一部人气小说改编的剧集能够拥有如此规模的认可，钟汉良塑造的何以琛也算是成功的了。

《何以笙箫默》的火热更与其制作方高超的营销推广手段密切相关。在剧集正式开播之前便大规模进行宣传，播出后更是微博、微信的全网络覆盖，播映过程中不断制造话题炒作宣传，例如钟汉良与女友热恋20年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硬生生地塑造出一个戏里戏外的好男人形象。在播放到达尾声之际，再适时放出黄晓明主演的电影版拍摄的新消息引爆新一轮话题，整体上形成了对观众群体的立体合围，创造出超高的关注度与全民热议的盛况。

除了超高的收视率与粉丝的热捧之外，植入广告的乱入给这部剧带来了不少“槽点”。在当前媒体广告植入越来越常态化的情势下，《何以笙箫默》将植入广告做出了一个“新规模”，无孔不入的产品占满了屏幕：大学时期的美好初恋掺进养乐多的无厘头植入；步入职场后，几乎每一集都会出现淘宝系的产品：频繁使用淘点点订餐和淘宝订机票将使用方法仔仔细细地为观众展现；Rio鸡尾酒更是成了聚餐聚会的必需品，更别提从各种角度闯入镜头的汽车Logo以及乱入的首饰品牌层出不穷，硬生生将剧集变成了一本“时尚购物指南”。

在这个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快速消费品的时代，《何以笙箫默》这样具有鲜明韩剧故事架构，又去除了所有现实逻辑的梦幻爱情故事，无疑能够填补都市观众的内心空虚，满足一定人群内心深处对爱情、成功、地位等世俗要素的追求，成为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但快消品就是快消品，大家对它美好的感受会随着新产品的出现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痴迷这部作品的观众回想起它时，留下的只是对自己、对现实的一声叹息。

收敛的表达 “闷”着的“笑”果

由陈佩斯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好大一个家》，选取的题材还是他惯常最为熟悉的小人物路线，风格也是久违的陈氏喜剧，温情而不煽情，嬉戏而不嘲弄。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剧照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的热播，让人们惊喜地见到了已经多年没有在荧屏上露面的陈佩斯。这部由陈佩斯自导自演的电视剧，选取的题材还是他惯常最为熟悉的小人物路线，风格也是久违的陈氏喜剧，温情而不煽情，嬉戏而不嘲弄。日前，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好大一个家》电视剧研讨会在京举办，与会专家对这部电视剧的艺术水准给予了充分肯定。

此剧围绕八方街房屋拆迁这一中心事件，叙述了五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故事，将镜头对准大时代下的一群小市民，聚焦了拆迁、住房、高考、家庭重组等极具社会关注度的话题，演绎了一出围绕着主角想借拆迁之机多要一套房子，而处心积虑实施离婚、结婚、复婚等有着真实生活基础的“奇葩”故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电视剧从台词到形体动作，都没有太过夸张，反而都是从生活真实出发，以这种形式搞喜剧尤为困难，但陈佩斯做到了。

接地气，细节取胜

拆迁，作为近些年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个重大事件中，有一个大的矛盾冲突：拆迁户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焦点是拆迁房的面积评估和补偿款，以及签放的周转房套数、面积还有地点。电视剧反映的这些细节，完完全全、真真实实地存在于社会，接地气十足。

谈及地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表示：“人的生活离不开地气，地气代表了人的基本的生存状况及诉求。《好大一个家》在接地气的同时还提取出当代生活真正需要、真正健康、生机勃勃的正气。这样一部喜剧在当前出现，具有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

“由这样一个拆迁事件引发派生的矛盾和冲突，无非是家长里短、油盐酱醋，无非是一些恩恩怨怨。这些事情看起来琐碎、平凡，然而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一种真实的存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做基础，《好大一个家》才有了电视喜剧的源头和根基，有了艺术生命的活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庆瑞如是说。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武桂林认为，《好大一个家》最令人值得称道的是它将平淡的生活表现得生趣盎然。因为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不可能有大的起伏跌宕，更不会有视觉奇观，但是艺术家们发现琐细生活中的美，用巧合、误会、夸张，甚至一些无厘头的笑料来结构故事。38集的一部大戏，通过情节的推进和细节的展现，人物命运、人物关系一步步发展，渐入佳境，结果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铺垫得非常充分，不显得突兀，可谓环环相扣、扣人心弦。

树正气，人间真情可贵

《好大一个家》说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剧中主要人物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市民，除了唐一品是暴发户，其余基本属于草根阶层。就是这样一批普通百姓，撑起了“好大一个家”。

这部电视剧有很多细节耐人寻味。剧中的男主人公尤曙光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照顾植物人妻子13年不离不弃，同时还要照顾丈母娘，为了家辞掉了工作，他身上的人格魅力恰巧是很多普通小人物可贵精神的体现。

尤曙光这样一个家庭，蜗居在一个即将被拆的小房子里面。在这种压力下，向往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一种合理的追求。但在诱惑面前，面临着社会现实逼迫下的生存危机，人的内心难免波澜起伏。《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评论室主任刘琼认为，《好大一个家》彰显着“满满的正能量”，作品以喜剧的形式来衬托表达，在所谓欲望的狂潮里守着一份难得的坚持。

八方街的拆迁户居民里面，无一例外有这样与那样的困惑，但他们也都是真正的好人。齐秀娥是无奈的，赵迎春是无辜的，尤曙光是无能为力的，尤优对这个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罗虽然有心计但左右不了大局，罗贯才能够出力却有搭不上手的遗憾。武桂林看完该剧后深受感动，他认为《好大一个家》最大的含意不是人多，也不是房子大，而是告诉观众，这个“大”字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理解、互相宽容，家庭成员只要有仁爱之心，就会和睦相处、海阔天空。

康德曾经这样描述喜剧：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背理的东西存在着。幽默是相对于自身存在的，对无奈荒谬的境况自我解嘲容易引起人的欣赏。刘琼认为《好大一个家》在表演当中去掉了很多夸张的做法，整部剧的喜感源自戏中人物性格的反差，或者是由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反差引起的。在戏中，居民为了拆迁纠纷离婚本是件可笑的事情，这个情节完全可以通过夸张变得更加可笑，但演员的表演使观众从中感受更多的是同情而非可笑。通过这样一种收敛着的表演方式，反而容易产生那种“闷着”的“笑”果，这正是对喜剧艺术真正的钻研。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创作方法模式化，农村和农民形象也失去了现实深度和人性深度，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电视剧的走向

近期一些作品创造了一系列可感、可亲、可敬的新农村新农民形象，体现了对人物命运的深度关怀，令观众感到宛在眼前而又滋养心智，引领观众更真切地认知时代发展进程

实践证明，只有纵深体察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敢于并善于触碰农村的焦点问题，摆脱抄袭模仿、浮光掠影、二元对立的创作弊病，才能真正实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破茧成蝶

模式化创作和创作者对生活体验的懈怠使文本重复衍生，这部剧和那部剧看起来大同小异，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农村题材电视剧日益成为对农村远距离的简单想象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非艺术创作的外在律令，而是内在规律，电视剧创作需要一双想象的翅膀，更需要紧紧地贴着地面行走

张江：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历史的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关系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作为大众艺术形式，电视剧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和深刻地表现“三农”主题和农村现实，是对创作者的现实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挑战，也是对观众的文化责任感和审美认识能力的挑战。尤其是在农村迅速发展，农民生活大幅改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的现实境遇下，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农村题材作品，更是电视剧艺术无法回避的挑战。

对话人：

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尹 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王丹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赵 彤（365滚球直播理论研究室主任）

“山乡巨变”要有表现力

尹鸿：今天中国农村的现实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基本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为农民带来了市场经济观念，带来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憧憬以及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以知青生活为表现内容的电视剧开启了新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先河。此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经典农村题材电视剧，如《篱笆·女人和狗》《山不转水转》《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黑槐树》《山野》等，这些作品不仅为老百姓提供了精神文化享受，也及时表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正在发生的巨变，奠定了中国电视剧关注农民命运、推动农村改革、传播现代文明的优良传统。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历了“山乡巨变”之后的农村逐渐淡出社会热烈关注的视野，媒介竞争也使农村题材艺术创作的市场接受度不断下降。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创作方法模式化，偶有少量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但更多作品不是表现老弱病残、天灾人祸的“苦情戏”，就是谈情说爱、滑稽逗乐式的轻喜剧。农村变得肤浅化，农民形象也失去了现实深度和人性深度。这种文化消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电视剧的走向。

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冲击下正在经历新的变革。农村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农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重建，农村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科技兴农、环境保护、城镇化建设、教育均衡、农民工命运、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都成为关系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大问题，是艺术创作应该关注的重要题材。

在这种情况下，更加真实地面对中国农村的深刻改变，以建设性的态度表现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流趋势，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未来，是电视剧创作应该承担的艺术使命。有先进文化立场的电视剧，应该用一种不粉饰也不冷漠的现实主义态度，生动、丰富地去表现、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在深重的历史代价和现实困扰中蜕旧变新，为观众塑造出个性鲜明、代表时代精神的新农民艺术形象——他们既可能是土生土长的传统农民的新形象，又可能是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新农民形象，还可能是逐渐模糊了农民与市民界限的新公民形象。这些形象，将成为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之后自由、独立、富有首创精神的新时代的象征。

创造标本式农民形象

张江：讲好故事是电视剧艺术的本分，而讲好故事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塑造合乎生活逻辑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的精神光谱直接关系着作品的立意和审美意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近两年来出现了一批农村题材电视剧优秀作品，它们敏锐捕捉到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底色，对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人性的深度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等进行突破性的开掘，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现实具有标本价值。

王一川：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以往我们的农民形象塑造形成两种习惯性模式：一种是正面讲述主人公如何在改革与保守或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中凭借忍辱负重、自我牺牲或善良人品等方式化敌为友，赢得村民信赖，取得改革的进展；另一种则是通过主人公的一连串小品化或喜剧化故事去消解矛盾，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这两种习惯性模式的美学后果在于，农民形象几乎成了一成不变的符号，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和吸引力，与现实生活存在巨大落差。这种模式是对真实本身的扁平化。

与模式化描述、简单化处理相比，近期的一些作品尝试以历史参照、对比互映、环境衬托等方式，彰显典型人物的精神、智慧和情怀，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农民形象，值得关注。例如，《我的土地我的家》中的张二粮用高科技发展新型农村经济体，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社会角色的新认知，个性鲜明的人物身上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超越了平凡琐碎，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奏出了新与旧、爱与痛交织的改革协奏曲。《马向阳下乡记》在都市与乡村的文化落差中，在下乡干部与村中“精英”的博弈中，让“第一书记”马向阳走入农民内心，将带领农民奔小康的“公仆”形象融于富有智性精神的喜感情节中，增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主人公”的艺术魅力。以马向阳这一人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型农民形象群（刘世荣、刘玉彬和花小宝等），让观众感受到当今农民的新风貌和电视剧艺术的感染力。《小麦进城》《女人当官》《当家的女人》则生动而集中地反映出农村女性巾帼不让须眉的精气神，展现出她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内心期待。尤其是《小麦进城》中王小麦形象的塑造，突破了农村女性被关怀被救助的弱者模式，树立了一个凭借独立进取获得生命尊严的强者形象。她热情、坚毅，在对户口制度、城里人偏见、文化人成见等城市生活阻力的历次抗争中，成功地把风风雨雨化作彩虹桥，给自己和家人创造了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富于主体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进城农民形象，贴近今天的中国农民精神实际，有可信的生活基础。

这些可感、可亲、可敬的新农村新农民形象，体现了创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深度关怀，既有生活贴近性又有审美独特性，令观众感到宛在眼前却又滋养心智，引领观众在回望乡土故事的过程中更深刻地洞察城乡生活巨变，更真切地认知时代发展进程。

走出“审丑”“苦情”模式

张江：有些作品，虽然故事背景是农村，人物身份是农民，但在时尚风潮和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对农民真实生存境况和喜怒哀乐的呈现，流于表象化，甚至庸俗化、审丑化，播出时热闹一阵，随即就被淡忘；有些作品虽试图触及一些农村社会深层矛盾，却由于主题概念化、人物脸谱化、故事扁平化而导致作品整体质量不高，社会影响力难以尽如人意。

王丹彦：上世纪80年代，以《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三部曲”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一经播出便产生令人难忘的轰动效应，并让农村剧从此在中国电视剧艺术画廊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农村剧数量可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精神高度、思想深度和艺术精度方面具有轰动效应的力作难得一见。

这个不足在近两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中有所改观，一些作品开始积极探索现实主义观照和理想主义引领的深度契合，努力寻求生活真实性与艺术假定性的融会贯通。这种转变意味着创作者一方面要具有文化批判精神，不回避现实农村中存在的土地纠纷、经济矛盾等，另一方面不局限于“暴露”和“揭丑”，而是通过揭示城市与农村、农民与土地、农业与环境的辩证关系，观照时代变迁中典型人物的典型命运，彰显人性的光亮与真善美的力量。在这种叙事策略下，产生了一些有特点的作品，如《马向阳下乡记》《老农民》《满仓进城》《我在北京，挺好的》《幸福生活万年长》《油菜花香》等剧，它们或通过城乡交流与互动展现当代农民的积极心态与崭新风貌，或通过正视“三农”问题来倡导依靠农民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建设美好家园，或通过小家庭的喜怒哀乐感知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为我们呈现新时代农村生活的丰富景象与农民精神成长的心路轨迹。

电视剧作为叙事艺术，叙事方式影响作品呈现，总结探讨这些传播效果好的作品，可以发现，有几个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创作者注重故事逻辑的艺术真实，通过设置合乎生活逻辑的戏剧冲突来演绎故事，情节的推进动力超越简单的善恶对立；二是注重将幽默风格、偶像效应、怀旧情结等元素与剧情巧妙地熔为一炉，让农村剧彰显出多样化的叙事风格；三是注重把个人成长、城乡变迁等糅合统一于完整的故事体中，让观众领略到别具一格的精神愉悦与视听享受。

实践证明，只有纵深体察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敢于并善于触碰农村的焦点问题，摆脱抄袭模仿、浮光掠影、二元对立的创作弊病，才能从人物、叙事、风格、结构等文本要素层面探求符合美学规律的创新，真正实现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破茧成蝶。

坚持体验胜于先验

张江：事实上，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荧屏上的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周围，不神秘也不离奇。关键是艺术家要有善于发现和捕捉变化的眼睛，有体验生活的勇气和表现生活的激情，要走进田间地头，沉潜在生活的激流之中。仅凭先验的想象和简单的二手材料，拿不出好作品。好作品是在生活里“泡”出来的。

赵彤：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电视剧事业迅猛发展。播出频道和播出时间的剧增带来市场体量的大幅扩展，播出需求催促着生产供应。许多创作者面对大量的订单和丰厚的报酬，无暇站起来看看窗外事，很难走出去听听市井声，只是夜以继日地在电脑前码字。“萝卜快了不洗泥”，这是片面追求速度的必然结果。模式化创作以及创作者对生活体验的懈怠，使文本重复衍生，结果是这部剧和那部剧看起来大同小异。在这样的创作环境里，农村题材电视剧日益成为对农村远距离的简单想象，有生活体验基础、合乎生活逻辑的作品着实不多。

对当代中国农村进行远距离想象式的创作，是一个包括创作心态、创作资源、创作方式、创作要求在内的综合症候。这种症候的普遍表现是：不是自己内心有想要描写农村的冲动，而是以完成商业或规定任务的心态来从事农村题材的创作；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也不想或“没有时间”去农村深入生活，现成的间接材料代替了鲜活的亲身体验；角色、人物关系、语言和矛盾冲突不是来自对实际感受的提炼，而是来源于侃大山、看碟片、听汇报、查资料，从中即兴摘取，加以组装；不是从生活的规律出发，而是从技巧、桥段、场面的成规出发来设计情节、塑造人物，对技巧的崇拜高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我们看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老井》《被告山杠爷》《卒迹》，或者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外来妹》《马向阳下乡记》，即便是生活在城里的观众也感怀不已。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创作者对农村的书写来自零距离的体验，而不是远距离的想象，是创作者动心之作。创作者动心，观众焉能不动情。

在我看来，产生这两种创作方式的原因在于，前一种创作，深深地陷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精神再生产体系之中，把农村和农民乃至农耕文明的文化积淀都视为异己，避之唯恐不及，描写起来惟凭惯性和印象；后一种创作，把农村、农民和农耕文明的文化积淀看成自身内涵的组成，创作者不仅清楚文明与文化有阶段性，而且深知文明与文化还有连续性，农村、农民和农业文化不是陌生人，而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愿意走进去、能够走下去。这两种创作方式优劣高下，作品自然会说话，观众也自有判断。

张江：“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是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经验之谈。对于一个拥有9亿多农民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大众艺术作品不能充分地、艺术地把握今天的农村真实生活，不能深刻地、全面地把握农民兄弟姐妹的精神需求，这种艺术创作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就值得怀疑，这种艺术的大众性也值得商榷。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非艺术创作的外在律令，而是内在规律。电视剧创作需要一双想象的翅膀，更需要紧紧地贴着地面行走。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此我们应该及时地研究和总结。

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表示，《东湖梅岭毛泽东》通过对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描写，客观、平实而温暖地勾勒出了这位伟人的性格、风范与胸怀，是一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纪实性与故事性相结合的纪录片佳作。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指出，纪录片依靠真实打动人心，往往比影视剧更有说服力，在当下对“80后”“90后”年轻人认识伟人、了解伟人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

《老农民》剧照

“有一颗真诚、沉静的心，故事自然就来找你了。”著名编剧高满堂在他的新作《老农民》的专家研讨会上说。他谈到电视剧《老农民》中的男主人公牛大胆是他以两个人为原型结合在一起写出来的，一个是山东省原副省长周振兴，一个是河南信阳的老农民徐大胆，前者是一位是从工作组长一直干到省长，干了一辈子农业的94岁的老人，一位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村里办假发厂、办饲料厂、办养猪厂，牛大胆后半生的故事就是脱胎于此人。

这部以牛大胆、马仁礼两个性格迥异的农民为主角的电视剧，展现了从解放以后的土地改革到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从农民吃不饱饭到组织农民到俄罗斯租地种粮，这60年的风雨，见证了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的变迁，见证了中国农民致富的过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说，高满堂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结构故事，最重要的是用这么多精彩细节支撑起了整个片子的生活的质感。它的历史和生活逻辑的真实感，让人从历史联想到了现实。“把这些细节都抽掉，就剩一个历史框架，历史含量就要降低。”他对剧中的一些非常真实而且有意思的细节津津乐道，譬如说牛三鞭子已经挨了打快不行了，还让他儿子牛大胆把他背到祖坟的三棵树上，死也要死在祖宗坟上。这是中国人深到骨髓中的祖先崇拜。还有一个细节，省长来照相的时候，招呼牛大胆说，坐前头，牛大胆站起来说：“你们是靠山，你们应该站在我们后头，我们是应该坐在前头。”李准说：“为什么看这个戏虽然土得掉渣，但是它很可信，就是因为对这些东西的发现和提炼在那儿支撑着，这个比的是真本事、真感情，对农民农村没有感情，提炼不到这些东西，只能搜集到一些怪论。”

牛三鞭子在临死之前，要求牛大胆一定保住牛家的土地，这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来。电视剧《老农民》以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广度，生动地讲述了中国农民四个重要的奋斗阶段。第一，1948年的土改，农民分到了地，农民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第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包产到户了，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过上了好日子。第三，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几千年来的皇粮国税不用交了。第四，2008年，国家给农民发了土地证，从那以后，农民自己的土地自己说了算，农民对土地有了真正的权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农民，理解中国农民跟土地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而且重要的视角。这个视角被创作者非常敏锐地抓住了。电视剧从1948年开始，一直在讲中国的农民跟土地之间的关系，从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土地承包，一直到最后，还给农民土地经营权。完整地描述了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怎么认识中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电视剧并没有回避这60年间的曲折，从合作社、大冒进、大跃进、三面红旗、反右倾、四清、“文革”以及在“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都一一展现，但是这些曲折和灾难，并没有淹没光明，反而用这种东西，突出了牛大胆这个山东农民、中国农民身上最可贵的性格。

对于陈宝国塑造的牛大胆，大家认为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国农民豪迈的精神。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说，牛大胆是麦香村农民的精神领袖，虽然他没有多少文化，但充满着农民的智慧，以及农民的狡猾。他是农田里干活的能手，又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同时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感召力，他大胆而细心，敢干又稳重。他坚韧又善于斗争，情感丰富又仗义，是山东农民的典型。李准在归纳高满堂的创作特点时说：“他所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不止如此，他把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底层劳动者，作为历史的主人公，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蚁群来写的。这一点使他能傲立于当代中国电视剧编剧中很耀眼的一个位置。”

《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评论室主任刘琼说，牛大胆和马仁礼这两个典型的人物，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儿子。按照我们以前很多作品的结构，这两个人一定是对立的关系。一开始似乎也是这样一个结构，其实高明之处在于把这个关系，随着生活逻辑、人的性格逻辑的变化以后，在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相互的联系当中，产生很多交叉关系。“写马仁礼的术、牛大胆的道，这个作品最后效果不在于批判，它能创造一个人的生命力，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人与环境抗衡、抗争，与人的命运抗争，不甘于命运的这样一个生命能力、创造力。”（记者 吴月玲）

让收视率走出“罗生门”（深聚焦）

人民图片

近年来，收视率已经从行业内部的专业术语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公众非常熟悉的热词，“唯收视率”、收视率造假等现象，越来越多地见诸媒体。《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的实施，让与收视率有关的各项工作进入更加有据可依的阶段，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收视率及电视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多具体、有效的管理方能真正解决。

如何调查：新“国标”与老“行标”几无差异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即将实施的《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国家标准由全国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受众研究委员会组织业内专业人员、电视收视数据用户、相关专家等共同研究起草。

《准则》指出，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与国际通行准则须保持一致，调查方法和技术与国际上保持同步，同时又要符合国内电视收视市场的具体情况，保证电视收视率调查顺利施行。此外，还明确了收视率调查应遵循的基本范围及执行标准。

《准则》规定，数据提供方必须对样本户资料严格保密，严防样本户受到第三方的影响。数据使用方应遵守职业道德，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与同行业竞争，不得以任何方式获取样本户资料和干预样本户收视行为，以确保数据的客观公正性。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方式方面，收视率调查机构须遵照监管机构和ISO国际质量标准的各项规范要求，并接受独立的第三方审核，以确保调查的科学、规范、客观和公正，同时建立举报制度，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接受举报并履行核查。

据了解，现行的《中国收视率调查准则》是中国广电协会下属电视受众研委会于2003年开始，在以《全球电视受众测量指南》为蓝本的基础上制定的行业准则。该准则试行几年后，于2009年3月作为中国广电协会正式文件下发。与此同时，国家标准委下属的全国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于2009年成立，并在该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启动了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

“‘国标’实施最大的意义是收视率调查的相关准则从行业标准上升到了国家标准，这说明国家对这个行业的规范化管理越来越重视。但就准则内容而言，其实与之前已经实施多年的行业标准并没有太大差别。”央视—索福瑞副总经理郑维东说。

如何监管：监管、审核主体仍未明确

虽然收视率调查准则从行业标准到国家标准让不少电视行业从业者欣喜，但围绕收视率问题的一系列隐忧仍然存在。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无疑是收视率数据的真实性问题。

众所周知，国内收视率调查市场长期维持着央视—索福瑞一家独大的局面，多年来，不少电视台、电视节目出品方和广告主始终对这一市场格局存有疑虑，并认为这种市场格局让收视率数据面临更大的造假风险。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受众研究中心主任刘燕南说：“作为电视行业的一种通用标准，收视率就像货币一样，一个市场通用一种货币的情况其实是最理想的，即使在欧美电视产业更加发达的国家，一个市场通用一家公司提供的数据也是常见的。因此，收视率数据不真实或被污染的风险主要并非来自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而更多来自缺少第三方的有力监管。”

对于电视行业来说，收数率无疑是实现有效量化的硬指标。也正是因为这样，收视率一直是电视节目出品方、电视台及广告主之间进行交易和结算的基本依据。

几年前，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军律师曾代理国内某电视剧制作公司诉讼某卫视一案，缘起就是收视率引发的结算问题。双方在版权费结算中发生争议，诉讼举证过程中，版权方对电视台一方出具的央视—索福瑞收视调查数据提出质疑。虽然最后该案双方和解结案，但央视—索福瑞数据的真实性却成了诉讼中的未解悬案。

显然，近年来电视行业内部对央视—索福瑞数据真实性的质疑有增无减，今年以来，甚至有电视台工作人员指出：“现在的收视率数据已经异常到让人看不懂的地步。”面对来自用户的种种质疑，郑维东表示：“收视率调查的方法是国际通行的定量调查方法，电视行业中有统计学专业背景的人极少，大家之所以对收视率调查有误解，往往是数据结果和自己的感觉不一致造成的。”

如此一来，收视率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就成了各执一词的“罗生门”。一方面，用户认定央视—索福瑞数据造假，却难以取证；另一方面，央视—索福瑞则认为自己因为数据生产的专业性很难自证清白。第三方监管和审核的必要性日益突显。

但遗憾的是，即将实施的“国标”仍然没有明确监管和审核的主体。这意味着，已经存在的行业乱象或许仍然不能在“国标”实施后迅速得到整治，国内收视率数据提供商和用户之间的相互信赖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

“根据现有公开信息，似乎已经明确是由中国广电协会来负责受理举报、投诉并进行收视率真实性的监督核查，我个人对此心存疑虑。”王军认为，广电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性质的行业组织，并非国家行政机构或权力机构，能否承担这一准行政监察职能存在一定的主体身份问题，同时，其核查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约束力与权威性也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收视率调查监管更适宜由具备国家广电行政职能的政府部门来直接承担，在数据采样、提供、使用和发布等国际化操作的基础上实现广电监督部门对收视率调查数据的同步联网，而非单纯的事后核查。”王军说。

如何使用：亟须突破“唯收视率”意识瓶颈

说到底，收视率之所以存在造假的风险，还是因为围绕收视率调查和使用而形成的利益驱动。

“电视节目有三重属性，一是艺术品，二是产品，三是商品。收视率具有反映节目触达人群多寡的功能，也有衡量节目作为商品价值的属性，但并不能直接反映产品品质本身。”郑维东说。尽管近年来批判“唯收视率”声音从未间断，但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和经营压力下，一些电视台和电视节目出品方仍不惜铤而走险。

“收视率杠杆的两端承载着太多的利益关联方。因为收视率不符合预期，各大卫视已经多次发生中途停播、撤换当期电视剧的情况，这显然不符合播映合同签订的初衷，更不尊重电视观众，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收视率承载的利益失衡所致。”王军说。

今年年初，很多电视台在购买电视剧时要求出品方签下收视率承诺，如果电视剧播出后不能达到合同上签订的收视率，出品方便将面临血本无归的后果。电视台的这一行为一度在行业内引起轩然大波，既有的买方市场中，收视率的高压越来越多地转嫁到电视节目出品方身上。

2010年，本报曾报道过个别卫视“收买”收视率调查样本户，对收视率进行造假的行为。在采访中，郑维东告诉记者，这组报道当时虽然在行业内部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近几年来，样本户被污染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这是法制环境的问题，也是行业规范的问题，污染数据的犯罪成本太低。但最根本的还是不能‘唯收视率’。”郑维东说。

据了解，两年前，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曾出台指导意见，规定在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综合评价体系中，收视率权重应为40%左右，观众满意度、专家评分等因素也应成为电视节目综合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但事实上，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观众满意度、专家评分等因素难以实现有效量化，与广告收入之间的互动不敏感，因而一直被置于不冷不热的境地，有的电视台草草评估用以应付上级主管部门，有的则干脆弃之不理。

过度追求收视率已经和缺少第三方监管一样，成为制约当前国内收视率调查行业甚至电视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刘燕南认为，虽然即将实施的“国标”也明确否定了“唯收视率”的做法，但如何建立更科学的电视节目综合评价体系、如何加大对干扰收视率调查行为的处罚力度，仍然需要主管部门给予更具体、更有效的管理和引导。

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的邹静之坦言自己是个韩剧粉丝，但他冷静地指出，韩剧中那些帅哥、美女、“暖男”、“大叔”其实只是吸引观众眼球的表象，“韩流”这么受欢迎地深层次原因，在于韩国影视作品对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展示和宣扬，正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邹静之认为，相较于韩国文化，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更具传统文化优势，中国的影视创作者应该在挖掘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举例说：“像《牡丹亭》中杜丽娘还魂，《西游记》中的筋斗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想象力无与伦比。最近，有一个中国话剧叫《黄粱一梦》被外国人顶礼膜拜，也是很好的例子，我们拥有文化大富矿为什么不去积极开掘呢？宣扬传统文化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我呼吁多给想象力空间，多给伟大的五千年文明史空间。”邹静之说。

A学习“韩流” 产业化运作

“持续激发有效需求，最大限度地开发下游产业链”

文化产业突出特点就是对有效需求的持续激发，一部韩剧得到观众认可后，会迅速被商业操作整合包装，进而最大限度地开发下游产业链。韩国HWA&DAM PICTURES公司代表尹夏林介绍，“第一代韩剧制作是电视台下单子，按部就班制作。现在第二代韩剧有巨大转变，从电视台订单式计划制作转向锁定海外市场的按需订制。电视剧已成为一种载体，把各个产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涌对韩剧有两个深刻印象：一是韩剧剧情越来越简单，能把特别简单的故事再简单化还能吸引到观众，这很不简单；二是他们将韩剧当做时尚产业的一部分来经营，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的影视公司学习。

尹夏林携手韩国一线编剧金恩淑连续制作了《秘密花园》《绅士的品格》等众多热门韩剧，去年一部《继承者们》更是风靡全亚洲，将李敏镐直接送上“男神”宝座。说起韩剧走红秘诀，她认为除了爱情故事能引发各地观众共鸣，新媒体平台优势更让韩剧如虎添翼。“韩国人口仅为五千万左右，这么一个小市场却可以通过网络不受限制地扩大市场，海外反映带来连锁反应又助推版权价格。”

尹夏林透露，《继承者们》在中国网剧点击率达1.4亿次，美洲地区1500万次，平均播出节目前后销售到15个国家。韩剧制作者早早意识到新媒体对传统电视剧制作和发行的冲击和改变。“韩国电视剧发行渠道多元化，包括有线电视、网络电视、视频点播在内的网络与手机电视的新媒体等。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新媒体带来发行渠道多元化，改变了观众对电视剧的收看方式，目前仅在手机上观看的电视剧在韩国非常流行。”

B学习“韩流” 国际化视野

“关键在于体现具有世界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韩流”国际化的成功，韩国影视剧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深度发掘功不可没，这一点值得借鉴。我国电视剧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世界，历史剧、古装剧成为我国电视剧出口中坚，但品种比较单一。近年来，中国影视界一直为走出去而努力。

目前，国产电视剧出口主要市场包括日韩、东南亚地区、欧美地区华语区等，以儒家文化圈为核心的市场格局已初步形成。此外，中东、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正在崛起。古装剧如何让老外看懂中国文明和历史，怎样在传统叙事中寻找新的价值，参与创作过《中国式离婚》《疯狂的石头》《无人区》的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王红卫认为，关键是要体现具有世界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一个地球村时代，我们面临更年轻的观众，在传统故事当中，人物和结构都是传统的，但怎么从古代巨著里找到现代意义，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剧，或者从现代戏中发现传统文化，值得深思。简单地把50年前、100年前的价值观放在里面输出的话，不论是文化效应还是商业效应可能都不容乐观。”

对此，“鬼才编剧”简远信在《新洛神》里就大胆尝试戏曲表现手法，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现代外形，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达出来。”

香港金牌监制梅小青的新作《大汉贤后卫子夫》将在海外推出英文版播出。她表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至今为很多东西方人士尊重、崇拜。

“《卫子夫》以传‘善’为目的，不将后宫当角斗场，而视之为家，堪称传统中国家庭和睦、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优良典范。正能量同样很打动人，这一点上华剧没有问题。” 华策影视总经理赵依芳透露，《卫子夫》将向全球华语和非华语地区发行，目前已有亚欧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联系洽谈该剧发行。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卫昕
作者：宋小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满足了女性观众对美好爱情的幻想

韩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火到什么程度？在今年“两会”上，不仅代表委员们在谈论，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也在谈话中提到了《来自星星的你》。王岐山在听到人大代表、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谈及人艺发展困境时，以最近在中国人气甚高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为例，“韩剧走在了咱们的前头，”他说，韩剧的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是用电视剧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他表示，自己有一搭没一搭地看过这部电视剧。

其实《来自星星的你》并不是韩剧中的佼佼者，虽然这部剧抛弃了女一号得绝症、男一号是富二代的杀手锏，但人物设定并没有脱离韩国轻喜剧中男一号万能、女一号欢脱的路数，而且在剧作和导演上有很多致命伤，例如来自外星的都敏俊在长达400年的岁月里都没有爱上任何一个女人，却在最后三个月爱上了无知无畏的女明星千颂伊，千颂伊哪点击中了他的心呢？剧中没有一个能说服人的情节。而导演一定要让获得韩国最年轻视帝、影帝荣誉的金秀贤以面瘫式的表演来演绎孤单的都教授冰山外表下“悸动的内心”，长达20集（全剧21集）。这部剧对于我这个经历过第一波韩剧洗礼的中国观众来说，真的缺乏值得回味的地方。

但正是这样的剧为什么会在中国大火起来，却值得我们回味。这是一部目标观众直指女性的偶像剧，以一个具有超能力、从400年前就开始积攒不动产的大富豪为男主角，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不仅忠贞，会配合她的所有随性要求，而且愿意为陪伴她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什么能比这样的人物设定更能打动女性的呢？加上韩国的娱乐产业源源不断地推出偶像明星，加上电视剧唯美的包装（女一号在家待着的一个晚上可以换三四套服装），《来自星星的你》火是有道理的。

有的政协委员认为《来自星星的你》伤了我们的文化自尊，我觉得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电视剧工业的问题，是我们的电视剧工业水平不够高。《来自星星的你》是一部偶像剧，偶像剧的制作是有配方和流程的，这是工业化的产品。很多人会问，中国为什么不能推出我们自己的偶像剧，可我要先问，中国的偶像演员会自己窜出来、自己长出来吗？以韩国和日本为例，没有一个偶像的经纪人是由其兄弟姐妹表哥表嫂担任的；对一个偶像来说，没有经纪公司的长期规划，就不能成就一个富有个性的完美的明星。而中国恐怕没有演员会忍受像日本的经纪公司对艺人抽成高达70%以上的待遇，因而，中国的经纪公司并不发达，对演员没有前期投入也是自然的事。

开创台湾偶像剧风潮的《流星花园》一举推出四个花样少男偶像演员，导演蔡岳勋在谈到经验时曾表示，偶像剧讲的是真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是一种圆梦的感觉，但恰恰是这种故事需要用平实的表演增加故事的真实感。这正是偶像剧的真谛，让观众相信“梦”也许就会发生在你身上，而演员美、服装美、取景美，正是“梦”的特质，两者缺一不可。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吴月玲

有时候，我们会用“蜜月期”这个词来形容国家间的关系。其实，电视剧生产者、播出单位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像是谈恋爱。生产者、播出单位对观众有揣测，就像《咱们结婚吧》中的薛素梅跟婚介公司介绍她对未来女婿的要求那样，有好几条；观众对电视剧作品也有预期，就像冯兰芝对未来儿媳妇及其家庭的设计，也一大串。数以千百部的电视剧，和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在荧屏相遇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否彼此吸引，维系忠诚度，更像谈恋爱。结果是，情趣相投，作品的收视率就高一些，蜜月期就长一些；碰不出火花，就失之交臂，观众就去相别的频道的其他电视剧去了。

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很会把握当前观众的兴趣，也很会调动他们的趣味，也更精于导引着观众的趣味。它的高收视率，在于它的叙事策略很精细。

从社会话题入手

大众的注意力，可以被引导，但其自身也有主动探寻的一面。而时效性和热点，就是大众注意力搜索中的两个要点。这在新闻学中是老话，但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焦点访谈》，正是因为关注当前社会热点、焦点话题，不仅开创了我国电视新闻的新局面，而且也为中央电视台带来了巨量的广告收益。

现在，在注意力经济学的观念指导下，寻求具有时效性的社会热点题材，也成为电视剧生产的一种策略。最近一两年出现的“话题剧”，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实践例证。

本剧的核心构件，是两种当前颇多议论的情感话题。一是杨桃以女性身份带出来的“剩女”话题，一是果然以男性身份带出来的“恐婚”话题。这两个话题，应该说在本剧剧本创作阶段，热度正高。但是，客观地说，这两个社会话题在当代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的分量，要远远高于它们之于中国中小城市的分量，在农村它们还不是焦虑话题。《咱们结婚吧》的叙事设计就在这里。它把握住了城市观众，把握住了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消费趣味，是城市带动乡村的。它把大城市里社会焦虑症演绎成故事，给正在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前行的中国观众看，这就是制作和收看双方的“共同语言”所在。《咱们结婚吧》把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在虚构叙事中的特殊化情境中予以抚平，让社会焦虑得到消解，这就发挥了电视剧的抚慰功能。

在此，我想稍微延伸一点。就是，我们的电视剧生产者和研究者中，有很强的一种观念，认为“三贴近”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要求。这样理解很片面，“三贴近”也有市场化的内涵。注意力政治和注意力经济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文艺作品在适应大众文化消费时，要考虑把它的深度追求，精致地缝合在平面化的叙事纹理之中。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老百姓在听“三国”故事时，为什么倾向于刘备，而不是曹操和孙权。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把汉家正统这种深度追求，缝合进了刘关张“三兄弟”情感交织的平面之中，而曹操和孙权与他们的将相之间，则只是权力关系而绝无兄弟情谊。我觉得这是贴近群众具有巨大的市场化效果的一个成功案例。

从“八卦需求”入手

在承平日久的社会环境里，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不是哥德巴赫猜想，而是鸡毛蒜皮。他们对中国与美国的GDP对比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比自家儿子和邻居家儿子谁挣得多更感兴趣。持续地关注“张家长、李家短”的这种日常话题和交流模式，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在生机勃勃地延续着。今天，“张家长、李家短”这个人际传播阶段出现的短语，在大众商业传播阶段有了新的命名，叫“八卦”。

我对《咱们结婚吧》感兴趣的是四个点。第一个是果然和杨桃的纠结，第二个是薛素梅和蓝彩萍的较量，第三个是果长山和冯兰芝的窝里斗，第四个是段西风和苏青的离合。一条主线，嵌在三条家长里短、锅碗瓢盆的复线碰撞中。这里面起伏的就是老百姓喜欢看的剧中各家的“八卦”。

“八卦需求”是有性别差异的。我曾看到过研究资料显示，成年女性平均一天要说2万个词，男性只有6千。仅从经验上，我们就能总结出女性同胞，每天爱说的、爱听的、爱交流的是什么内容。《咱们结婚吧》里面，薛素梅、冯兰芝这两个角色的语言形象塑造的非常到位，这能吸引多少守在电视机前的阿姨们啊。

“八卦需求”具有传播和带动效果的。因为人们日常的话题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当前播出电视剧的故事、人物、情节乃至台词展开的。邻里之间、办公室之内、微博圈子里，有的是围绕电视剧展开的“八卦话题圈”。一个看了此剧的女同志，能连聊带唠地动员出三个女同志去看她说得眉飞色舞的电视剧。这就为电视剧的口碑传播提供了动力。

“八卦需求”是一种文化心态。现代传播方式和媒介多样性、话题多样性为它提供给了丰厚的生存土壤。“八卦传播”也是一种在民间具有相当能量的传播方式。对于大众通俗文化的创作者而言，要把握社会的脉搏，我觉得不仅要研究“社论”，还要研究“巷议”，要结合起来思考。同时，《咱们结婚吧》提示我们，研究电视剧的受众心理不仅要分析当代心理，还应该研究大众的历史与文化心理。

以“身份转化”为枢机

我看《咱们结婚吧》的基本故事形态，是“灰姑娘”故事的变体，但作者处理得很巧妙。本剧中杨桃，作为灰姑娘灰在“大龄上”，但作者早已为她设计好了设计服装、特别是设计婚纱的特长。这就是杨桃的水晶鞋。而果然的身份，也是双重的，他是屡获国际国内摄影大奖的民政局公务员。作者也让他最终褪去小职员的身份，转换成摄影王国的佼佼者。

在本剧中，男女主人公从工薪阶层的身份中转至富裕的中产阶层地位。这种转变，不仅让他们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也让故事的色调从凡俗转向了浪漫。这种“身份转换”的叙事效果，是在渐变中，把观众的认同方式从平视转变为仰视，仰角不是很大，不是高不可及，而是通过以多才多艺为渡桥，让观众觉得彼岸不远。

前不久，我看到浙江第八届电视观众节活动中，综合卫视收视和网络点击而评选出的观众喜爱的二十部电视剧排行榜，位列前茅的几部，大致都是“灰姑娘”、“丑小鸭”类型的作品。我觉得这说明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我们在赋予电视剧诸多社会功能的时候，不能不考虑给电视剧的社会抚慰功能留下一席之地。

　　从剧作的方式来看，《咱们结婚吧》是一部“佳构剧”，情节编制巧妙、机缘设计细腻、激变场面跌宕，这也是本剧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繁荣电视剧创作，不仅有题材、风格和内涵，也要借鉴、研究、吸纳剧作方式。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赵彤
责编：宋小

完美蓬瑞影视、华录百纳影视联合出品，刘江执导，黄海波、高圆圆领衔主演的当代都市情感大剧《咱们结婚吧》即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湖南卫视黄金强档开播。作为央视、湖南卫视首度“联姻”推出的大戏，《咱们结婚吧》一直备受瞩目。今日，该剧首度曝光3分钟片花。“黄金剩女”高圆圆与“恐婚男”黄海波的婚恋故事揭开神秘面纱。

央视一套、湖南卫视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两大电视平台，对于电视剧的播出，多年来都一直坚持“独播”和“首播”的策略，几乎没有和其他卫视联合同步推出一档首轮剧的先例。但此次《咱们结婚吧》却让两个强势频道首开先河，联手合作。这种在电视行业几乎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姻”，引发业内关注。此举也将对以后制片方卖剧和电视台购剧的思路、电视剧的播放方式等都产生重大影响。

央视一套的观众群与湖南卫视的观众群很少有重合，两大平台的联播不仅不会影响播出效果，反而能最大程度的覆盖全国众多观众群体，达到“共赢”的目的，但是两大平台的播出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这给同播一部剧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央视一套黄金档电视剧20:04开播，每晚两集，而湖南卫视黄金档19:30开播，每晚三集，再加上节假日综艺节目，广告编排以及突发状况等众多因素，要实现同播困难重重。为此央视一套和湖南卫视内部协调备选方案就达5种之多，可谓不惜代价为该剧播出做出各种协调和让路。业内人士表示，“央视与湖南卫视联合播剧，既能将央视的精英观众群体覆盖在内，同时也能将湖南卫视的年轻观众纳入其中，可能会创造一个全新的收视记录。”若如此，除了两大播出平台，片方也会收获品牌、效益的双丰收，对未来国产剧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青春偶像混搭家庭情感

基于央视一套和湖南卫视 “联姻”，作为“红娘”的《咱们结婚吧》自然备受瞩目。该剧讲述了 “黄金剩女” 与“恐婚男”，如何克服层层障碍，消除彼此心中困惑，战胜双方家长不满，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家庭情感剧情里混搭着青春偶像质感，既迎合了央视一套对社会热点话题的需求，又满足了湖南卫视青春偶像的定位。

中央电视台总编辑罗明力赞该剧，“题材看似普通，剧情设计却很独特，全剧对现实社会年轻人心态的捕捉和把握，尤其令人称道。”导演刘江则把该剧定义为《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升级版”，“《咱们结婚吧》聚焦的是婚恋话题，涵盖的社会面更广，同时也会更加注重片中的时尚元素和浪漫氛围。”据知情人透露，看过该剧的内部人士都史无前例的全部给出好评，央视、湖南台领导及审片组给出意见封其为“近年罕见的高品质商业剧，像一枚核弹，有超强的震慑力，非常精彩” 。

三分钟片花精彩纷呈

今日曝光的3分钟片花，首度揭开这部精彩的“婚恋大戏”的神秘面纱。“国民老公”黄海波变身“恐婚男”，与 “黄金剩女” 高圆圆“斗智斗勇”，从最初的不打不相识，到后来的“湿身热吻”，步入婚姻殿堂，剧中不乏诙谐、幽默的生活气息，同时又拍出了偶像剧的极致唯美。仅仅从片花来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取景北京，却把北京拍出让人惊喜的时尚美感。虽然整个片花只有短短3分钟，但快节奏的剪辑方式搭配全英文的配乐，以及超喜感的人物对白、青春时尚的都市画面、诙谐搞笑的冲突斗嘴……各种精彩纷呈，让人对该剧充满期待，据多发打听，《咱们结婚吧》即将于10月底或11月初在央一湖南卫视同步推出，由于其排播的复杂性，具体播出日期将于近期确定后公布。

来源：搜狐娱乐
责编：宋小

　　

纪录片《鳄鱼争霸战》

2013年11月11日，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联合全国70家省、市级电视台共同开办的《纪录中国》栏目开播，这是继7月在河南郑州成立之后，“中国纪录片播出联盟”走向实质性运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全国电视台合作模式的一次重要创新，该播出联盟各参与主体通过该栏目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节目资源共享、播出平台共享”，共同推动了高品质、正能量的纪录片实现更广泛和更有效的传播。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此举对于改善省市台节目的结构与格局，提升省市台节目的文化品质与品位、引领和平衡社会文化生态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从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角度看，《纪录中国》对于发挥电视播出机构（尤其是央视纪录频道）的“产业引擎”功能，建构“需求拉动型”的纪录片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中国电视纪录片市场走向成熟，提升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水平具有积极而长远的意义。

《纪录中国》：“应运而生”与“顺应潮流”

众所周知，近年来全国各级电视台因为收视率份额彼此之间兵戎相见，尤其是综艺娱乐资源、电视剧优质资源的争夺以及收视市场的对抗日趋白热化。在这种背景下，央视与省市台能够合作创办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并惠及所有电视观众的《纪录中国》栏目，显然双方都有着迫切的现实动因：

一是省市台亟须通过播出高品质纪录片改善节目的播出格局，满足本地本土受众的高端收视需求。十多年来，位居省市台播出节目格局前两位的一直是电视剧和民生新闻，但近两年来在卫视综艺娱乐高举高打的背景下，省市台地面频道的收视份额纷纷萎缩不振。所以，省市台地面频道改善节目结构，提升频道品质的一个理想选择就是日益成为高端受众首选的高品质纪录片。但多年来大多数省市台并没有形成自有的纪录片创作团队，向市场购买却发现优质的纪录片资源大部分都归央视创作并享有所有版权。此次，《纪录中国》栏目安排播出的海内外纪录片均系央视纪录频道创办三年来或花费巨资购买、或主创精心制作的优秀作品，这些优质资源均由央视免费统一供应给省市台播出，省市台仅需按照联盟要求安排相应的播出时段即可。在投入极低成本的前提下，能够获得如此优质的节目资源，省市台当然乐享其成。

第二个动因是央视纪录频道要更好担当“产业引擎”角色，进一步开拓产业发展新空间的现实需要。央视拥有全亚洲最大、在世界亦属一流的纪录片资源库，但限于播出平台有限，这些优质节目资源得不到最大化的利用和开发。突破现有平台制约，为优质节目资源寻找更多的播出出口是央视一直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但这还不是最紧要的。纪录频道自2011年开播以来一直扮演着推动中国纪录片产业快速发展的“引擎”的角色，三年来确实带动了整个中国纪录片产业从原本“边缘化”严重的“寒冬”步入欣欣向荣的“春天”，但是“独木不成林”、“一家难独大”，“做大做强”整个纪录片产业仅仅依靠央视纪录频道一家的推动显然是难以实现的，调动全国电视台尤其是省市台的积极性、集中全国有志于纪录片的资源和力量都参与其中，成为下一步着力的重点。为此，纪录频道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倡导建立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和中国纪录片播出联盟，这两个联盟于今年7月正式落地生根。这两大联盟的宗旨之一就是聚合纪录片全行业的资源和力量，打造全国性的纪录片合作交流平台。在投资、创作和播出领域中，显然“播出”是各地电视台最突出的优势，也是最现实可行的选择，因此“联盟”首先将突破口放在了建构中国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参与机构最多的“《纪录中国》——中国纪录片联播网”之上。所以，开播“纪录中国”栏目，不但是基于电视台双方的现实需要，更对中国纪录片产业的繁荣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纪录中国》：建构“需求拉动型”纪录片发展新模式

当前，中国纪录片市场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着播出平台偏少、市场需求不旺、创作人才缺乏、精品产量较少、版权保护不规范等限制发展因素。这些制约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当属“市场需求不旺”。《纪录中国》正是瞄准这一关键制约因素下“药”，不啻为发展繁荣中国纪录片产业寻找到了一剂良方。

目前中国电视节目市场主要由电视剧、动画片和综艺娱乐节目构成，三者节目产出总量和播出版权交易总额占到整个市场的90%以上。纪录片作为其中的一个类型，仅有年产3000小时生产规模、每年13亿元的投资规模，不但在整个电视节目市场上占很小的比例，而且远远小于电视剧、动画片和综艺娱乐的产业规模。电视剧、动画片与综艺娱乐产业之所以能够形成庞大的产业，无外乎都走了一条“需求拉动型”的发展模式，即通过“率先扩大电视台的播出需求，吸引社会机构和资金进入市场，从而发展并壮大整个产业”的发展模式。

这一点其实与当下中国主流的经济政策极其相似，当前中国经济的主导政策就是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拉动投资生产，目标是创建一种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改变以往几十年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开播《纪录中国》的意义用当下中国最主流的经济政策所遵守的基本经济学原理就可以轻松解读：扩大电视台的节目播出需求，从而向市场传达出积极的信号。

应该说，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录频道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需求信息，但受到体制、机制、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整个纪录片市场还主要呈现出“投资驱动型”的特点。目前纪录片市场已经形成了由央视多个主创团队、部分省市台纪录片部和众多社会制作机构参与其中的纪录片创作制作主体；形成了由央视纪录频道为主导，以央视科教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三套、上海纪实频道、北京高清纪实频道、重庆科教频道为辅的频道播出格局。据有课题研究统计，除上述频道外，2012年全国开路播出的纪录片的栏目有75档，全年纪录片播出总量超过59800小时，其中首播节目量约17500小时。但这些数字相对于整个电视节目播出总量来说还是很小，尤其是其需求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促发整个产业启动并全速前进的“量级”。所以，发展中国纪录片产业不是央视纪录频道一个频道能够完成的任务，也不是仅仅上述几个频道能够完成的任务，只有全国省市级电视台都开辟纪录片的播出平台，共同释放有效的节目播出需求，才能形成推动市场全面启动的需求规模。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国涛
责编：宋小

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剧照

刘江和许多一条路上摸到黑的导演正好反着来，从幽默的《即日启程》到讲述伪满洲时期故事的《雪狼》 ，从官场题材的《岁月》到爱情喜剧《媳妇的美好时代》 ，从谍战剧《黎明之前》到国安题材的《誓言今生》 ，从江湖传奇的《乱世三义》到最新的《咱们结婚吧》 ，刘江非但不喜欢在题材上啃老本，还几乎将所有热门题材拍个遍，其中《媳妇的美好时代》和《黎明之前》两度登上剧坛荣誉的巅峰。 《咱们结婚吧》是刘江少数同题材的作品，往简单里说是《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升级版，但又不尽然，说两者乃家常菜谱的两道大菜更贴切些。

《咱们结婚吧》以超龄青年的婚恋为命题，融汇家庭伦理剧手法的同时，让婚姻观的迥异来左右主人公跌跌撞撞的爱情。高圆圆饰演的杨桃已然是三十有二，是个典型的“黄金剩女” ，黄海波饰演的果然三十有五，贴着个“恐婚男”的标签，这样的年龄层设计最大的好处在于，二位“70后”大龄青年不必老黄瓜刷绿漆。其实剧中的杨桃并非不想嫁，只苦于无人可嫁，而果然也并非从来不想娶，只可惜他曾经的未婚妻婚前突然莫名改嫁，从此他对爱情和婚姻条件反射生出了针刺。杨桃之于果然，就好比一支矛遇见了一个盾。

而爱情不过是个漂亮的口袋，导演想装进去的东西远不止这些。除了黄海波和高圆圆二位大将卖萌耍靓，还有凯丽、徐松子、白志迪等实力派保驾护航，出演双方父母，并化身为二位“剩斗士”的婚恋操盘手。凯丽饰演杨桃的单亲妈妈，演员出身的她对女儿的控制一如皇后之于公主，宠爱与管制集于一身，剧中杨桃所有啼笑皆非的相亲，包括与果然的尴尬邂逅，无一不是这位“母后”垂帘听政的结果。徐松子和白志迪则化身果然的教师双亲，这对富有争斗品质的老人几乎吵闹了一生，为果然婚姻观烙下了恐惧阴影。当然，不管二位“剩斗士”如何迂回，双方父母如何搅局，核心命题还是矛和盾的爱情。

《咱们结婚吧》是高圆圆阔别电视荧屏五年后的回归，亦是其阔别现代都市题材剧作十年后首度归来。高圆圆上一季现代题材的尝试，还是在《倚天屠龙记》后的《海的誓言》 ，当年青涩犹存，正急于摆脱学生妹的标签。十年之后，高圆圆在爱情的跑道上多次变道，已然从清纯女神熬成了熟女。杨桃与高圆圆年纪相仿，是个美丽的剩女，有时小可爱，也有时小讨厌，有时乖巧得一塌糊涂，有时又像一只带毒舌的刺猬，扎得果然疲于招架，并扎出了爱的印记。剧中刘江对高圆圆的调教效果显著，不仅延续了导演《媳妇的美好时代》对海清调教的效应，还突破高圆圆自身的诸多瓶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桃是高圆圆继十年前的周芷若之后，其个人电视荧屏收获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角色。

相对高圆圆的大丰收，黄海波对果然的拿捏驾轻就熟，较之《媳妇的美好时代》谈不上有大的突破。所幸的是黄海波没有像《抹布女也有春天》和《辣妈正传》中的张译那样成为一个令人唾弃的渣男，而是在正直的道路上谋求某种萌趣，心想事成是对他最好的奖赏。

《媳妇的美好时代》战功显赫，这使得《咱们结婚吧》更加不容有失。总体来说， 《咱们结婚吧》是个欢喜冤家的故事，亦是《媳妇的美好时代》谐趣幽默的延续。就目前播出的部分来看，该剧流畅紧凑，全无注水，演员们也个个都在状态。刘江显然未将大腕们当做明星来使，而是实实在在地当演员来调教。包括原本以性感示人的柳岩，到了剧中也不过是个傻妹子蓝未未，甚至对自己妻子王彤饰演的苏青，导演也不曾徇私加菜。

矛和盾的喜剧效应还发生在剧外，该剧在央视一套和湖南卫视同步播出，这一信息甚至还出现在了央视宣传片中。感觉央视突然放下了其凌空的身段，而播出过不少雷剧的湖南卫视亦突然显“成熟” ，电视剧的世界突然变天。这看起来有些突兀，但仔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这部剧既有浓烈的喜剧元素，又有用爱战胜痛楚的正能量，两个台找到集合点并不困难。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曾念群
责编：宋小

孙皓晖小说《大秦帝国》中，始终洋溢着一股“老秦人”的大无畏气势和诸子百家的思想光焰。用通俗的话说，这部小说志在为一直被斥为“虎狼之国”的“暴秦”翻案。曾为西北大学教授的孙皓晖穷30年学养积累，历16年寒暑写作，完成了这部常怀赳赳之气的小说。因为学识丰富，说理透彻，故事跌宕，这一大篇“翻案”文章使得“暴秦”之说再也无法立足。

《裂变》的主角是秦孝公和卫鞅这对变法组合，《纵横》的主角是秦惠文王(富大龙)和张仪(喻恩泰)这对扩张型君臣。《裂变》知音众多、反响强烈，是因为剧中的改革和法治主题与时局多有对应，卫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改革者形象也是今人之所盼。相比之下，《纵横》中秦国大破六国联军进而一家独大的历程，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峥嵘故事，无法与当今社会发生直接的观照勾连。黄健中导演的《裂变》的确有黄钟大吕之声，丁黑导演的《纵横》在形而上的精神建构上稍稍减色。

《纵横》没有严格依凭小说编剧，而是对原著中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增删取舍。人物方面最大的改变是作为张仪对照型人物的苏秦没有了，而是给他身边放了一个虚构的野蛮女友“苏宣”。情节方面最大的改变是诸子辩论的篇什尽数删除，秦国之外各国之间的攻伐也能省则省，秦惠文王和张仪敌六国的主线更集中，同时大大增加了感情戏、女人戏。虽然改编的力度很大，但小说的精神气质基本继承下来：为秦国说话，显士子豪情。

那是中华民族的青春岁月，没有“三纲五常”和森严秩序的束缚。青春是自由的，公孙衍开始是秦国的大良造，与母国魏国为敌，过不多久就回归魏国出仕，献合纵之策欲灭秦国。张仪昨天在楚国不得重用，今天就在秦国拜相。青春是奔放的，没有繁文缛节，没有门第之见，但有长策在胸，君前一番宏论便能出将入相。青春是无忌的，老百姓并不畏官如虎，布衣之身可驳君王之论，民女不从相国的婚嫁之请。青春是善变的，诸国邦交朝秦暮楚，煞有介事中带着漫不经心和形同儿戏。青春是多彩的，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各显奇能。青春也是苦涩的，连年征战，死伤无算……《大秦帝国》呈现了一个与今时迥然不同的，有些眼熟但更多陌生的世界。从中能看见国家民族的依稀来路，也能找到蹈厉奋发的精神热源。

要说缺点，《纵横》跟《裂变》比，少了些强悍之风和理想光芒，这也是张仪和卫鞅精神气质上的差异。列国争雄的宏观态势交代得也不清楚，秦国独抗六国的故事，基本上简化成了张仪和犀首的斗法。富大龙有猴气，喻恩泰有痞气，他们的个性设计和即兴发挥让惠文王显得变态，张仪显得滑稽。

如果把《大秦帝国之纵横》放在整个历史剧的坐标系中，它不能算很出色。但如果放在今年一败涂地的历史正剧方阵中，它又明显领先于同侪。然而，这部思想性和娱乐性尚可一观的作品，收视表现和其他历史剧一样低迷。不得不说，电视剧观众的口味变了，他们宁愿在雷剧中寻找娱乐快感，也不愿意一板一眼地反刍坚硬的历史。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星文

电视剧《辣妈正传》剧照

《辣妈正传》中孙俪饰演的夏冰的一段话，在微博界广为转发：“我怀孕的时候你们说，坚持9个月，生完就好了；我现在生完了，你们又说，再坚持一个月，出了月子就好了；等我出了月子，你们肯定又要说，再坚持三年，孩子上幼儿园就好了；然后再坚持到上学毕业结婚生子，那是坚持一段时间吗？根本就是坚持一辈子！”这样浅显的话，放到哪儿，都会让人颇有感触。余华早在《战栗》中写过类似的话：“你若想一日不得安宁，你就请客；若想一年不得安宁，那就盖房；若要是一辈子不想安宁，那就娶妻生子。”

这段话，让任何的“她”看了，恐怕都会愤愤不平。年轻貌美、聪明伶俐的夏冰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女神，在这样的追捧下，成长为一位“作女”似乎是名正言顺的。她选择元宝这样的“荔枝男”（外表不好看，但是吃起来甜）。婚姻生活，常常能将男人眼里一个女人曾经的优点变成现在的缺点，曾经的小可爱变成现在的大烦忧。于是，工作的难题、家庭的琐事、孩子的哭声、亲朋的责怪、爱人的冷眼，似乎都在提醒着她：你已经过了天真的年纪，就不要再做天真的事！这道理看似理直气壮，但对于刚刚进入成熟期的女孩子来说，是多么触目惊心、重荷难负。

她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恐怕就是拥有了一个孩子。电视剧里的夏冰在刚生下孩子后，异常焦虑脆弱，甚至不愿意抱抱襁褓中的婴儿。因为，从这一天起，受宠的女孩子就会变成宠孩子的妈，这个艰难困顿的人生定位，不会因为古往今来无数个妈妈都经历过，而变得轻松简单。人是个体，只活一世，不得不为自己自私一下。偏偏这样的自私，也向来不会长久，因为时间和孩子都不等人，年轻的妈妈们只能重新站起来，顶起属于自己的“半边天”，或者“大半边天”。但是，这般曲折的心理过程，在某些男人的理解下，也是一种“作”，才是最最伤人的地方。

相比夏冰，邬君梅饰演的李木子面对岌岌可危的人生所展现的姿态更让人喜欢。开始时，她盛气凌人，事事冲锋向前，掌控欲十足，对洛天也缺乏尊重，但那时她的丈夫洛天没走；相反，当她洗尽铅华，生下孩子，又重返职场，变得更加体贴时，洛天却因为缺少刺激而要跟另一个女人乔安走。只有历经幸福与苦痛的极端，顽石块垒才能在人生长河中“水清石自见”。李木子在事业上对乔安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家庭的圆满，这就足以说明：错的不是她。所以，她能看清生活的真面目，风轻云淡地对夏冰说：“人生四大事，生老病死，其中没有离婚这一项。”她看待洛天就像看待一个犯错的小孩，默默帮他料理了身后的麻烦事，然后指着窗外的“花花世界”对他说：“想出去看看吗？想去就去，我在原地等你。”这般比毒药还厉害的蚀骨温柔，哪个男人能招架得住？

这部《辣妈正传》的大团圆结局并不像以往那样让观众“普大喜奔”，因为整部电视剧都很真实，让她们陷入“家庭还是事业”、“坚持还是放弃”这些选择难题中不能自拔，突如其来的“破镜重圆”是不负责任的。如果说李木子的胜利是她自己争取而来，夏冰与元宝的和好就是典型的软弱妥协。争争吵吵带来的心结，往往比想象中要更有颠覆性。或许在现实中，在世俗眼光的力量下，更多的她会选择归顺生活。所以在承载理想的电视剧里，她们希望夏冰能够逃离生活的禁锢，离开不够成熟的元宝，坚持自我，获得新生。当然，元宝的不理解不体谅，并不一定是因为不爱她，只是爱错了方式。面对这样一位女神，元宝在心底是有自卑的，他做的任何决定都带着一厢情愿的偏执，使他不能静心下来看看她需要什么，只会将她推得越来越远。鲍帅这样的“黄金备胎”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元宝这样的已婚男人却大街上遍地都是，她们就要这样的环境中坚强成长，却仍相信爱情。

“她”时代，不仅是经济独立的时代，更是思维独立的时代。从《欲望都市》到《傲骨贤妻》，从《好想好想谈恋爱》到《辣妈正传》，电视剧里显目的女性意识，不断提醒着女性观众要做“一个独立明亮的自己”。从普通“丽人”，化身为夺目的“女王”，外表永远是一丝不苟的美丽，内心永远是处事不惊的稳重，有智慧，亦有气魄，进退有度，知己知彼，还能不改初衷，保持本心，这样的“她”不会是电视剧中才有的。可真正想要兼顾家庭与事业，也必定是艰难的，一部电视剧解决不了，只能多一点思考与警醒。

人生如此热辣，不一定像夏冰那样满身簇拥着荧光色，更像李木子内敛而优雅。外面是一袭浅灰色的风衣，朴素暗沉，内里既有惊艳晃眼的酒红色礼服，又有硌得人伤痕累累的孔雀蓝项链。这样的华美与伤痛，不曾昭告世人，只能于漫长岁月里独自体察，细细知觉，却刻骨铭心，永生不忘。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晨子

电视剧《正阳门下》剧照

电视剧《正阳门下》讲述了以韩春明为代表的北京返城知青们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后，返城知青们紧跟时代、不断奋进的创业史。虽然本剧的故事围绕男主角韩春明展开，但是这绝不是一个人物的传奇故事，而是通过塑造韩春明这样一个代表人物，抒写出北京人在新时代所表现出的风貌、风采，弘扬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

“爱国”是北京精神的开始，是一个北京人，乃至中国人最基本的精神素养。电视剧《正阳门下》处处体现着对于祖国的热爱和依恋，这种热爱和依恋不是浮于表面的口号宣扬，而是来自于深邃的文化认同与欣赏之中。男主角韩春明数理化样样不通，却酷爱历史和语文，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史及古玩的痴迷已经深入骨髓。他为研究古玩认“九门提督”关大爷为师傅，为争夺古玩和破烂侯斗智斗勇，在他们的血液中都流淌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在他们的心里，古玩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视。他们容不下中国的文化瑰宝流于海外，蔑视以古玩来换取利益的投机分子。

在剧中除了韩春明、关大爷、破烂侯这样的古玩收藏家之外，还有像苏萌、苏萌舅舅、关父关母等一批古玩投机商，古玩在他们手里变成了盈利的商品，他们只在乎古玩的价格，却不懂古玩的价值。在韩春明、破烂侯等的眼里，那样的古玩买手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庸人，古玩到了他们手里得不到真正的欣赏，只有金钱的玷污。在剧中，编剧通过这样对比式的人物塑造，为观众重新树立了对于古玩的认识，直击当下收藏热背后的金钱浮躁，让观众明白古玩并不是投资的商品，而是文化的传承，指引观众从心底深处认同与热爱中华的瑰丽文化，怀有保护传统文化的爱国之心。

电视剧《正阳门下》除了描绘以韩春明为代表的一批收藏家珍视文化瑰宝的爱国精神和不让文物流于海外的民族气节之外，还展现了一代北京返城知青的创业奋斗史。在他们的身上，观众可以感受到“创新”的力量。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难以摆脱老旧思想的束缚，将商品买卖视作不容姑息的投机倒把。韩春明等返城知青紧跟时代、更新思想，不断提出商业新点，由最初的个体饭店，到大批的汽车进口贸易，再到庞大的房地产投资，韩春明的每一次成功都那么出乎意料而又顺理成章，他的思想永远都活跃在创新之上，始终保有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正是这种创新的智慧与勇气让韩春明不断获得成功。

当然，创新的精神不仅仅是属于韩春明的，也是北京这座城市共有的。透过电视剧，观众能够感受到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在时代的推进下不断开放自己、走向创新。老四合院的人们陆续搬走，住进现代化的楼房、别墅，感受不同以往的新生活，但是在享受新式居所的同时依旧保有对老院落、老邻居的怀念。他们从未因为创新离开故土，韩春明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依旧保有对中华文化的痴迷与热爱。这种不离故土、不忘根本的创新才是编剧真正想要传达给观众的精神，也是北京这座古都不断进步而又不失自我的珍宝。

包容并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创新”使北京不断前进，“包容”则让北京更加宽广。《正阳门下》在表现北京“包容”精神方面，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以韩家人对小杏的接纳展现出北京人对外乡人的包容。小杏是韩家出了五服的远房亲戚，不甘于一辈子都困于农村，便投奔北京的韩家。韩春明的母亲像对待亲生女儿一般接纳小杏，韩春明也视小杏为自己的亲生妹妹，一家人以真情消解了小杏作为外乡人的孤独、寂寞。韩家人身上体现出了北京人包容的品德，他们不以北京人自居，没有反感本地人轻视外地人，将外地打工者视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真心相待。北京这座城市正是以这样宽广的包容之心，让外乡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让他们将北京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在正阳门下，就要做正阳门下的事儿”。所谓“正”便是刚正不阿，“阳”则是光明磊落，这“正阳”二字则代表了北京“厚德”的精神。剧中作者为观众塑造了一正一邪的两个主要角色，韩春明正直、坦荡、为人仗义，程建军奸诈、阴险、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韩春明和程建军形成鲜明对比，两人在剧中的冲突实质上是大智慧与小聪明的较量。其中虽然程建军通过一些小手段取得过短暂的成功，但他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落得妻离子散、众叛亲离的寂寞下场。剧中这种邪不压正的正能量传播，是作者对于北京“厚德”精神的赞扬，是对社会道德的呼喊，让观众明白做人要脚踏实地、正直、友善，投机耍滑最终只会误了自己。就像剧中所讲“放着前门那么大的门不走，非走后门，早晚有一天撞到骗子手里”。只有真诚待人、仗义为人、乐于助人，怀着“厚德”的精神做人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电视剧《正阳门下》以有力的笔触为观众塑造了一批可爱、可敬的人物，以深广的情怀谱写出一曲北京精神的赞歌。观众在收获愉悦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的提升，感受到北京这座古都在新时代所保有的文化精髓和与时俱进的新风新貌，让观众对于“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本剧中作者没有大段的主义宣扬，而是通过人物的成长让观众明白北京精神的内涵。除此之外，本剧的观赏性和艺术性也十分强。作者对于北京人的个性展现以及时代的把握都做得十分细致，从人物语言、情节设计、场景摆设等细节入手，让观众随着如义利面包、凤头自行车、的确良衬衣等生活细节回到那个让人追忆的纯真年代，并随着电视剧再次见证时代推动下北京这座城市的成长与变化，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间蓉蓉
责编：宋小

全剧展现了上世纪70年代一段颇具代表性的“中国式婚姻”，下乡知青陈志与农村姑娘张翠花的家庭背景、生活志趣和理想追求都截然不同，却因为时代造就的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演绎了一场跨越30载的“婚姻保卫战”。赵冬苓试图通过该剧对最为常见的婚姻观进行反思。比如，两人是应该凑合过一辈子，进而传达出“人生、婚姻多如围城，不过如此”的理念；还是应该勇敢分开，给自己和对方一条生路。这部戏讲的不光是婚姻家庭故事，其实讲的是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之中，社会的发展与个性的解放。

谈剧情 离婚反映社会进步

北京晨报：全剧呈现了上世纪70年代的错位婚姻，这种年代背景造成的错误能否引起当下人的共鸣？

赵冬苓： 现在社会相对宽松了，自由空间更大，像这种“错位婚姻”不多见了，但在部分年轻夫妻中仍然会存在，不过解决方式会简单得多。首先，过去那种“人情依附”和社会束缚的情况已经不多了，如何解脱完全取决于个人，要么弱势的一方自省、调整、进步，要么分手。而50、60年代的人遇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会面临很多社会的束缚，要这样生活一辈子。

北京晨报：结尾处，为什么没有处理成两个人虽磕磕碰碰，但仍是在一起，而是处理成了离婚呢？

赵冬苓： 这点正是这部戏和其他婚姻题材剧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很多夫妻都是打打闹闹在一起过一辈子；而离婚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最终翠花愉快地选择放手，她和陈志各自去寻找新的生活。通过这部戏，我想对中国过去的婚姻模式，或者说是对在影视剧中时常被表达的一种婚姻价值观进行反思。

北京晨报：电视剧都讲究大团圆结尾，相对现实和残酷的结局会不会有风险？

赵冬苓： 其实这部戏中的“离婚”写得并不残酷，并不是那种悲悲切切的。制片方对我提出的要求是，要把这部戏的“离婚”段落写成全剧的华彩段落。最终离婚那段简直像一场“欢乐颂”，比他俩当年结婚还要热闹，情绪还要好。我觉得，这场戏我们是在庆祝人性的解放，蛮好的。

北京晨报：除了对错位婚姻要勇敢解脱的主题外，您还想传达给观众什么？

赵冬苓： 我希望呼唤情感的解放。陈志和翠花一辈子都把自己搭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老了也自立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很勇敢地活着，做自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谈演员 偏爱反派冯远征

北京晨报：陈小艺和辛柏青是否符合您心目中母亲和父亲的形象？

赵冬苓： 翠花这个角色最难把握的特质是她身上的“简单劲儿”。如果“翠花”这个人物演得复杂了，演得有心计了，那就不是“翠花”了。这一点上，陈小艺做得很好，她到位地诠释出了那个又憨直又勤劳又能干的姑娘。辛柏青我是第一次合作，他非常契合我心目中陈志的形象，很有文人气。在他身上有很多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东西，甚至有些时候稍显懦弱。这个人物很难演，如果演不好的话，观众会觉得他就像个“陈世美”，但陈志这个人，人性是非常好的，他想努力维持住这个家，想凑合着过，甚至为了翠花放弃城里的工作到农村。我对这个人物充满了同情。总的来说，我觉得辛柏青演绎得很贴切。

北京晨报：几位主角出场时都是二十上下的小青年，您有没有感觉演员们年龄过大的问题？

赵冬苓： 当你用明星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的年岁有多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可能不是他的真实年龄，而是能不能把那个年龄段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我很喜欢冯远征出演的反面角色马庆生，虽然冯远征年龄稍微显得有点大。他的演绎把马庆生的孤独、卑微和挣扎融合得非常好。

冯远征

不戴有色眼镜看反派

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后，冯远征用“安嘉和”一角奠定了自己演技派地位，但同时也用了很多年才逐渐摆脱掉这一有心理问题的“家暴男”形象。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冯远征再度饰演一个有严重瑕疵的角色马庆生，一个品德上工于心计、野心勃勃；事业上热衷升官发财、妒忌同窗同事；感情上，备受妻子冷落，愤而造谣中伤……

“我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英雄人物，我也希望他身上有一些常人的小毛病，或者是他自身的一种个性；常态意义上的坏人，我希望大家看到他身上有善良的一面，或者说好一点的东西。”冯远征认为只要去演一个活生生的人，观众就会接受。

在观众看来，马庆生是个“大反派”。而在冯远征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真实的人，“我相信马庆生这个角色在观众心目中一定会激起一些波澜。现在，无论是在机关、公司，或一个单位，都会有马庆生这种人。另外，我自己感受马庆生并不是个坏人，只能说他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正因为对角色抱有一颗平常心，冯远征在演绎时并没有悲悯的心态，而只是尽量让人物合理化。“我不会说刻意演绎马庆生的钻营，或者马庆生的挣扎，而是注重演他的合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生活中肯定也遇到过你非常讨厌的人或者同事，你会觉得他的行为挺怪、挺可笑的。但是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你如果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其实，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他在内心认为这是合理的，才会这样做。在我看来，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他为什么不可以追求自己认为漂亮的女人呢？得不到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让她舒服呢？人的正义、美好与邪恶、阴暗是共存的，只不过有些人身上美好的东西更多一些，放得更大一些，而有的人身上的缺点和邪恶面会放大一些。”

冯远征表示，他不会用“有色眼镜”去看待角色，“如果你本身就觉得这个角色是个坏人的话，你的表演会符号化。那你演出来以后可能就会挤眉弄眼、吹胡子瞪眼的，那就是概念化的表演了。”

剧中，陈志和翠花是城乡差异的失败婚姻的典型代表，而马庆生和叶秀萝的婚姻则是涉及爱情本身的悲剧，“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强求，你不能娶一个你不爱或者不爱你的人。我觉得既要找一个你爱的人，又要找一个同时也爱你的人，这样双方才能达到一种和谐，双方的情感才能更持久。面对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早晚一天你会对这种生活生厌的，而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爱，随着时间增长也会产生很多矛盾。”

人到中年，冯远征也谈了生活中对于婚姻的感悟，“年轻的时候可能把婚姻想得很美好。婚后几年，可能会对婚姻有一个重新认识，重新去看待自己在婚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到了中年以后，有的人可能想摆脱这个婚姻。我觉得自己的婚姻能够走到今天，还是两个人两情相悦吧。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所谓的婚姻，所谓的夫妻，更多的是亲情，但这个亲情不单单是夫妻情，可能还有母子情，父女情。”

来源：北京晨报
责编：宋小

“大数据”时代的“小时代”数据

由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编剧、导演的电影《小时代》以上映首日45％的排片占比，以及两天过亿、三天过两亿、六天过三亿的票房速度，位居内地电影的前三位。以“90后”为主体、数量庞大的郭敬明粉丝与众多业内人士，构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从电影本身到引发的热烈争辩，让《小时代》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特殊案例。

在全球电影观众趋向“低龄化”的背景下，青年观众无疑会成为未来中国电影的主力观众。这样的受众势必会影响到电影的创作趋向，他们的观影需求值得关注、引导。我们刊登三篇立场不同的文章，对“大数据”时代的“小时代”现象进行辨析，希望有关电影的讨论能够回归理性，回归不断开放包容的中国电影的“大时代”。

——编  者

《小时代》的生存之道

刘  阳

2012年底，乐视影业总裁张昭在接受采访时谈起未来几年的打算：“我们现在要做的，简单地说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电影。”

那时候我还不能完全了解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电影”，交互和分享，还仅仅是一个概念。

201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称，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人，青少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绝对主体和最活跃的用户。与这些现象并行的是，美国人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著《大数据时代》一书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大数据”讨论热潮，大数据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和依据。

依据《大数据时代》所说的思维逻辑——“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小时代》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电影”。它的故事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用户群中，它在上映前就在网络上引发大讨论，而它的目标受众正是这些大讨论、点击率和数据流最主要的制造者——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在对这些数据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小时代》获得了最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制作、营销策略，这使它有效地避免了许多电影在面对市场时“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荒腔走板。或者说，它的生产制作和营销推广流程从一开始就是与绝大多数国产影片的做法倒置的，贯穿其中的理念也是与许多电影相左的，它活灵活现地演绎了一部电影在“大数据时代”的生存之道。

当然，就艺术而言，《小时代》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关于它的争论也还在继续。这是电影市场越来越大，分众市场开始出现的好苗头。《小时代》更大的意义，是它对电影市场的开掘和试水，对电影生产推广方式的新的探索。

“互联网时代的电影”是什么？它不是仅属于青少年的电影，不是仅依靠网络传播推广的电影，它是以大量数据为基础、对观众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后生产和推广的电影，是以市场为目标进行一切开发行为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将它命名为“大数据时代的电影”——以来自观众和市场的数据为依据，它提供了一种尊重观众、尊重市场的操作范式，从而将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本质得到切实的彰显。

《小时代》让我们明白，“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尊重观众，才能适者生存。

“炫”，九零后的青春表达

李智勇

赞美郭敬明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但是，我还是要肯定电影《小时代》。

不错。它故事浮夸、造境虚假，感情观肤浅、极端，对青春的认识一点也不深刻，但是，它在记录、书写、表达一种独特的青春形态，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阳光不同，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纠结不同，和王蒙的《青春万岁》、杨沫的《青春之歌》更不同。

姑且称之为“炫青春”。这是人类进入到消费时代，都市青少年掌握了一定的物质支配能力之后，在消费欲望、个体意识崛起、青春骚动的混合驱使下，展现出的青春形态。

何为“炫青春”？电影中借专栏作家的演讲点出来：世界是个浩渺的宇宙，我们是发出微弱的光的小星球。发光者，炫也。把自己的青春展现出来、表演出来、燃烧出来，把自己的个性喊出来！

酷和炫，是这青春形态的一对镜像。炫是特别冲击性的展示，酷是以消解展示的方式、同样冲击性的展示。

用这种眼光看《小时代》，才能读懂：在都市中心纯用玻璃搭建出一座大房子，到处都是名牌走秀，带着墨镜的保镖烘托出又帅又酷的老板……这些“大叔”们觉得幼稚、浅薄的构造，为何能打动少年的心，让他们热血沸腾。因为电影中，郭敬明给他了解的人群量身打造了他们理解甚至渴望的梦，这个梦，炫极了。这时候，一切浮夸、做作、浅薄似乎变成了可以接受的。

这种炫青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正视物欲，难免陷入拜物教；追求当下燃烧，忽略燃料沉积，其焰必弱……但是，青春心态也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他们对炫青春的拥戴，用浅显的道德说教都无法消弭。我们只有用历史研究者“理解之同情”之法进乎其中，尊重少年的心理，跟着游，才能想办法给我们的炫子弟暗暗递上一些不炫、但关乎深远的养料。但这是下一步的事。第一步，是要挖掘炫的正价值，试着去欣赏“想唱就唱，我最闪亮”哲学。

商业包装的伪理想

任姗姗

电影在中国，常会遭遇意义的“超载”。泛政治化、泛艺术化、泛商业化都会给中国电影带来不能承受之轻。正被热议的电影《小时代》，便是一例新的“超载”。

不管票房如何狂飙突进、生意人和粉丝如何欢呼雀跃，单以艺术的标准来评判，《小时代》的硬伤是无法回避的：故事不完整，人物性格标签化，那些被柔光镜过滤后的生活如此地不接地气，更要命的是在物质崇拜下电影肆意地挥洒消费符号。借用张爱玲被引用过度的一句话来形容，整部电影“就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简单站队、粗暴讨伐显然偏离了评论的本质，但是理解不等于过分宽容甚至放纵。一哄而上地捧杀或者棒杀，足够酣畅淋漓，然后呢？对于电影、观众乃至包容多元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环境而言，都于事无补。所以，关于上一段的评价，我要重申“艺术”标准。因为，《小时代》所呈现的是一个网络媒介与消费社会共谋之下的文化多面体，它显然不是故事主导的电影，也不是单纯的导演主导或明星主导的电影，艺术不过是很多面中的一面，电影不过是包裹商业野心的一个炫目的外壳。对它来说，消费诉求远远大于文化表达。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小时代》也非石头缝里蹦出来。尽管这是郭敬明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但当他选择用影像语言重构这一畅销青春文学时，就注定指向今天。就像当年很多文学评论家面对销量过百万册的《小时代1.0折纸时代》所评价的：“图书销量并不代表作品质量和文学含量”。放在电影里，这同样是一句真理，“票房当然不代表影片质量和艺术含量”。

但很多观众还是买账。因为《小时代》给了他们现实中喜欢或者追求的东西——华服、秀场、跑车、奢侈品以及不被束缚的自由叛逆。因而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为这些消费者量身打造的。至于其他，根本不在讨好之列。因为这些观众大多属于青少年，电影才会引发关于价值观误导的争议。一部电影真能毁掉青年的价值观吗？假如，我们放眼望去，用浏览代替阅读，用拼贴代替叙事，用传播代替创作，用虚浮代替责任，用商业代替文化……几乎蔓延成这个时代的通病。《小时代》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它放大了吸引眼球的商业元素，而躲避了青年偶像的责任担当。《小时代》当然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但这又何尝不是对电影的另一种背负危险元素的超载？我的担心是，脱去了那件缀满所谓“理想、个性”的华丽外衣，《小时代》的“贴地飞行”能持续多久？随着粉丝们长大成人，“小时代”与粉丝的“喂养”关系还能持续多久？

中国电影产业的井喷，中国电影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必然带来生产方式、话语表达的转变。《小时代》走在了风口浪尖，它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来源：《人民日报》
责编：宋小

陕西味的《白鹿原》

濮存昕近日胡子拉碴的，一反以往文质彬彬的帅气形象，原来这是角色需要，在北京人艺复排上演的《白鹿原》中，他再次出演白嘉轩，与郭达饰演的鹿子霖同台飙戏。

“今年是小说《白鹿原》发表20周年，也是北京人艺话剧《白鹿原》的第三轮演出。”谈到此戏，濮存昕显得兴致勃勃，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创作的激情和冲动：“这出戏2006年首演，2007年话剧百年时也演过，本次演出做了一些微调，换了一些年轻演员参演，宋丹丹不演小娥了，由卢芳演。”虽然将一部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改编成两个半小时的舞台剧，其取舍难免会不尽如人意，但话剧《白鹿原》仍给人以感动和震撼。那朴实厚重的塬上场景，那一幕幕人生悲喜剧，连同那富有生命力量和气魄的老腔，都扣动着人们的心弦。

北京人艺以演京味戏著称，但《白鹿原》却是地道的陕西题材，全台演员也都操着一口陕西话。“人艺也演过不少外地题材的戏，如《红白喜事》和《狗儿爷涅槃》说的都是河北的事儿。《白鹿原》说方言是剧情需要，而且要与剧中的老腔相匹配，体现那种生命的呐喊。”让濮存昕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陕西话越说越溜。以前是正音阶段，现在已可达意了，于是表演得更从容，塑造人物也更有深度了。“《白鹿原》是作者陈忠实先生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创作的，他对即将逝去的、与封建时代一起被扔掉的农耕文明，借白嘉轩这个人物营造出一种呵护的氛围，讲述天地之序、伦理之道，不许伤害生命等，这种人性的表达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当初看了这部小说，就有了要将它搬上舞台的冲动。6月26日，这出戏要到陕西演出4场，届时《白鹿原》就演满60场了。”

忧心表演的继承和发展

人们熟悉并喜爱濮存昕，不光是他在舞台、银幕和荧屏上扮演了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还在于他热心公益。从2000年起，他接受卫生部之邀，出任了艾滋病宣传员。从那时起，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号召全社会关爱艾滋病患者，并身体力行地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帮助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

前不久，濮存昕出任光明日报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13年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公益活动的形象大使。濮存昕说，他曾经拒绝了很多让他当形象大使的邀请，“我尽不了责的就不干了，但‘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却是一件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国家整体实力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教育，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农村、艰苦地区和边远地区教育空间的提升比城市要大，目前我国有800多万乡村教师，他们用知识改变了大山深处孩子们的命运，是值得尊敬的群体。‘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就是要弘扬他们的先进事迹，引起全社会对这支队伍的关注，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台上台下，濮存昕给人的印象是气质儒雅。读书，正是濮存昕书卷气的由来。只上了6年学的濮存昕，在下乡东北及返回京城后，先是加入空政话剧团，跑了几年无名龙套，调入北京人艺后才厚积薄发。“读书可以开阔视野，提升境界，丰富阅历，提高修养，如今仍坚持在第一线的导演、老牌明星，拼的就是修行，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阅读的积累，阅读可以丰富你的想象力，提高你的艺术审美。”

濮存昕曾多次请辞副院长一职，他说：“搞行政管理不是我的专长，让演员来当官是一个误区，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先例，是之老师就是如此。”他坦言自己不会行使权力，目前所作的就是以每年演出一百多场来起表率作用。谈到北京人艺的戏剧生态，濮存昕做了这样的比喻：北京人艺好比一小片林子，如果它周围是一大片森林，它会是怎样的生态？如果周围都是荒芜，那这片林子就可能是说砍就砍了，会很脆弱。让濮存昕担忧的还有，北京人艺的表演风格还没有形成教育系统，没有形成规则和章法，这样就有可能传不下去。“现在我们只能是在排戏时严谨创作，与年轻演员一起交流、切磋，让他们传承并有自己的创新，那就是在演戏中要把自己的生命融进去，而不是单纯的模仿前人。比方说《茶馆》，我演的就与郑榕老师的不一样，以后的演员也要与我演的不一样，这样才叫继承和发展。”

想演不一样的《雷雨》

濮存昕最初以演《雷雨》中的周萍而闻名，但如今的他，说自己再次细细解读《雷雨》，发现了戏剧大师曹禺在那个雷雨之夜设下的很多隐喻，由此对自己当年演的周萍并不满意。他说：“周萍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就像个豆芽一样，朦朦胧胧刚懂事，突然遇上了繁漪，似乎成熟了一下，又躲避了。他让四凤怀孕了，不能谴责他，他的困境我很同情，所以当年我没演对。”对四凤，濮存昕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四凤不是一个美妞，她在周公馆里当丫环，自尊却又自卑，只有妈来了，她才眼睛滴溜着有些自己的想法。大少爷、二少爷喜欢他，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

而最让濮存昕感兴趣的则是周公馆的一家之长周朴园。在濮存昕看来，周朴园对周萍与繁漪的私情是知情的，要不怎么会让周萍到矿上去？还让周萍劝繁漪喝药？接着，侍萍来了，周朴园知道了鲁大海是他的儿子，那个雷雨之夜，偌大的周公馆只剩下周冲一个人。处在几难之中的周朴园，他的心境如何？濮存昕觉得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

“你觉得曹禺大师会认同你这种解读吗？”针对记者的疑问，濮存昕显得信心十足，他说，曹禺大师当年从未说过《雷雨》演得好，1978年北京人艺复排此剧时，曹禺看完演出，对参演演员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上楼梯就说了一句“不好”，当时演繁漪的演员追问道“曹禺同志，您哪句话是真的？”这说明曹禺并不满意这样的演法。于是濮存昕就想演新的《雷雨》，他相信曹禺大师在天之灵会默许的。“经典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演绎，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人们解读经典并不是情节故事的解读，而是人的心境的剖析。”

明年是《雷雨》问世80周年，濮存昕希望自己能演出与传统不同的《雷雨》，他不再演周萍，而是想出演周朴园。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苏丽萍
责编：宋小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影视剧能够传播自己国家的主流文化，树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形象的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也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影视剧里对中华文化的合理运用，不仅能够使剧情生辉，更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同中国的文化。反之，如果不注意在正面对国家、民族的文化形象进行合理营造，则会让人在迷醉于剧情的同时，对我们的文化产生误解和加深偏见！2011年以来，电视和网络荧屏上后宫剧走红，不仅各大卫视轮番播出，网络更是随点随开，许多上班族开着电脑边工作边看。《美人心计》《后宫·甄嬛传》《宫》《步步惊心》等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并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在题材开发、制作精良、画面审美等方面，这些剧目的确起到了某种示范的作用，人物的造型、服装设计方面都极尽其美，可以说给眼睛带来了很大的享受，但同时也在文化形象上引起我们的思考。

艺术是心灵的交流。观众看着影视剧中的人物，体会着他们的情感、情操、价值观念，不断地产生认同感、亲近感或者是反感、疏离感。于是我们在美国的影视剧中看到了美国英雄的道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正义形象，如《拯救大兵瑞恩》对战争中人性的表达，《越狱》中的勇敢正义。即便是同为亚洲汉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我们也看到了韩国的孝道、日本的严谨。韩国和美国、日本的形象在我们中国观众中产生了认同感，韩餐和美国大片因而占领了中国的市场，让我们信赖，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敬重，可以说影视剧为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文化的尊严。

以韩国为例，它的电视剧《大长今》长达50余集，表现的也是一个从少女时代就进入后宫厨房的女人的故事。长今跟着自己的师傅学习为皇帝制作饮食，这中间也有争夺首席厨师的“尚宫”们的争斗，也有宫外势力与内宫女人的各种互动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我们看到的是韩国饮食文化的整洁、健康。从对食材严格的选取，到制作方法的考究，都让人们记忆深刻：面对大明朝的使臣，长今和她的师傅并没有为了讨好对方而迎合其口味，没有为了“业绩”而拿上自己的拿手菜，更没有为了压倒对手而刻意炫技，而是本着“为了食用者健康”的朴实态度上了不十分可口、却很利于身体恢复的清淡食品。围绕使臣和国王的喜怒，增加了情节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可爱度，为韩国的饮食文化打造了一张美丽的名片。电视剧赢得观众喜爱的同时，也让观众喜欢了韩餐和韩国文化。更有可比性的是，长今最后成为一名中医，也就是传统的“汉医”，她对各种病人的救治，对各种疑难病症的专研和医术的提高，让人信赖！让人赞叹！尽管有狂妄之徒想要名“汉医”为“韩医”，但剧中所引用的张仲景的医书也好，《黄帝内经》也好，都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中医的精华和可信！

而此时反观我们的后宫剧，我们究竟从中看到了什么？！不错，我们看到了后宫美人，看到了宫廷的排场，看到了后宫花园的明媚，但是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后宫的残杀，是封建帝王制度的残酷，更可悲的是，我们还看到太多人性的残酷和良心的泯灭！在这些后宫剧中，在文化遗产上的取舍尤其让我们的民族形象受损，这就是中餐和中药。

中药在世界的医学体系中自成一格，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直到现代的中西医结合，中医中药是一个独特的领域，也是值得继承和研究的领域，更是一项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是在我们的后宫剧中，中医中药的恶被表现到极致。中医能串通恶皇后杀人，中药被用来毒死皇后，让女人不孕、让孕妇流产，它可以化成手串、让被害者不自觉地带上，它可以点在花蕊上，让闻香的人情绪失控，它可以夹在香料里让人慢性中毒，它也可以放在酒里，让人被毒死。总之，这些影视剧拿中药发泄着仇恨、施展着阴谋，尽量展示阴毒、残忍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中药在后宫剧中被糟蹋得一塌糊涂，让所有的观众对中药望而生畏。

从题材的意义上讲，《大长今》也应该是一部后宫剧，它的清爽、温馨、高雅让观众记住了与人为善、技术精湛、百折不回的长今姑娘，她被皇上称为“大长今”，本身就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肯定和褒奖。我国的后宫剧在一片花团锦簇中，却没有展示宫廷文化对于民族精华的升华和褒扬，即便是《好女春华》《后宫谍影》这样有意摹仿《大长今》表现后宫乐女、绣女独特生活的电视剧，也并没有给我们表现古乐古曲的精妙，没有表现苏绣、湘绣的精美，而是和《后宫·甄嬛传》《宫》等一样，进入了人和人之间的恶的轮回展现！这些后妃宫女，哪怕是年少青春，都没有了少女的真纯和善良，没有了教养和人性，更没有相扶相助和姐妹情深！

诚然，任何的影视剧中都有负面形象，如此才能产生戏剧冲突，产生娱乐效果，但是用什么去冲突、用什么去娱乐，却有一个文化上的自觉问题。《大长今》中也有尚宫之争，也有人性上的高低之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也有婆媳的矛盾，但是这种竞争是有底线的，没有超越道德底线的暗算。因此，我们在看完韩国后宫剧的时候一片惊喜，而看完我们的后宫剧一片绝望，表面看上去是控诉封建社会的后宫，糟蹋的却是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和人性！

我们经常说，文化是需要以文化人，我们的民族早就从老子、孔子那里树立了良知、良心的标准，早就有了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仁义礼智信而以仁为主，一切美以善为先，所谓给人点燃一盏明灯，为自己留下一缕光明。这种信念流传了几千年，使得我们重人伦、重仁义，才有了我们居于世界前列的伦理文化。如今在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在唯利是图、唯收视率为准的电视剧创作中，却以糟改自己的文化为娱乐、为时尚，无处不扬恶，甚至不惜拿我们最优秀的历史文化去糟改，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18世纪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称赞古希腊艺术的原创精神“高尚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被公认为经典概括！而在当代的创作中，却屡屡出现没思想、没道德、没灵魂、没自律，阴谋的躯壳内满是钱的铜味的现象。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应当形成一种良性的文化氛围，一种基于道德自律的文化自觉。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要有创新精神，有欣赏价值，但更要尊重民族的形象。在中国经济发展令全世界瞩目的时候，我们的影视剧要有责任去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去传播我们民族的善意，让国际社会从内心敬重我们民族的人格、人品，敬重我们的社会风气，这才是文化强国，这就是艺术的责任。

崔永元有言，所有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叫法律，一条是上线，叫道德。媒体人是不是应该往上线靠得近一点？我们的后宫剧在注重收视率的同时，能否也注重些民族的形象呢！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刘晔原 郑璇玉
责编：宋小

　　“中年时的成长最壮丽”——编剧彭三源谈《人到四十》创作

　　张悦

人到四十，天将过午，便是意味着中年来临，这个年龄段对于人的一生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在彭三源看来，“我们一生都在成长，而中年时的这次成长或许便是一生中最壮丽的一次。它比年轻人要深厚，比老年人有活力。所以值得一书再书。”在电视剧《人到四十》中，彭三源以细腻锐利的笔触，深刻剖析出中年人的情感生活。剧中主人公梁国辉（王志文饰）和郑洁（江珊饰）是一对人到四十的医生夫妻。在婚姻上，他们忍受了彼此多年，原本的浪漫激情被柴米油盐的繁琐取代，他们发现彼此无穷的缺点，却也真切体会到夫妻之间的情感相融，早已是密不可分的一体。除此之外，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事业小有成就但却波折不断，再加上亲戚朋友的多方叨扰，让这对中年夫妻终日在疲倦和繁忙中度日。

生活化的故事再加上医患题材，最具关注度的元素齐备，但是彭三源表示她并非是想以话题性来搏关注，真正是在内心深处就想写。“王志文演的是个精神科医生，江珊演的是重症监护室主任，我之所以以两位医生作为全剧的主要人物，初衷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因为精神科医生代表着人类精神走向的一面，重症监护室主任代表着人类肉体走向这一面，这一对医生夫妻其实代表着整个国家知识分子的结构。剧中还写到了一个商人，另外一个是京剧演员，他们也是一对夫妻，代表了追求艺术和追求金钱的成功人士的困境。另外一对夫妻在社会中是草根阶层，也在生活中遇到了种种问题……我是希望通过这三个不同的家庭组合，全景式地呈现四十岁中年人的现状，当种种困境交叉呈现的时候，当各种责任无可逃避的时候，生活本身的质感也就出来了。”

《人到四十》的开篇就是梁国辉在体检中被查出肺癌，这种“极致”的情节通常来说很少安排在剧开头，彭三源表示：“这个戏的开头没有任何情节的铺垫就让梁国辉得知自己患癌症，比如生活中某个人去医院做常规体检，拿到报告后可能得到的就是致命的打击，这在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身上经常发生，我想这种情节看似突然其实也很普遍，剧集的铺陈便是从梁国辉得知自己患绝症之后引发的情感和生活的逆转，在情节编织上其实挺‘踩钢丝’的，前几集基本围绕着梁国辉去不去治疗展开，看似没有什么大事，但极其需要编剧技巧和内在逻辑的支撑，要靠人物内心活动支撑情节往下走。”

剧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充满活力的年轻精神科医生华硕，“就像一缕阳光般照进来”，决定用自己纯洁的爱情挽救老师梁国辉，随着剧集的发展一场巨大的“情感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彭三源解读道：“梁国辉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突然告诉他生命只有半年了，第一感觉是发蒙。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踩一脚急刹车，想这半年怎么过；有的人自暴自弃；有的人被家人安排去医院接受治疗。梁国辉不想看到妻子痛苦，而华硕又希望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里陪他。梁国辉在情感上的选择是妻子郑洁。在漫长的婚姻路上，夫妻要用心经营才能白头偕老。”而在不少学界专家看来，这个剧设置“小三”华硕的形象，并不是单纯从道德角度判断，其实是在讲一种现实的合理性，也反映了当下人的精神需求。李准对彭三源说道：“对于不少中年人来说，很多感觉都已濒临麻木了，在这种状况下或许只有生离死别的高峰体验才能最检验血缘亲情真实到什么程度、强烈到什么程度；在处理男女情感上也没有简单的二元对立，既有理智上过日子的那种亲情，又有男女情感自由吸引的激情，而这又是复杂的，有很多灵魂深处隐秘的东西，这部剧的探索是可贵的。”仲呈祥借用王志文、江珊主演的电视剧《过把瘾》的主题曲歌词“这就是爱”来表达对这部剧的感受，“过去艺术对情感生活的表现，常常是采取规避、淡化的态度，走到另外一种极端，彭三源在《人到四十》中把审美对象当成完整意义上的人，既有精神形态，也有物质生活，既有情爱，也有事业，这就是当下人的精神形态的复杂性。”

彭三源认为这部剧播出后，“不少媒体把这部剧归到‘婚姻保卫战’的行列，这是一种误导和误读，其实我写《人到四十》的本意不是这样的，而是希望关注很多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人到中年的现象归纳为八种危机，情感危机只是其中一个，它还包括职业危机、生存危机、生理危机、道德危机、亲情危机、朋友危机、同事危机等，其实《人到四十》希望涵盖得更广泛。”

来源：中国艺术报
责编：宋小

今年的电视荧屏谍战扎堆、翻拍无节操、穿越大行其道，无论有关部门是否下“限”设“禁”，一些题材都已黔驴技穷。“谍战男”必须陷入人性与信仰的挣扎，“穿越女”肯定善良无辜被算计且万人迷——网友归纳出种种常见桥段，称看了第一集就能猜出最后一集，意味着编剧的技术含量所剩无几，其存在意义仅限于选取桥段库中的一个或几个连缀成篇。在大众文化的精心调教下，观众已为过多雷同题材所障，欣赏口味趋于单一，想象力急剧干涸，一方面大呼千篇一律的故事食之无味，另一方面又不知除此之外还能看什么、还想看什么，足见受众自身被动盲目，且对传播者严重缺乏信心，亟需电视剧生产者正确引导。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期待《推拿》的成功。从改编原点来看，为改编而创作的文本往往不宜改编。今年荧屏上活跃的电视剧多改编自网络小说，网络小说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创作之初就已先在地具有影像化意图，语言粗糙、对白过多、人物简单化、情节重复，这样的文本天然向“烂剧本”靠拢，几乎不具备可挖掘的精神内涵和供选择的细节经验，先天不足必然导致后天畸形。毕飞宇的《推拿》是一部文学功底扎实厚重的小说，他取材于现实，为盲人群体书写，其内容指向对普通人而言完全陌生的经验和未知的领域，盲人如何感知美，如何体味爱情，在见不到光的世界里如何定义光明、温暖，这一切都足以充分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和人性关怀，而不再一味把注意力集中在“女主角是谁演的”、“男女主角最后在一起了吗”等非关审美的细枝末节上。

从技术层面来看，遗貌取神是改编的方向。改编网络小说的着力点往往在于怎样最大限度地发挥明星效应、“hold住”小说原有读者群的同时吸引更多未读原著的观众成为粉丝，为此，演员形象精挑细选，故事情节亦步亦趋，呈现方式与COSPLAY无二。对于《推拿》这部因题材特殊而客观上几乎拒绝改编的作品，康洪雷团队的迎难而上十分可贵。为找到化黑暗为光影的途径、引起观众情感的共鸣，改编注定不止是画面对文字的直译，还应是镜头对精神内涵的表达。这对导演、编剧的体悟、感知、转译、表达能力都是挑战。

纵观我们的荧屏、银幕，好剧、好电影多改变自优秀的文学文本，由苏童、莫言、余华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都曾广受好评。除此之外，《推拿》的改编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或许是，电视剧如何拍出新意，如何吸引观众，题材的拓展、表现形式的陌生化并不限于时间和空间，还包括感官上全新经验的引入，能够欣赏的不止眼睛，充分调动观众的听觉、触觉乃至心灵才是王道。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怡 梦
责编：宋小

——编　者

众编剧剖析雷剧、雷区、雷点

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剧照

针砭时弊与文化自信

编剧与小说家有什么不同？可能最大的不同在于电视剧编剧下笔之前，就给自己定了个框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碰，有的高压线实际并不存在。于是，题材走进了死胡同。

□高璇（电视剧《婚姻保卫战》编剧）：

我和任宝茹从2009年写完了《婚姻保卫战》以后有很多困惑，其实我们在之前创作过程中感觉到一些禁忌，比如能不能表现一些社会负面、黑暗的东西。其实现代题材剧一点不比历史剧、抗日题材戏，包括当时比较火的穿越剧禁忌少。为了让片子顺利播出，我们会去简化一些、弱化一些矛盾尖锐性和过于负面的东西。其实我个人恰恰觉得，一些好东西也同样因为它的争议性牺牲掉了，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困惑。

□刘和平（电视剧《雍正王朝》 《大明王朝1566》编剧） ：

我们讴歌时代，同时能不能针砭时弊？如果说文艺作品连针砭时弊都不敢了，那是我们没有文化自信，也没有文化自觉。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编剧工作委员会的官方微博上对某一部电影进行了一下讨论，因为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我们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有很大的包容心，在逐渐开放题材的广度和宽度。就是你在揭示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些从来就没有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它容许你去面对这种变化的社会现象。我在这儿明说了吧，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这部电影。比如说电影中的女一号“小三”文佳佳，就是转型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没有办法回避它。与其我们在网上、微博上、 QQ上天天骂这样的现象，不如用文艺作品表现它。文艺作品起的作用主要就是在这儿。电影创作生产力比我们解放一些，但我们自己毫不讳言，在这方面电视剧的作者、编剧自己要解放思想，没有谁去告诉你，哪些不能写。我觉得只要价值取向、情感倾向是善良的、好的，哪怕是揭示一些问题，也是希望这些问题减少。所以我觉得针砭时弊的东西不是不能写。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文艺作品不能触及这个东西，会越走越死。

电视剧《民兵葛二蛋》剧照

家庭剧面临瓶颈

观众对家庭剧的不满在于什么？不是对这一类型的不满，是对于具体内容的不满，是话题的浅浮，是在于没有表现老百姓的真情实感。

□高满堂（电视剧《闯关东》 《温州一家人》编剧） ：

当时韩流袭来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剧还是以教育、以灌输为主要目的，韩剧带来了一些娱乐的感觉，比如说《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这些电视剧，我们感觉到非常亲切。韩剧现在为什么渐渐的不行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把剧中的主人公跟社会割裂开来，我们只能看到韩剧里的主人公的家庭角色，看不到他的社会角色，它把家庭和社会完全隔离开来，形成了一个真空状态。这种剧我们看一部、两部可以，当我们看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欺骗，是对生活的欺骗，对观众的欺骗。我们注意一下，韩剧里所有的人物，他和社会发生了什么矛盾？有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全是家庭琐碎。我们的家庭伦理剧现在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一片幸福，包括我们的片名。对社会矛盾、对人与人之间更深刻的一些冲突、一些分裂，我们都没有做到鞭挞、揭示和深刻地剖析。

家庭剧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粉饰生活。这种粉饰不会太长久，艺术的生命不能靠粉饰。所以说大家说看够了、看恶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端地制造家庭矛盾，把家庭矛盾写成了一种人和狼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无缘无故地打，无缘无故地吵闹，我想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其实这是在制造戏剧。生活不是那样，一片幸福；生活也不是这样，打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说这两点是家庭伦理剧出现的最大问题。

□高璇：

家庭剧中人物的主要矛盾是否能突破一个家庭，突破伦理关系，能不能用社会关系来结构一个故事？后来我们发现非常艰难。所有主要的矛盾变成了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于生活理念的矛盾与分歧，这类戏因为群众喜闻乐见，再加上它的题材的稳妥性，其他方面也喜欢，它的格局就定下来，成为家庭婆媳剧也叫家斗剧。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在写这类戏的时候我们觉得没的写了，因为所有的矛盾、理念都说完了。

我们写的家庭剧中的人物除了自己的恋爱、婚姻以及与父母的关系，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买房，就所有这些自我生存命题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话题？一个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内心，你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困惑？你有没有切肤之外的问题，比如公平正义、良知，所有这些东西，你是不是也关注。在你的故事里、人物里也传达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家庭伦理，以及自我实现的格局中扩开去，进一步拓展社会关怀。

电视剧《幸福的面条》剧照

艺术才华与生活的关系

这是一个古老却又亘古的话题，文艺作品需要深入生活，无论从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的要求来说，这都是一个真理，也值得编剧们反复说，反复提醒自己。

□马继红（电视剧《红十字方队》编剧） ：

老百姓们常常说我们的电视剧不接地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作者不深入生活。一个作者不是全才，他适合写一部分戏，不适合写另一部分戏。所以当不适合写的时候他可以不接，如果硬要写命题作文的话，就应该深入生活。深入生活要做到两点：一是，广泛地进行采访，和你剧中的人物面对面地接触。另外一种是读书，通过间接了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高满堂老师做得很让我感动，他写《温州一家人》剧本的时候，要采访一位成功的温州女商人，原先这位女士不愿意接受采访，高满堂一直追着这位主人公，一直追到广州。在广州，人家还不愿意接受采访，他就拉人家喝酒，一直喝到好几瓶之后找到状态了，她才滔滔不绝讲出她的创业史。这个女商人就是《温州一家人》的主人公小雨的原型。我觉得如果没有高满堂打动这个人，剧中的人物可能就不会这么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所以一部剧不接地气，一定要先从我们编剧的角度来想。我们不缺生活，缺的是深入生活。真实来自于真诚。电视剧的故事可以编，但是细节和语言是不能编的，尤其是细节，它是很多生活的积淀和发现。

□王力扶（电视剧《家常菜》编剧） ：

编剧究竟离现实生活有多远？如果不提技术因素，单单讲情怀的话，我们与小说作家还是有一点距离。我一直在追踪几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优秀中短篇小说家，比如说河北作协副主席胡学文、山西的葛水平等，我每次看到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惭愧和焦虑。他们的作品有一种跟现实同水火，跟老百姓共命运的真切感情。这些是我们比较缺乏的。我们可能过于封闭和优越感太强了。我写某一个题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技术性大于切身感受。事实上，对于创作者来说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凭什么说我们是写字的人？这个根本问题如果不想清楚的话，它可能带着我们茫然、盲目地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可能会成为市场和金钱的牺牲品。

写完《团圆饭》我就决定不再写这类家庭戏，不是说这类剧不好，而是我没办法突破，容易陷入一种复制，这个复制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消耗。所以那天我还专门发了一条微博，就是宣告这一类的题材暂时封笔。当时也是想开拓一下自己别的方面的写作。我们应该有一段时间把自己的心灵腾空一下，到下面走一走。因为事实上我们都曾经有过自己非常亲切的、贴近的，感受特别深的生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割断了这份血脉亲情。我想一定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不是其他原因。

才华是什么？说到底就是情感的深度和厚度。才华不是技能，不是阅读积累。跟真正的离生活很贴近的创作者比起来，我们有一点失血，欠缺一点沉重的思考，所以就导致了创作在某一个阶段必然会封闭，必然会遇到瓶颈。

□高璇：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40岁、 30岁的编剧，更多地只关注自我。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关心的人物、问题和生活从自己生活中脱离开，比如说我们都可能是中产阶级或者是未来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剧更多表现的是市民阶级，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格局破开，我们去关心这个城市各个角落里所有的人物，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要拓展关注人物的视野，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可以是小区里的快递员、保安，甚至是这个城市边缘不被注意的人物以及他们身上的精神。另外我觉得我们在设计矛盾的时候可以更多地带一些社会的信息量。

电视剧《楚汉传奇》剧照

娱乐不是电视剧唯一功能

当电视剧产业化时，我们提倡娱乐，但是现在回头看看，有没有矫枉过正的地方？只把娱乐作为电视剧的唯一功能，于是出现了电视剧的诸多乱象。电视剧是文化产品，没有了文化，也就无所谓产品。

□宋方金（电视剧《手机》编剧） ：

前些日子，我翻了一下李渔的《闲情偶寄》 ，这本书里面谈到的文学方面的内容也适用于今天电视剧的创作。我把我这几天的学习成果与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有一段叫《戒讽刺》 ：“武人之刀，文士之笔，皆杀人之具也。刀能杀人，人尽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 ”它说的是不要以为只有刀能杀人，文人的笔也能。像今天电视剧的观众，有一部分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小孩，你写一个人从椅子上掉下去他也会乐，但这样的创作有没有意义呢？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柳桦（电视剧《洪湖赤卫队》编剧） ：

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匠，一个有娴熟技艺的工匠。每天都是背着笔记本找一个咖啡店写，到晚上再回来。但是并不妨碍我有一颗艺术家的心。

作为手艺人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本领。一是鉴赏能力，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好东西。现在这么多收视率很高的雷剧，这是一个客观现象，我们回避不了。但是作为创作者你要知道这是雷剧，你要有一个态度，这类剧我们是不做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关乎编剧的尊严。第二是创作能力，原创能力。你不做雷剧你能做出什么剧来，这是对自己的要求。当然这个可能跟你的底线是有关系的，当你面对经济诱惑的时候，你能用什么办法，用多大的尺度保持自己的坚守。第三是交际能力，交流能力。交流能力是什么呢？虽然写电视剧是很个体的手艺，但是你和投资人策划人交流，是很有技巧的交际问题。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心得，没有发生过不可调和的矛盾。我的心得就是所有人给你提意见的初衷都是希望这个戏能成功。在这个前提下每个人意见我都会认真听，我也会替他着想，他提这个意见是为什么，往往我会比他更早的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来。因为策划和编剧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可能提意见的能力强一些，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差一些，往往他们提一些在我们看来似是而非的意见，或者简直没法儿要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把他的意见梳理成我能接受的意见，然后我提出我的解决方案，一般情况下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李文强（电视剧《枪神传奇》编剧） ：

我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的抗日戏，鬼子也很傻。但那个“雷”它背后包裹的是政治问题，而今天的“雷”包裹的是娱乐问题。观众喜欢刺激，于是我们给他刺激，只为达到娱乐效果，所以编剧不去创新，不去关注全新的人物关系、全新的价值走向、全新的主题。所以抗战剧没有变，一样是这么几个人，拿着枪去抗日，尼姑完了来和尚，和尚完了来道士，只是换了一个壳，里面的东西全是旧的，这不叫新，这个叫奇，于是就变成了猎奇。在猎奇的过程中很容易就变成了“雷” 。那不“雷”的是什么？接地气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哪儿？

创新是使命

飞速发展的时代，给文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壤，在电视剧看到新人物、新故事、新思想、新感受，这是观众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

□梁振华（电视剧《密战》编剧） ：

我们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无数的人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有创新。这成了大白话，在写作的时候怎么创新？很多人说学美剧。我有一个朋友，他看过的美剧、西片，可能是我的十倍，他除了写作之外全在看这些，但是很奇怪的一点，只要他动笔写戏，他呈现出的任何东西在中国没办法播。看他的剧本几乎完美，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语境里，这是不可能跟中国电视剧观众互通的。我当初在写《密战》的时候也有人建议我，希望写成美剧。凭我当时对电视剧非常肤浅的认识，我还是固执地加了一条家庭伦理线，后来我发现完全是这条线救了这个电视剧。后来我跟我的编剧朋友说，你如果依然把美剧作为你写作的意念的话，你的编剧生涯可以结束了。

□刘和平：

个人建议，把我们的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讲过的几句话改一个字，可以贴在我们的书房，时时提醒我们也是好的。他说：前人说过的我不再说，别人说过的我不再说，我自己曾经说过的我不再说。我们就把“说”字改成“写”字。当我们在创作一部新的作品的时候，前人写过的我不再写，别人写过的我不再写，我自己曾经写过的我不再写。当然不一定都这么做，但是只要你有某些方面做到了，你都在进步，你都无愧于自己这个职业。如果老是重复，你就等于是一个打工的，你不是第一生产力。

□高满堂：

鲁迅先生说，“傍依和模仿，决不会产生真艺术。 ”这绝对是真理。现在年轻编剧遇到一些策划师、导师，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大家一定要警惕。鲁迅先生还有一句话，在年轻人当中愿意充当导师的人，大抵不是正路货。我不是反对策划、创意，但我们一定要警惕这样的人。意见可以听，但绝不盲从。我强烈呼吁什么呢？我们的电视剧应该出人物，一定要出人物，时代的列车在奔跑，但是人物依然在原点上，这是我们电视剧的大问题。就是说电视剧中的人物有几个放在艺术的画廊里有储存价值和保存价值？很少很少。希望大家讲一个有个性的故事，推出一个独特的人物，他不是一般的艺术形象，而是艺术典型形象，我们强烈呼吁的是艺术典型形象，而非一般的艺术形象。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本报记者 吴月玲
责编：宋小

音乐选秀类节目“兵荒马乱”

借《中国好声音》的巨大影响力，2013年歌唱类对决综艺秀季播节目烽烟四起、战云密布。湖南卫视本季《我是歌手》刚刚在争议中落幕，《中国最强音》又将于4月19日接档同时段，且打出“大型音乐励志秀”的旗帜，与其他卫视季播节目正面展开对抗。同样受到关注的2013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也于日前启动，届时，深圳卫视等将对比赛全程播出，杀入地方卫视季播战团。据悉，本届大赛将变量升级，在比赛形式上援引体育联赛的方式，打造成中国首个“流行音乐超级联赛”。在大赛启动仪式上，主办方更是提出要与时下“真伪参半”的电视真人秀做出区隔，并用差异化的手段真正为中国流行乐坛带来好的创作和人才。由此，音乐比赛如何在市场压力和观众需求下求新求变，如何在借助电视手段加以综艺化呈现，且在呈现的同时坚持其专业比赛的特质等无疑成为“博弈”的关键性话题。

真人秀节目“井喷”，导致“选手荒”、“嘉宾荒”

近年来，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井喷”导致的一大隐忧，在于参赛选手的资源上，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电视节目经常遇到选手撞车的情况。今年又是音乐赛事的大年，可以说从年头唱到年尾。央视“青歌赛”激战正酣，各个卫视也都打起了音乐选秀保卫战，据悉许多比赛陷入“选手荒” ，而与“选手荒”对应的是“嘉宾荒” 。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主席付林打电话邀请几位著名歌手加盟本次金钟奖大赛都被告知已被几档节目“预订”了，付林无奈地表示：“现在是‘马’也少，‘伯乐’也少，大家都在抢明星、抢资源。 ”

说到自己的“徒弟”刘欢、那英去年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名誉主席谷建芬表示她也看过几期节目，对于两人在节目中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谷建芬同时表示：“毕竟像这类引进版权的节目对于导师、评审的要求是相对固定的，这对刘欢、那英来说实际上构成了发挥上的限制。 ”

鼓励原创，解决选秀节目部分“老化”问题

有人认为，从山寨抄袭到引进版权，是中国电视界的一大进步，通过模仿，将来也许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原创，这也是目前解决中国综艺节目尤其是选秀节目部分“老化”的手段之一。但深圳广电集团总裁陈君聪表示：“一味引进国外成熟模式，连节目流程都照搬国外节目，对本来就式微的原创中国音乐选秀节目，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现已快速进入了一个‘模板’时代，中国电视人跟着外国模板亦步亦趋，从文化上走上了‘世界工厂’的老路” 。对此，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也表示，时下一些流行的“唯收视率论”的真人秀，迅速吸引眼球、但不考虑社会责任，这种“破坏式的经营”方式只可能有短期效应，但无法一直维持下去。专家们表示，“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现有一些模板的基础上有突破性的创新，形成一个延宕程度高、有自己的特色的节目模板，下功夫练出自己的节目‘宝典’，由此来打造中国流行音乐最顶级的赛事。 ”

“现在的一些节目，哪儿都走，就是不走心。音乐恰恰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打动人心。”谷建芬强调。“如今的电视节目依靠着大排场、大制作、大投入，形式感堪称一流，但真正打动人的却越来越少 ”她认为在大多数音乐选秀节目均以翻唱为主的时候，强调鼓励原创尤为可贵。比如金钟奖将特别设置智能演绎原创歌曲的比赛环节，并希望通过几大唱片公司的加盟来挖掘各公司“曲库” ，让优秀的原创作品脱颖而出，这就值得肯定。“最重要的还是要保证音乐的本质，应该依靠音乐本身的力量和娱乐性博得关注。中国的流行音乐还是应该靠作品，需要强调原创。 ”付林表示。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本报记者 张悦
责编：宋小

前些天，法国皮诺家族将向中国政府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一事，上了很多媒体的头条。在一片叫好声中，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阳“点醒”大家说，这次的企业家捐赠流散文物是“绝对的特例”。言下之意，此举乃各种综合因素冲撞糅合发酵之产物，很难成为“典型案例”。如果就此对圆明园文物回归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未免幼稚。

此言有一定道理。不抱幻想，抛弃哪怕是谨慎的乐观，对于我们更科学有效地做好“国家文物回归事业”具有激励作用。但是再“特例”的事例都会有规律性因素隐藏其间，值得我们深挖之后举一反三。比如，此举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文物返还其原属国价值理念的认同？比如，像中法建交50周年这样的重大契机是否会为“悬案”提供新思维？比如，当中国人因反感于皮诺家族的先前作为而选择远离其奢侈品，他们是否会有“得不偿失”的顾虑？还有，近日嘉士得在上海设立了首家获得独资拍卖执照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面对巨大的拍卖市场，他们是否会对当初的举措有所反思？凡此等等。无论是单一的因素还是综合的因素，既然发生了“特例”，那么假如能够抽象其成因元素，并长袖善舞地运用于“实战”，相信“文物回归”的前景会因为“立体化”而给人正面的愿景。

诚然，圆明园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大伤痛，这个伤痛对中国人来说无法忘怀，甚至和民族耻辱绑在一起。用宏大的声音向国际社会宣传“文物返还其原属国”的主张，并且通过律师走出国门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干预不当的拍卖，这些无疑是要继续进行的。但是当个人或企业与文物发生关联时，付出经济代价的个人或企业不会简单地“完璧归赵”，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或在情理之中。我们的“爱国至上”，也并一定能够让人感同身受。而建立“文物返还其原属国”的国际立法，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操作层面来看，怎样的文物必须返还，怎样的文物可以留在彼国，这都是需要通过反复的论争和论证才有可能达成有限的共识。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如何保证极其重大的文物逐渐回归，这才是重中之重。

现在在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中，除了这次皮诺家族的捐赠，已经回归的有5件：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马首，它们分别在2000年、2003年、2007年由爱国人士出资抢救回国，目前收藏于国内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出资抢救”和“无偿捐赠”，让文物殊途同归——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回归”方式呢？窃以为，一切皆有可能，当爱国情怀、国际情怀、人道情怀以及利益准则、道德准则发生化学反应之后，冷不丁还会冒出些新“特例”，我们不妨给点“谨慎的乐观”。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巽达
责编：宋小

◎电影是艺术，不是宣传工具，教育观众的前提是感染观众。

◎东西方文化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诠释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不能强行弥合这种差异性。

电影《钱学森》剧照

在不久前的某次论坛中，军旅作家柳建伟对《泰囧》《西游降魔篇》等卖座影片剧作的导向性问题提出批评，引发广泛关注。事实上，柳建伟的言论之所以能够掀起如此之大的波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电影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泰囧》这样的影片在都市中已近乎无人不晓。也正是因为电影业已成为广大民众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品之一，国产电影中许多过去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瑕疵，才会显得愈发“扎眼” ——剧作的问题，无疑是其中最“扎眼”的一个。

4月19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作家杂志社在浙江绍兴举办了名为“中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的创作研讨会，王兴东、韩志君、黄亚洲、赵葆华、艾克拜尔·米吉提、孙毅安、汪海林、王浙滨、闫刚、高大勇、费明、贺子壮等20余位著名编剧齐聚鲁迅故里，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发展之路出谋划策。

在众多编剧看来，缺乏常识、缺乏人性已成为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痼疾。韩志君指出，编剧必须真诚、真实并且富有远见地表现生活，不应被一时的权力或潮流所把控。“‘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将弯弯绕、小算盘等今天看来极其鲜活的人物打上‘为富不仁’的标签并狠狠批判，这种创作手法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拥护，但现在看来无疑是反常识的。 ”韩志君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追求财富其实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现实的冲动，是最世俗也是最崇高的理念，是最卑微也是最伟大的行为’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曾经的光彩就会变得无比黯淡。 ”

曾创作过《钱学森》 《没事偷着乐》等电影剧本的孙毅安看过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后感觉很不舒服，并预感到这部影片难以被更多国家的观众所接受。“这的确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影片，但剧本所表达的价值观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果不其然，一位美国朋友看完影片后问孙毅安，为什么你们的创作者认为妓女就可以代替女学生去死？难道女性的尊严是有差别的吗？这些妓女活着的时候已经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为什么还要让她们做替死鬼？“面对这样的疑问，我无言以对。”孙毅安说，“我不能对外国人说‘玉墨’们的行为是高尚的，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这种‘高尚’ 。 ”

孙毅安记得香港导演陈可辛来内地拍片后曾经如此吐槽：孩子们在香港上学时，老师告诉他们你首先要爱自己，然后才能爱家人、爱老师同学、爱这个社会；但在内地，孩子却被教育首先要爱国、爱集体。“我们拍了那么多英模片，观众为什么不爱看？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雷锋、焦裕禄还是孔繁森、牛玉儒，都在青壮年的时候去世了。有些孩子看过影片后会问父母：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人都不得善终呀！”孙毅安说，“你看美国电影，好人最后的结局都是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好人有好报，我认为这种导向才是正确的。 ”

孙毅安对英模片的观点得到了编剧贺子壮的认同：“电影是艺术，不是宣传工具，教育观众的前提是感染观众。”几年前贺子壮曾参与过华表奖的评选工作，在短时间内集中观看了大量主旋律电影，他发现这类影片的一个通病是简单直接地将主人公“神化” 。

有人质疑，广受欢迎的好莱坞大片里不是同样有神一般的英雄吗？“他们的英雄要么是与普通人大相径庭的‘超人’ ，比如蝙蝠侠、蜘蛛侠；要么是境遇所逼，不得不奋起拼搏，救别人也救自己的‘孤胆英雄’ ，比如《碟中谍》 《飓风营救》里的主人公。这样的英雄与我们电影里的英雄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贺子壮的分析也为国产英模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某些参考：我们的英雄不能总是被抽象的信念所支撑，也不能成为说教的机器，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欲望、有缺点的普通人——正如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乔安山那样的人物，才是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英雄。

《金陵十三钗》 《让子弹飞》等国内热门影片折戟北美影市的经历，让制片人、编剧王浙滨回忆起了自己创作电影《芬妮的微笑》剧本时的往事。“我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了奥地利老人瓦格纳夫人的故事——60年前她追随自己的恋人漂洋过海，在中国乡村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其间经历无数战争动乱，却始终不离不弃地挚爱着她的丈夫。”王浙滨说，“在与奥地利制片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更关注人性和人内心的秘密，关注光明与阴暗、生存与死亡；而我则更注重大时代中的人物命运，关注人物置身于环境中的欢乐与幸福、苦难与挣扎。就是在这种观念不断碰撞的创作环境中，我完成了《芬妮的微笑》的剧本写作。 ”

影片拍摄完成后不久，王浙滨在蒙特利尔电影节上看到了奥地利电影人拍摄的同题材影片《桥那边》。《桥那边》一开始就是一个18岁少女的决定，她要到中国去，要嫁给父亲警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全片故事正叙，从少女到老年；而《芬妮的微笑》则是娓娓地讲述：一位八旬老人，中国农妇装束，欧洲人的面孔，回忆伴随着人物命运跌宕起伏而展开故事情节，影片结束于她站在丈夫墓前的场景。“东西方文化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诠释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不能强行弥合这种差异性。没有一部电影适合所有国家、地区的所有观众群观看，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受众局限性。文化上的相互碰撞，同时也意味着相互触合，关键是要讲述人类共同的话题。 ”王浙滨说。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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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看得懂的就是好电影

什么样的电影是成功的？

“无疑是观众看得懂的电影！”首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如是说。他导演的电影《爱情的奴隶》《黑眼睛》《蒙古精神》《十二怒汉》等荣获过戛纳国际电影奖、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他认为：“一部电影如果需要导演来揭示它的深意，显然是不成功的。电影需要观众自己去感知其中想要表现的哲学观、世界观、人生观。观众看得懂的电影就是成功的电影。”

担任过多个国际电影节评委的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说，电影节的成败取决于参赛片整体质量，有足够片子可以选，评出的电影就更具价值。他表示，参加“天坛奖”的影片水平很高。首届“天坛奖”只设立10个奖项，非常正确。如果再少一点，含金量会更高。

“天坛奖”评委、中国导演顾长卫认为，电影是多样化的，观众也是多样化的，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观众缘。只有兼容并包，用多种多样的故事和风格，才能把中国悠久的文化与丰富的社会形态向世界传播。

作为英国导演协会主席，“天坛奖”评委艾维尔·本杰明认为，“中国与英国、法国电影没有什么不同，都希望被听到心声。我们所讲述的故事永远是具有全球性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以及这个国家人民所度过的那些日子。通过北京国际电影节，我观看了50部中国电影，我看到了新的东西，不同的文化，也看到了在我生命中每天都在思考的东西。”

应多拍打动人心的电影

电影节上，两部高票房的中国电影《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也引起热议。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著名编剧柳建伟近日在第四届“中国影协杯”编剧高峰论坛上直言不讳地表示，《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等电影虽然票房一路走高，但从长远看对人民利益有损害。两部片子属于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然主义阐释。

尽管《泰囧》票房一路高歌，然而在美国却遭遇了滑铁卢，为什么中国电影总出不了国门？

应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奥斯卡主席霍克·考奇表示，中国电影想要走向世界，光靠《泰囧》这样的喜剧是不行的，中国电影要多拍一些讲述人类共通的人性故事。

霍克·考奇认为，喜剧走向世界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每个国家的笑点不一样，《泰囧》在美国遇冷是正常的。中国电影要想走向国际，赢得全世界的关注，应该多拍感动人心的作品。近年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中很少出现中国电影的身影，这与电影故事有关。国界并不重要，只要故事打动人心，就能让中国以外的观众认可。像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不管在哪个国家都能产生共鸣。中国电影人应该看看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5部影片，思考他们之间有何共同点。

中国缺乏有灵魂的电影

2012年中国生产故事影片745部，电影总票房170.73亿元，观众人次达15亿。然而反观中国电影，能够走出国门、引起世界关注、令人回味无穷的电影作品并不多，这是中国电影的遗憾。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表示，现在中国缺乏有灵魂的电影。目前中国的一些电影，过多的营造视听奇观，刺激受众视听感官，冲淡了电影文化本应该带来的精神美学。一年生产700多部电影，但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电影太多。近10年来，中国的电影产业化发展速度惊人，票房从9个亿增长到170个亿，回过头来看中国电影，缺乏经典品格的电影，或者说具有经典人文品格和审美品格的电影偏少，这不得不引起电影人的反思和警惕。

香港导演吴宇森认为，有文学性的电影才算是好电影。电影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拥有很强的文学性。他说：“一部电影，能够让你哭，让你笑，让你产生感触，它就具备了成为好电影的基本条件。事实上，从电影史来看，那些真正能够成为经典的电影，大多是一些文艺性比较强的电影。”

法国导演吕克·贝松认为，电影虽然不能拯救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是济世良药，但要为观众考虑考虑，让观众能看懂，打动人心才能产生心灵共鸣。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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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娘要嫁人》剧照

电视剧《娘要嫁人》改编自著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由严歌苓亲自编剧。当初写剧本时，严歌苓就想，如果女主人公齐之芳由蒋雯丽来演该多好。后来蒋雯丽果然主演了该剧，这也是在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之后，两人的再次合作。这部长达46集的电视剧刚刚上演了大结局：单身母亲齐之芳，经历了和3个男人的感情纠葛，走过了30年的沧桑岁月后，最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有人看完这部剧，将其总结为“一个母亲的艰难爱情史” ，蒋雯丽觉得这个概括很准确。

“其实她们很像歌苓姐”

当年接拍《幸福来敲门》前，蒋雯丽先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本子，她将在其中饰演一位女警察，但看完之后觉得人物不够丰满。随后就接到了《幸福来敲门》的剧本，她回忆：“当时看了就觉得剧本很成熟，最重要的是人物很丰满，很有特点，故事也很好看，是拿着就可以开始拍了的本子。 ”于是就有了和严歌苓的第一次合作。在这部剧中，她饰演主人公江路，一个打扮时髦、烫着大波浪的大龄单身女孩，在冲破各种阻挠嫁给意中人后，作为两个孩子的继母在一个家庭中的挣扎和坚守。

严歌苓写出场时的江路，不描写她的脸，而是写她穿着一双高跟鞋的脚，再加上蕾丝边儿的裙子，外裹一件风衣。就这一笔简单的描述，蒋雯丽就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了，“很有风情，爱美，有自己的追求”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江路。在《娘要嫁人》中，齐之芳出场时30岁左右，大长辫子，额头上有两绺自己卷的刘海，唱歌好听，是单位里的文艺骨干，穿着白衬衣蓝裙子走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某个城市。

于是有人问蒋雯丽，这两个女人是不是挺像的，都有点小资情调？“其实她们很像歌苓姐。 ”蒋雯丽笑称，“她们的外表特别女性，很爱美，但是骨子里又很坚强，讲义气，有一种男性的精神气质。她提供了人物的这个基础，我的表演就会往这个方向靠。 ”她称她们是“非常不同的女性” ，说严歌苓是“擅长抓人物特点的很棒的作家” 。

几乎所有看完该剧的人，都对蒋雯丽的表演给予了肯定。严歌苓说她演得非常到位，“让我非常惊艳” 。 《娘要嫁人》的导演乔梁剪完片子再回看时，“看到蒋雯丽的表演还是有欣赏的感觉，她收放自如，在表演上做的很多非常微妙的处理是导演给不了的” 。

女人选择谁，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当孩子们长大，他们似乎很少甚至从不去探索他们的父母，尤其是守寡鳏居的母亲或父亲，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内心经历的情感。严歌苓关注到了这一点。“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也好，或者道德标准也好，都觉得探讨父母的情感是一件挺难以启齿的事情。 ”她说，“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如果有孩子后还有非常丰富、非常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的话，他们就会为这件事情感到羞耻。 ”

严歌苓自己也曾经是个父母离异的孩子，在她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时，曾有过走入并接受父母亲的情感世界的经历。所以在她看来，人在任何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享受爱情的权利，特别是寡居的父母。于是她创作了《娘要嫁人》 ，“我想塑造这样一个非常不屈的母亲，在情感上有自己的坚持，并多次因为坚持而遭受磨难” 。

30年时间，在齐之芳30岁到60岁的生命中，出现了3个重要的男人，而她的抉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艰难无比。蒋雯丽说：“她的每一段感情我都是可以理解的。她跟小戴趣味相投，在精神层面最接近；肖虎有男人的宽肩膀，可以让她依靠；老李可以给她物质和地位。作为女人，我们的选择是什么？这些问题其实在今天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

很多剧都找过蒋雯丽饰演寡妇，她们通常都表现为“含辛茹苦带孩子” ，但是齐之芳这个寡妇让她觉得不同，“她既要当娘又要当女人，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都是特别难做到的事情。今天的女孩都既想要物质又想要精神，这很难两全，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困难的时代” 。“在中国的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个单身母亲对于情感的选择，和社会对她的要求，中国传统对她的要求，一定会产生冲突，能够形成戏剧性。 ”严歌苓阐释自己的构思，“我着重讲述一个母亲不轻易为了生存嫁人，但想为爱情嫁人又很难，这是一个坚强的、自尊的女人。 ”

“我们的精神生活，不像父辈那么丰富了”

在《娘要嫁人》的最后一集，头发花白的齐之芳终于和肖虎牵手，在两人的身后，一大片桃林正在被砍倒。每次看到这里，蒋雯丽就觉得这像契诃夫的《樱桃园》 。“一些东西也好像随之被砍掉了，这些关乎于精神层面的对于理想、真爱的追求和坚守，全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东西，留给我们一种苍凉感。 ”

今昔对比，乔梁也很感慨时代变迁中这种精神气质的流失。“相比剧中的60年代，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可以称得上奢侈，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实际上不像我们的父辈那么丰富了。 ”他说。现在的“80后” 、“90后”们约会无非就是去咖啡馆，精神生活越来越贫瘠，但他从齐之芳身上感受到的是，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虽然生活非常苦，她却没有丧失掉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她中间也动摇过，想放弃爱情嫁了算了，但最后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而现实是这种精神生活随着时代的改变给她的空间越来越小。 ”他说，“齐之芳永远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永远有自己的追求，这是我们想在这部剧里传达的东西。 ”

好在还有那些年代可以在剧中去还原和怀念。为了呈现几十年前的生活光景，剧组不惜耗钱耗时，花了500多万元搭景，包括齐之芳工作的邮电局大楼，邮电局旁边的街道，小戴服装店的外景等。

3个十年的时间跨度，乔梁也分了三个阶段，在画面上努力营造出不同的年代感。他介绍，对60年代的画面处理，是有点像老苏联电影的感觉；到了70年代，把温暖的基调调淡了一些，多了清冷之感，同时因为“文革” ，加了一些红色调的东西，“做出一种年代气氛的同时，使画面有一种跳跃的不和谐” ；而到了百废待兴的80年代，他在画面上渲染了新生之感，“阳光会很明亮，强烈到会有一点点爆的感觉” ，同时，就像歌曲里唱的这个时代那样，是“白衣飘飘的年代” ，在人物造型上，这些元素也都融入其中。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本报记者 高艳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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